全球化进程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

遐思客

冷战结束后开始突飞猛进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进程,在影响和改变了几乎世界每一个角落之后,近年来出现了停滞的迹象。我们曾经听到过的无数赞美和期待之言,被质疑和斥责之词取代了。政治光谱上属于不同区域的人,突然发现了共同的敌人,开始把愤怒指向“万恶”之源:全球化。与此同时,与全球化密不可分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Liberal Internationalist Order),也开始引发各方的疑虑和否定。不少人着手从地缘政治学的霸权平衡术,或者文明冲突理论的斗争法则中,来寻求取代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理念的哲理观念。

对于那些洞察到欧盟对国家间融合的启迪意义,认识到当今国际秩序和全球化正在开启世界大同之门的人来说,眼下的迷茫和困顿是痛苦的,责难和怨气是非理性的。值此动荡的时代,我们需要点亮理性之光,厘清全球化进程的来龙去脉,阐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历史使命。

全球化的定义

按照美国国家地理杂志(National Geographic)的定义,全球化这个词语,意指世界在文化和经济上日益增长的互相连通和互相依赖的现象。20世纪后期开始的信息革命,更是为全球化插上了翅膀,赋予"互相连通"和"互相依赖"以全新的含义。在当今世界,全球某一点的经济成功或失败,都会让世界主要经济体感受到它引起的变化。"地球村"的概念,已经不仅是理论上的,更是现实中的存在了。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21年更新的网页指出,"全球化"这个概念,是在1990年代开始被普遍运用的。全球化在历史上的驱动力,来自技术进步,交通革新,和跨国公司的发展。全球化的保障力,则是由二战后美国主导建立的国际经济秩序提供的。这个秩序的构成,有赖于一系列多边协商形成的规则,制度,和机构。全球化对于世界整体,是利大于弊。但是对于一部分社会成员,则是弊大于利。
斯坦福百科全书强调,专业学者大体同意,全球化进程改变了人类对时间和空间的认知,从而在社会活动的许多方面,削弱了地区和国家的重要性。这就是学者谓之国家去领土化,社会互联化,变动加速化的进程。这个进程牵涉到几乎社会生活所有方面,而且会历时弥久。

全球化面临的问题

即便全球化的高歌猛进给世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我们也毋须讳言,全球化进程中出现了许多问题,它的继续前行面临严峻挑战。其中最引人瞩目的问题当属利益分配不平衡。这种不平衡既表现在国家之间,也表现在国家内的不同社会阶层之间。富裕国家的收益高于贫穷国家的收益,富裕阶层的收益高于贫困阶层的收益。再有,资本在国际上的大规模流通导致富裕国家某些行业完全外流,因而形成行业性失业。另外,跨国产业链的机制,使得统一规则难以制定,难以实施。最后,人员,资本的随意流通和产品的国际一统化,促使许多人开始担忧文化认同的退化。

正如经济学家亚当·波森(Adam Posen)所说的那样,所有这些全球化面临的问题形成的合力,长期以来造就了两股明显的侵蚀力量,不断地阻挠和破坏全球化的前进。第一股力量是各国的民粹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他们针对自由贸易,投资,移民,和观念传播,设置种种障碍。第二股力量是某经济上已经卷入当代国际秩序的大国,处心积虑地挑战国际秩序的已有经济和安全规则,令国际秩序的领袖国和其他参与国被迫采取与之脱钩的措施,大大妨碍了世界产业链的运行。与此同时,新冠病毒的肆虐和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战争的爆发,更是增添了全球化进展的麻烦。

去全球化是选项吗?

那么,去全球化(Deglobalization)是一个合理的选项吗?只要我们认真思考一下停止使用互联网,回到手写邮件时代的可能性,就知道答案是否定的。生活在2022年的人是不愿也无法回到1922年的。全球化的基础是二战后开始的长足科技进步。这种给人类全体带来全面便利的科学技术,不可能被任何势力抹杀或废除。而且,根据美国外交关系协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资深会员爱德华·爱尔登(Edward Alden)的分析,去全球化势必带来全球性通货膨胀,劳工短缺,破坏性贸易保护主义,和金融系统震荡。走回头路如此这般的负面效应,足以嚇阻已经享受了全球化益处的人们,跟随去全球化提倡者一路狂奔的决心。去全球化的步伐,就是迈开了,也走不远。

既然去全球化是逆进步潮流而动的非理性选项,我们就有必要考察一番,国际社会需要做什么样的努力,来解决全球化面临的问题,夯实全球化的制度基础,以便推动二战后全球化的第二次浪潮。若论全球化的制度基础,就不能不分析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没有这个国际秩序,全球化不可能进展到今日的程度;而没有这个国际秩序的进一步优化,全球化也无法更上一层楼。

