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目：美国极右暴力组织与华裔的渊源
副标题：美国陷入宪政危机？——直击国会听证会 系列述评四
2022年7月15日
导语：美国右翼如此猖狂的原因可以归纳为两点：其一、当代科技改变了信息传播和接收方式，全球化改变了利益分配结构，人口多元化冲击了美国社会的共识。已经使得原有的政治架构有些过时了。两党独大，党的利益高于国家利益，选举重于治国，自90年代金里奇挑起党派斗争以来，美国的政治暴力迅速向右翼倾斜。其二、公众人物，特别是前总统特朗普公开煽动暴力，起到恶劣的示范作用。以下就美国政治暴力的兴起与公众人物的示范作用导致美国右翼如此猖狂的原因分别作简要论述。右翼如此猖狂，华人为什么跟着起舞？
作者：杨子竹
（本文出自7月13日《人文思想》国会关于1月6号骚乱听证会—讨论会的发言，荣伟主持）
A.关于政治暴力：
2021年1月6日对美国国会大厦的袭击，我们已经看到美国的政治暴力行为在过去五年中急剧增加。
政治暴力在美国有很长的历史。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政治暴力是由意识形态浓厚的团体实施的，这些团体将信徒从主流中拉出来，组成秘密小组，如反帝国主义的地下气象组织或反堕胎的救援行动。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这些暴力的边缘群体大多是极左派。他们以社会、环境和动物权利的名义实施了广泛的暴力，主要是针对财产（有明显的例外）。从1970年代末开始，随着白人至上主义、反堕胎和民兵组织的崛起，政治暴力迅速向右转移，随着上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化导致的白人利益被挤压，美国右翼组织特别是右翼“爱国者”和民兵在08年后，其组织数量和绝对人数都大幅增加。根据South Poverty Law Center的追踪研究，其组织数量从08年的150到09年剧增至512个，到2011年则增长到1274个。
无论从全球恐怖主义数据库、联邦调查局的统计数字，还是其他政府或独立的统计数字来看，政治暴力绝大多数来自右翼。然而，实施极右翼暴力的人–特别是有计划的暴力，而不是自发的仇恨犯罪–比典型的恐怖分子和暴力犯罪分子年龄更大，地位更高。他们通常有工作，已婚，并有孩子。那些去教堂或属于社区团体的人更有可能持有暴力和阴谋的信念。这些人不是孤立的 “独行侠”；他们是一个与他们的想法互相呼应的广泛的社区的一部分
有两个亚群体似乎最容易发生暴力。2021年1月的美国视角调查发现，白人基督教福音派共和党人是政治暴力和Q-Anon阴谋的主要支持者，该阴谋声称民主党政客和好莱坞精英是恋童癖，他们（在阻碍身份识别的面具授权的帮助下）贩卖儿童并采集他们的血液；福音派政治学家的单独民意调查发现，2020年10月，大约47%的白人福音派基督徒相信Q-Anon的教义，59%的共和党人也是如此。这些细节看起来很离奇，但剥去其核心，其本质就变得更加清晰。
另一个容易发生暴力的亚群体包括那些感到受到妇女或少数民族威胁的人，美国企业研究所和学术界在2020年和2021年分别进行的调查发现，大多数共和党人同意，”传统的美国生活方式正在迅速消失”，以至于他们 “可能不得不使用武力来拯救他们”。学者内森-卡尔莫和莉莲娜-梅森发现，对少数民族怨恨程度较高的白人共和党人更有可能将民主党人视为邪恶或低人一等的人，种族威胁感可能促使更多的保守派以使用暴力的方式表达更大的怨恨。
团结纵容暴力的右翼群体的基本想法是，美国的白人基督教男子受到文化和人口的威胁，需要捍卫–共和党和唐纳德-特朗普，尤其是捍卫他们的生活方式。这种模式类似于19世纪美国的政治暴力，实施暴力的不是少数离经叛道的人，而是许多参与正常公民生活的其他普通公民。
今天，美国选举暴力的风险因素升高，给制度约束带来更大压力。以下四个因素怎样提高了美国选举的暴力风险？分别叙述一下：
1.可能改变权力平衡的高度竞争性选举
高度的政治竞争与选举暴力密切相关。只有当结果不确定但又接近时，才有理由诉诸暴力。在美国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一个政党掌握了几十年的立法权力。然而，自1980年以来，国会至少有一院的控制权发生了变化–自2010年以来，选举的竞争程度达到了自美国重建时期（1865-1877年）以来从未有过的水平。