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理念的由来

美国的自由国际主义(Liberal Internationalism)起始于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面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世界,尤其是欧洲,造成的巨大破坏,威尔逊萌生了以自由主义为意识形态基础的国际主义观念,提出建立一个和平谈判形成的国际秩序,维护世界和平,防止一战那样的毁灭性战争。威尔逊的具体国际主义理念,体现在他的十四点和平计划和国际联盟的构想之中。这个被后世学者称作威尔逊主义(Wilsonism)的理念,主要内容就是以民族自决推动民主主义在国际社会的发展,在此基础上,用和平谈判的形式,建立以共存共荣为目标的国际组织,保障世界和平和发展。虽然由于当时国际和美国国内的政治条件限制,威尔逊的国际主义理想没有在政治实践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其理念也存在明显的时代限制,他的理念依然具有伟大的世界史意义。威尔逊主义在世界史上第一次把民主主义的理念融入了对国际秩序的思考,让自由平等博爱超越了国界,不再以国家为基本单位,而是成了国际秩序的意识形态基础,开创了自由国际主义的历史新篇章。

自由国际主义的哲理基础

美国自由国际主义理念的腾飞阶段,是在罗斯福新政时代。这也是美国现代自由主义启动和发展的时期。如同国际政治学家约翰·艾肯贝瑞(G. John Ikenberry)所说,罗斯福式的理政方式(Rooseveltian approach)根植于杜威(John Dewey)的实验主义哲学。这种首次摆脱欧洲思想传统的哲学,把公众看作相互依存的群体。这个群体的存在模式随着技术进步不断地变化,从而要求社区和政府形式随之改革。从现代自由主义的角度看,古典自由主义(laissez-faire liberalism)错误地认为,民主政府任何形式的权力扩张都是在侵蚀个人自由。事实上,20世纪的新形势需要政府公权力为个人自由和公共利益提供服务。

就在罗斯福把现代自由主义的理念运用于美国国内的新政改革时,他对于战后国际秩序的思考在同一条思路上展开。也就是说,罗斯福的国际秩序思考,实质上是把新政国家(New Deal State)扩展为新政国际。自由国际主义由此定型。如同艾肯贝瑞所分析的那样,罗斯福奠定的自由国际主义有5个信条。第一个信条有关开放性,要求参与新国际体系的国家保证经济和政治的开放度和透明度。这是对自由民主国家的基本要求。第二个信条是,参与新国际体系的国家,必须对一个宽泛定义的规则基础上形成的国际体系,有必要的承诺。遵从规则是民主宪政国家的政治基础,也是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政治基础。第三个信条是,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意味着某种形式的安全合作。这种以互利合作为政治基础的安全保障体系,完全不同于帝国主义的强制性,屈辱性的安全保障,也不同于地缘政治体系的恐怖平衡机制。自由国际主义的第四个信条是,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治理下的国际社会具有纠错机制,是可以改革的。第五也是最后一个信条是,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会推动参与国家走在由自由民主理念定义的进步道路上。这是自由国际主义理想的内在逻辑决定的。如果要用最简洁的言辞表述罗斯福自由国际主义的理念,那就是他在1941年的国情咨文中清晰表达的四大自由概念(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作为一个现代自由主义者,罗斯福在美国国内和在国际社会的追求是完全相通的。他在国内要建设一个符合现代自由主义理念的进步社会,在国际想建立一个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

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建立

罗斯福决定介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目的之一,就是在战后建设一个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为此,在战争期间,他就开始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具体思考。罗斯福从威尔逊那里更进一步,认为新的国际秩序需要一系列国际组织及其附属的运行规则,涵盖政治,经济,安全,卫生等各个生活方面。战争临近结束时,1944年7月,44个盟国的730名代表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New Hampshire)的布雷顿森林(Bretton Woods)召开了20多天的会议。会议的最后一天,代表们签署了布雷顿森林协议,同意建立一个集规则,机构,和程序为一体的系统,管理国际货币体系。史称布雷顿森林体系。罗斯福1945年去世后,他的继任者杜鲁门(Harry Truman)继续执行罗斯福的国际体系构想,在经济方面,建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国际复兴开发银行(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世界银行(World Bank),以及关税暨贸易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在国际政治方面,杜鲁门和盟国领袖们一起建立了联合国(United Nations)。在国际安全方面,杜鲁门与欧洲盟国和加拿大领袖们合作,建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The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NATO),与日本签定了美日安全保障条约(Security Treaty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签定了美澳新安全保障條約(The Australia, New Zealand, United States Security Treaty),1953年上任的艾森豪威尔(Dwight D. Eisenhower)又与韩国签定了美韩共同防御条约(Mutual Defense Treaty (United States–South Korea)。在卫生方面,杜鲁门与联合国会员国合作,建立了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在建立这一整套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机构,规则,和程序的过程中,美国无疑起着主导作用。无论是这套秩序的理念还是具体实施细则,美国总统及其助手们的想法都起着主要作用。在这个意义上,美国在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建立过程中,扮演了"自由主义霸权"(Liberal Hegemony) 的角色。而且,美国在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中,具有"公共产品提供者" (Provider of Public Goods) 的身份,为该体系中的其他国家提供服务,以保证这个秩序所提倡的开放透明,安全可靠能有效体现,并推动自由民主的理念可以有所成就。

罗斯福和他以后的美国总统们,以国家力量介入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运作,与罗斯福新政中用公权力介入社会/经济改造的思路,是完全一致的。从哲理层面讲,这种介入是现代自由主义中积极自由精神的体现。

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成就和困境

二战后近80年的历史进程,是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展现辉煌成就的历程。这个国际秩序在世界的广大地区,给民众带来了巨大的福祉。在经济,文化,卫生等各个生活领域,人类所取得的进步,是任何其他世界史时期无法比拟的。一些原来不在这个国际秩序之内的国家和地区,目睹这个秩序的成功后,争先恐后地申请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所有的164个成员国(地区)充分表明了这个国际秩序的强大吸引力。

由于自由国际主义的理念与全球化是密不可分的,近年来的反全球化活动也催生了国际性的反自由主义(Illiberalism)浪潮。如同学者库雷(Alexander Cooley )和奈克生(Daniel Nexon)所说的那样,这股国际性反自由主义浪潮,剑指自由国际主义理念,开始威胁到了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运行,乃至生存。

仔细观察后可以发现,国际反自由主义代表人物的意识形态基础是国家/民族主义,也就是把国家或民族视为高于一切的政治实体。为了国家或民族,这些反自由主义者可以牺牲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可以放弃或者损害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从欧洲的保守派民族主义者,到亚洲的初心意识形态民族主义者,无不打着维护国家的旗号损害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他们从各自的角度向自由国际主义理念发难。要说他们的不同,可以这样看:欧洲保守派民族主义者的目标,是把历史车轮拉回20世纪前期,甚至19世纪,他们可以随意建立民族王国,保障各自民族的纯洁性。亚洲民族主义者则期望建立大东亚共荣圈那样的国际体系,以他们的帝国梦想取代自由主义国际秩序。

面对如此甚嚣尘上的挑战,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为了世界的前途,除了迎战,别无选择。

21世纪自由国际主义理念

当我们思考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面临的困境时,难免会问,出现这样的困境,是因为这个国际秩序和自由国际主义理念自身的内在缺陷,还是因为外部不可抗拒的破坏性因素干扰所致?艾肯贝瑞的学术洞察力,又一次为我们提供了具有强烈思考激发力度的解答。他认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面临今日的困境,不是因为这个国际秩序,或者自由国际主义理念,内在的缺陷。恰恰相反,这个困境的产生,是因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巨大成功,和自由国际主义理念的惊人完美性。换句话说,困境是一场成功引发的危机。

我们知道,二战后形成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是在冷战时期完成的,其当时的国际战略目标之一是对抗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大家庭。于是,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就成了自由世界的内部系统,是西方世界的大家庭。在政治上,这个秩序内的国家基本上是同质的。冷战结束后,自由世界的胜利和成功,导致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迅猛扩展。结果是,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增加了许多政治上与自由世界不同质的国家,尤其是少数经济体量很大的非民主国家。这样一来,这个原本内部性质的国际秩序变成了内外交汇的国际秩序。这个内外交汇的性质,使得原来默契执行的规则难以为继。自由主义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引发了政治权威危机。原来的国际安全体系无法涵盖扩展的国际秩序,引发了国际社会目标危机。

世界该朝哪个方向走?威尔逊时期发端的自由国际主义理念,是否还应当是国际社会的意识形态指导?现代自由主义者的回答是明确的。自由国际主义依然是,甚至更加是,国际社会应对当前世界问题的最佳理念。世界应该朝现代自由主义的方向走。