2.基于身份的党派划分。
直到20世纪90年代，许多美国人都属于多个身份群体–例如，一个工会成员可能是一个保守的、有宗教信仰的南方人，但他仍然投票给民主党。今天，美国人将自己分为两个广泛的身份群体。民主党人倾向于居住在城市，更有可能是少数民族、妇女和无宗教信仰者，并有自由化的趋势。共和党人一般居住在农村地区或郊区，更有可能是白人、男性、基督徒和保守派。那些持有交叉身份的人（如黑人基督徒或女性共和党人）一般会选择与其党派 “部落 “一致的其他身份，政治两极化是导致白人至上以暴力维护自身利益的原因。
自2017年卡尔莫和梅森开始收集月度数据以来，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对暴力的可接受性一直持类似观点。
在2017年至2020年期间，民主党和共和党在为暴力辩护方面极为接近，但自从2019年11月开始，即特朗普第一次被弹劾的前一个月，共和党人对暴力的支持率激增。双方也都表达了类似的高水平的非人性思想。39%的民主党人和41%的共和党人认为对方是 “彻头彻尾的恶魔”，16%的民主党人和20%的共和党人说他们的对手 “像动物”。这种感觉可能表明心理准备好暴力。另一项民调发现的水平较低，但仍有可比性：2020年10月，4%的民主党人和3%的共和党人认为，如果他们的党魁声称选举被盗，那么攻击他们的政治对手是合理的；6%的民主党人和4%的共和党人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财产损失是可以接受的。
这种平行的态度表明，党派分类和社会压力对所有美国人都产生了同样的作用，尽管共和党人可能对网上威胁和骚扰对手和反对派领导人的行为有更大的容忍度。然而，实际的政治暴力事件虽然在双方都有增加，但在右派却更为普遍。为什么右派更愿意采取暴力行动？
时间在于2020年10月态度的突然转变，在保持了多年的相似性之后，共和党人对暴力的认可突然在卡尔莫和梅森关于暴力可接受性的每一个问题上都有了飞跃；这些发现在其他民调中也有重复。2020年1月，41%的共和党人同意 “有一天，爱国的美国人必须把法律掌握在自己手中”；一年后，在2021年1月6日的叛乱之后，56%的共和党人同意 “如果当选领导人不保护美国，人民必须自己动手，即使需要采取暴力行动。”道德的脱节也激增：到2021年2月，超过三分之二的共和党人（和一半的民主党人）认为对方是 “彻头彻尾的恶魔”；而认为民主党人不如人的共和党人比其他党人多12%。
关于2020年选举被盗的错误说法显然增加了对政治暴力的支持。那些认为选举舞弊的人更有可能支持政变和公民武装叛乱；到2021年2月，四分之一的共和党人认为用暴力占领州政府大楼以推进其政治目标至少有 “一点 “理由。正如在以色列和德国所发现的那样，由于相信政治家鼓励暴力或当局会容忍暴力，国内恐怖分子胆子更大了。
3.选举规则的不合理导致暴力。
美国的选举制度包括一些与全球范围内更大的暴力相关的特征。赢者通吃的选举制度特别容易发生暴力，可能是因为少数选民可以改变结果。两党制也比多党制更与暴力相关，也许是因为两党制创造了 “我们-他们 “的动态，加深了两极分化。尽管多党制允许更极端的政党获得代表权，如德国选择党或希腊的金色黎明党，但它们也使其他政党能够共同对付一个共同的威胁。美国的制度则更为脆弱。两党制可以阻止边缘观点的代表，就像美国多年来发生的那样–例如，美国独立党候选人乔治-华莱士在1968年赢得了14%的民众投票，但没有代表。然而，由于政党初选往往是低投票率的竞争，选民的党性很强，小派系可以对主流政党产生巨大的影响。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极端的政客（比如川普这种人能获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可以获得对一半政治光谱的控制，使该党的选民无处可去。
4.对于暴力的制度约束非常薄弱。
今天，美国有三个特别令人担忧的制度缺陷–在总统多数制制度下，行政部门和立法部门之间的争端难以裁决，最近的法律决定增强了州立法机构的选举权，以及执法和法院的政治化。
学者胡安-林茨（Juan Linz）曾指出，除了美国之外，很少有总统多数制作为连续的民主国家而存活下来。一个关键原因是解决行政部门和立法部门之间的争端问题。由于这两个部门都是民选的，当它们由不同的政党掌握时，两者之间的僵局就会通过暴力解决。
B.关于公众人物煽动暴力