现代自由主义者十分自信地宣告,面对人类面临的跨国性质的问题,比如气候变暖,流行病,世界金融危机,核扩散,失败状态国家,等等,唯有自由国际主义理念,可以提供完整的意识形态框架,以构建方法论来应对现代社会不可避免的问题。20世纪罗斯福实施的自由国际主义,是以国内的社会民主主义新政措施为基础的。21世纪的现代自由国际主义,同样必须以社会民主主义,而不是标榜放松管制的新自由主义,为理念旗帜。新时代的自由国际主义需要效法新政的广泛包容性质,保证最广大的民众得以享受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带来的益处。此外,21世纪自由国际主义需要超越冷战的框架,尽可能吸收新兴民主国家,因为冷战时代国际秩序内的民主国家不足以应对新时代的国际问题。

放眼环球,自由国际主义者自豪地发现,世界上没有其他国家能够像美国这样,提出自由国际主义理念,建立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同样,也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提出有相同竞争力或吸引力的不同国际理念。这是自由国际主义者的荣耀,也是美国的荣耀。现代自由主义者,包括学者和行政官员,一致认为,美国不是由领土或部落来定义的,美国的定义来源于一组理念。这是美国独特性的精髓所在。美国的出现,不同于其他任何大国的沉浮,它是来变革世界的。自由国际主义由美国来体现,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由美国来建设,世界所托,正当其国。

21世纪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建设

基于自由国际主义的理念,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必须具备这样一些特征。第一,这个秩序中起长久作用的规则和机构,不仅要对美国持久有利,也要对其他国家持久有利。正因为美国主导的秩序有这个特征,秩序内的国家才会担忧美国退出国际社会。第二,尽管犯过不少错误,自由国际主义者应该继续无惧承担行动的责任。外交决策是不完美的人,以不完美的信息,面对不完美的选择,做出的不完美决定。承认错误,做出修正的决策,是自由国际主义者应有的态度。第三,美国必须比其他民主大国更加愿意在国际上使用各种力量,因为美国通常受他国呼唤而不得不介入国际事物。美国的力量通常,如果并非总是的话,被盟国视作共同利益的保障者。第四,虽然自由国际主义追求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这个秩序在实际运行中要保持适度的政治弹性。这个弹性的最佳体现,是秩序中的机构没有要求一致的国家政治制度。这就为那些向民主制度过渡中的发展中国家留下了空间。用艾肯贝瑞的话说,这项制度安排是威斯特伐利亞式的(Westphalian),而不是欧盟式的。

如此雄心的国际秩序,对当今世界的领袖国来说,一定需要两个地缘支柱,一是跨大西洋联盟,二是跨亚太联盟。所谓跨大西洋联盟,就是美欧同盟。这是拜登主政后立刻着手修复的国际同盟关系。随着美国和欧盟贸易技术委员会(EU-US Trade and Technology Council)的建立,和以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为标志的美欧团结一致的再现,跨大西洋联盟的重建工作已见成效。在跨亚太联盟方面,拜登政府倾注全力,以弥补特朗普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rans-Pacific Partnership-TPP)后留下的国际关系缺陷。出乎许多人的意料,拜登和助手们跳过TPP,从更加直接涉及国际政治关系的战略构想入手,完成了印太战略(Indo-Pacific Strategy)。白宫文件明言,印太地区所有国家,甚至整个世界的未来几十年状况,将取决于印太战略的运行。作为印太战略的经济基础,拜登政府在2022年5月宣布成立印度-太平洋经济架构(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该架构的14个初始成员国占了世界GDP的40%左右。在吸取了世界贸易组织的经验教训后,印度-太平洋经济架构规定了成员国民主化的政治前提。同时,为了配合印太战略的实施,美国牵头建立了澳英美联盟(AUKUS),强化了四国安全对话机制(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北约开始直接与亚太地区的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和韩国对话。印太战略在安全层面推动了欧洲与亚太地区的联结,一个全球版国际安全机制呈现雏形。

由于基础设施投资和就业法案(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and Jobs Act),和2022年降低通胀法(Inflation Reduction Act of 2022)的通过,拜登政府领导下的美国,在国际社会的基础设施改建和应对气候变暖等重大议题上,取得了名正言顺的领导权。20世纪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是由威尔逊总统发端,罗斯富总统和他的继任者们实施建立的。21世纪,这个秩序遭遇了美国国内孤立主义者的破坏,国际新法西斯主义者的挑战。所幸的是,拜登总统重新树立了自由国际主义的旗帜,顺利开始了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重建。

在新法西斯疾风尽吹的荒原上,我们已经看见了自由之树枝头的嫩绿新叶。

帝国定义的迷思和国际政治现实主义的落伍

尽管自由国际主义在二战后的几十年中一路高歌猛进,拜登政府又在近两年里加力推动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重建,我们一直听到来自两个方向的责难声。一方是所谓反对帝国主义阵营,另一方是国际政治领域中的所谓现实主义流派(Realism-international relations)。

像威廉姆斯(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和乔姆斯基(Noam Chomsky)这样的反帝主义者,坚定认为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是一种"非正式"的帝国,与传统帝国主义没有实质区别,都是压迫中下层人民和发展中国家的工具,替美欧资本家阶层服务。这种脱离美国学术界主流的异常观念(outlier),存在一个致命缺陷。它完全忽略了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中各国的参与意愿。这里,我们可以借用奈伊(Joseph Nye)的"软实力"(soft power)概念,引伸出"软性帝国"(soft empire)的概念。以"软性帝国"为基准,我们不难发现,20世纪的三个著名大帝国(第三帝国,大东亚共荣圈,社会主义大家庭)都是"刚性帝国"(hard empire)。"刚性帝国"的特征就是强制性,用武力侵占,血腥屠杀,恶意掠夺剥削,侮辱欺凌,等等手段来达到控制的目标。"软性帝国"则刚好相反,它主要依赖"软实力"带来的吸引力,让参与国自愿与主导国合作。这就是为什么,当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中的国家,在听到特朗普有关美国退出国际秩序领导地位时,一片惊诧。他们离不开美国的领导。此外,"软实力"不仅意味着政治体制的优越性和自由文化的内在魅力,还包含经济因素。21世纪全球化形成的世界产业链意味着,芯片那样的复杂产业活动需要全球合作完成。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独立制作芯片所需的所有工艺。而涉及芯片的工艺,甚至其他中间层次的产业活动,需要负责该工艺和产业的国家,给予其国民创造性思维的社会空间。这种至关重要的社会空间,只有在美国主导的"软性帝国",也就是在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中,才能普遍地存在。很难想象,台积电(Taiwan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Company-TSMC)可以在大东亚共荣圈或者第三帝国的环境中成长发展。

与反帝主义者不同,国际政治领域中的现实主义流派,从否认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角度着手,力图证明,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是虚幻中的理想世界,是不现实的。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和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主张,国家是国际政治的基本活动单位,国际社会总是处在无政府的丛林状态之中,所有国家都追求狭隘的自私目标,国家永远只权衡自己的力量和在国际社会中的安全地位。所以,大国间的力量平衡是国际政治的永恒且唯一话题。这种从马基雅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政治哲学引发而出,在19世纪的欧洲成熟的国际政治理论和实践,完全忽略了21世纪的两个重大新国际因素。第一个因素是全球化。第二个因素是全球变暖和国际流行病这样的世界性难题。这两个因素都要求全球合作和国家间的逐步融合。基于大国争霸的力量平衡,无论有利于任何一国或几国,都无助于世界在这两个因素上的工作。尤其是全球变暖,已经威胁到人类的生存了。我们迫切需要推动国际合作和国家间融合的国际秩序。所以,国际政治领域的现实主义理论和实践,违背了历史潮流。

比翼双飞求大同

如果说,经济上的全球化,和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是当今世界向前飞翔的双翼;那么,世界翱翔的目的地,就是古今中外贤哲们都曾津津乐道的大同。科学技术的飞速进步,已经使得全球化成为不可逆转的经济和社会潮流。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则是唯一与全球化相吻合的国际系统。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欧盟近30年的成功表明,国家之间,特别是政治制度上同质的国家之间的逐步融合,是完全可能的,也是值得期待的。欧盟的成功运行,为世界其他地区,尤其是经济上经历了多年飞速发展的亚太地区,指明了一条走向共同繁荣和共同安全的道路。在通往世界欧盟化的道路上,因为特殊历史原因塑造的美国,是担当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领袖国的最佳,也是唯一的选择。美国20世纪的具有历史前瞻眼光的总统们,以自由国际主义为意识形态,锻造了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美国现在和未来奉行现代自由主义的总统们,定然不会辜负美国例外理念(American exceptionalism)所包含的积极价值观意义,维护和改良现代世界前行的双翼,推动世界到达理想的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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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初稿得到志同道合的亲友们的审阅,特此由衷鸣谢!

作者遐思客曾专攻历史学,获历史学学士,思想史硕士(中国),和美国外交史博士学位(美国)。现在从事IT工作,业余时间喜好阅读文史哲书籍和思考历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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