从统计学上看，如果一个公众人物（特别是美国前总统川普在位期间）煽动暴力，那么就会在当地产生十分巨大的示范效应，许多人就会采取类似的行动。川普2015年开始的竞选资本也是以种族主义开始积累，宣布竞选的第一次讲演时就把西语裔墨西哥移民污蔑为犯罪分子和社会渣子。在美国社会从60年代末开始一直被压制的种族主义倾向在川普当选后完全公开化合法化。2017年发生在维吉尼亚州夏洛斯威尔的右派大游行，右派分子开车撞击反示威人群杀死Heather Heyer。川普事后发表讲话公开赞美右翼团体，说两边都有好人。直接以总统权威支持种族主义右翼暴力，是美国几十年未见之政治奇观。其后在BLM人民抗议中出现暴力行为，但只是在运动初期，有统计90%以上示威是和平的。他立即开始渲染夸张抗议为左派的暴力夺权，信誓旦旦要派联邦部队和警察加以镇压，并在华盛顿DC非法驱逐和平抗议民众。直到他拒绝接受2020年败选结果，在国会认证各州选举结果的1月6号，鼓动他的支持者占领国会，说要他们“显示力量，不然就没有政权了”并煽动说要带头向美国国会进发。造成了美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暴民暴力占领国会山事件。目前被起诉达8百多人，已有216人认罪。美国民主已经面对政治暴力的危机。其他例证限于文章篇幅就不列举了。
以上从两个方面论述了美国右翼近期为什么如此猖狂的原因。
最后解释一下华人为什么跟着起舞？（骄傲男孩的捐款大部分来自华裔）
一些大陆新移民来到美国后，信教专拣美国教会中的垃圾，接受政治也是专拣美国政治中的垃圾，从墙内出来，到了开放社会，现代文明的方方面面有那么多值得学，一辈子都学不完。但不少墙内出来的人却放着那么多好的不学，专门逐臭：信基督教，专拣福音派民族主义这种美国教会中的垃圾信；自称搞民主，却专拣美国政治中反人性的极右翼垃圾吞。逐臭好像已经成了他们的第二本能，越封闭落后的地方，越流行恋枪癖和恋胎癖等符合他们口味的保守主义，研究发现，海外华人消费、讨论和分享新闻时，常常绕过了事实核查相对严谨的传统媒体，再加上在微信、微博等平台上的政治审查、某国政府发起的“信息战”，导致海外中文圈中低质、偏颇、虚假信息泛滥。第一代华人移民由于语言障碍和阅读习惯，甚少核查在社交媒体、讯息平台上的信息，他们的信息交换发生在大量封闭或半封闭的群组中，成员由于立场相近、相互信任，对分享在群里的信息基本不作核查。2021年一月初，大批特朗普支持者前往首都华盛顿抗议总统大选结果，支持极右翼的华人在线上与线下的狂热攀至顶峰，1月6日国会暴动当日，上百名华人在华盛顿国家广场上聚集，加入攻击美国宪法、破坏美国民主的行列中，不能不说令人失望。
极右翼华人缺乏一个健康的信息环境，一旦被谣言网俘获，将很难摆脱，他们偏居一隅的信息圈子将长期存在，这也是许多华人跟随美国右翼甚至极右翼起舞、成为骄傲男孩主要捐款人的原因。
在一个政党变得极右翼之后，白人至上主义盛行，那么几十年来一直使用的各种种族编码效应（racially coded effect)的政治信息将被不同程度地接受。那些认为自己在社会等级制度中的主导地位受到攻击的人，可能会对他们的地位受到的种族或其他威胁做出激烈的反应，2021年1月6号冲击国会大厦的白人中，有许多律师、企业家、退休警察……这些人并不是美国社会的屌丝，而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他们主动加入冲击国会大厦就是感觉到自己的地位受到外来种族威胁。但是，那些在社会阶梯上地位较低的人也可能诉诸暴力，以维护对底层人的支配地位（从而在心理上与之分离）–例如，少数民族男子对妇女或其他少数民族，一个宗教少数民族对另一个宗教少数民族，而在倾向于右派的少数种族中，比如美国的华川粉，虽然白人至上主义者看不起他们，随时会说出“让他们滚回去”的言辞，但是华川粉讨好主子，为了表衷心，更加积极地使用暴力或者讨好极右翼，许多华川粉参与冲击国会，骄傲男孩主要捐款来自华川粉就不奇怪了。
参考文献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2021/11/18/rise-of-political-violence-in-united-states-event-7744
https://www.journalofdemocracy.org/articles/the-rise-o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