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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正确”是人类历史推进的必需手段,是政治领域的规范化"劝喻",用以矫正自由,平等,博爱理念在实现过程中的不完美之处。古典自由主义给两百年来的强势团体带来了享受自由的特权。以“政治正确”为旌旗的现代自由主义强调的是,弱势团体需要靠政治文化领域规范化的保护,通过推进平等博爱理念来获得同等的自由权利。经济和政治领域内无规范的放任自由都会走向原始目标的反面,都是盲目野性的胜利。


正文共:7524字

预计阅读时间:19分钟

撰文:遐思客



如果要在美国现代政治生活中找出一个被政治光谱中的各方都广泛使用,却又让各方都感到难以准确把握定义的词语,那么,这个词语非“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 莫属。这个集模糊性和广泛性于一身的政治概念,多年来一直在美国的政治纷争中扮演着旌旗和号角的角色。2016年的美国大选更是把“政治正确”推上了政治舞台的中心位置。在政治风雨涤荡数年后的今天,我们有了时间老人赠与我们的历史资本,可以回朔以往,透视本源,分析这个概念的变幻脉络了。

政治正确不正确吗?—— 历史透视中的政治正确

(Photo courtesy of Totti | Flickr)

正如德国哲学家黑格尔(Georg Friedrich Hegel)在《法哲学原理》 (Philosophy of Right) 序言中所说,那站在智慧女神密纳发肩上的猫头鹰(owl of Minerva)要等到黄昏才起飞。意思是说,智慧女神所象征的思辨之光是沉思的理性,只有在历史现象充分展示之后才能显现。今天,让我们在密纳发猫头鹰的引导下对“政治正确”的内涵和外延做一番解析,看看这个“你不问我很清楚,你一问我就糊涂了”的概念,究竟隐含着些什么神秘的内容。


“政治正确”的哲学含义


作为观念,“政治正确”和与之对应的“政治不正确”是意识形态层面的导向性概念,为公众确定某种标准,来判断某些言辞和行为是可以接受的还是不能接受的。如果把这一组观念与经济层面上的市场化程度之争相比较,我们不难发现,政治观念与经济观念是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撇开世界上所剩无几的公有化信奉者,在经济层面上,市场化程度之争的焦点是市场规范化的程度。就是说,在多广的领域,多深的层次上,公权力需要对市场做规范性控制。相仿的是,在政治层面,“政治正确”的支持者和反对者相争的核心问题是,在涉及意识形态理念的政治生活中,公共领域的舆论压力,或曰规范性压力,是否应当存在。假如规范性压力需要存在,那又该达到到什么程度。


再进一步探究在经济和政治层面反对规范化的理念内核,我们会看到一个若隐若现的幽灵在跳跃:自由放任(Laissez-faire)。对于这个幽灵的态度是古典自由主义和现代自由主义的根本区别所在。古典自由派(就是现代保守派)认为,自由放任是以市场为制度基础的自由社会的准则;而现代自由派则相信,政府对社会的适度干预是自由社会正常运行的必要条件。保守派的观念,用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应对1970年代末经济问题的话来说就是,政府不是解决问题的答案,政府是问题本身。

以“规范化”一词取代“政府”一词,把它说成“规范化不是解决问题的答案,规范化是问题本身”,源自里根的这句话仍然可以准确表达里根及其追随者的意思。在保守派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眼中,规范化市场是对市场的恶意侵犯。放松管制(deregulation) 是里根们在经济领域的终极政策目标。把里根的这种思维平移到政治领域,就可以看懂共和党人政治哲学的实质,实际上就是自由放任主义的政治翻版。把古典自由经济主义思想运用于政治哲学构造,是里根以来共和党保守主义的鲜明特色。里根以来共和党保守派与新时代自由派的冲突正是起源于这个政治哲学理念的根本分歧。“政治正确”在政治哲学的本质上就是寻求政治言辞和行为的规范化,而反“政治正确”则是追求政治上的放任自由。


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失败及其启示


与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对我们所做的保证相反,不折不扣的市场自由放任并不能保证公平公正的市场自由竞争。如果没有规范化,市场自由放任将会听凭市场本性中的丛林法则发挥到极致,必然导致垄断的出现和市场失序,因而断送自由竞争。反垄断法就是应对市场自身内在缺陷的规范化行为,是以“反自由”的方式保障自由市场的公正运行。反垄断法的出现和成功,标志着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失败。那么,自由放任主义在经济领域的失败是否有政治领域的对应现象呢?


让我们从“政治正确”的历史发展脉络谈起。


两百年世界史透视


法国大革命以来两百多年的世界史向我们展示,近代政治历史的终极目标是完成人类历史的最后进程,以建设理想中的普遍性同质国家,消除社会上无法自行调和的内在矛盾(参见遐思客:《历史终结之美与文明冲突之痛——评福山和亨廷顿的国际观之争》)🔗。这个历史进程的方向,是由法国大革命擎起的自由,平等,博爱三色大旗导引的;它的行为,是由宪政民主制度约束的。在这个历史阶段,社会有必要对千百年以来形成的,已经为许多人习以为常的意识理念进行一场革命性变革,以便全方位地实现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其中难度最高的变革,莫过于把自由,平等,博爱这三个独立的人文观念串联在一起,以打破部落主义的最后意识形态枷锁,在真正意义上实现自由,平等,博爱理想。


具体说,在过去两百多年中,虽然有自由,平等,博爱的大旗在飘舞,行进在历史进程中的人们还没有来得及思考,如何在大家珍爱的言论自由原则下,贯彻种族,性别平等意识,如何在维护新闻自由的法律时,推行博爱情怀。正是这种对三色理念的追求,构成了“政治正确”的理论基础。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政治正确”是人类历史推进的必需手段,用以矫正三色理念在实现过程中的不完美之处。所以,没有“政治正确”,三色理念无法最终实现,历史无从走向终极目标——建设理想中的普遍性同质国家。


无庸讳言,各种形式的部落主义,尤其是以种族为基础的部落主义对三色理念的相互融合一直起着极大的阻碍作用,尽管种族主义从科学观念上来看毫无根据。当一个白人至上主义者以言论自由为法律盾牌叫嚣种族主义谬论时,他或她不会想到,这种自由践踏了平等原则和博爱情怀。在一个平等原则和博爱情怀遭到践踏的社会,个人自由是违背自由理念伦理基础的,是被扭曲的,是遭到截肢的。这种令自由女神蒙羞的现象,在法国大革命两百年后的今天,对于处在历史发展最后阶段的欧美世界来说,已经令获得启蒙的心灵无法容忍了。个人自由,尤其是言论自由,必须在平等和博爱理念的框架内实践。不顾及平等和博爱理念的自由在实践中等同于公民暴政。


两百年美国史透视


“政治正确”作为一个政治术语于1793年出现在美国政坛。最高法院大法官威尔逊(James Wilson)在针对涉及佐治亚州的一个案例判决时使用了这个词语来说明判决的正确性。威尔逊大法官赋予了“政治正确”一词以社会常规的含义,以便让彼时的社会精英遵循某些法律之外的规则。大法官本人和当时的社会精英都没有把“政治正确”当作公众生活中辩论主题或政治工具的意图。所以,这个术语在当时仅仅是昙花一现,波澜不惊,远非万众瞩目的明星角色。它隐含着政治能量,悄无声息地安睡在图书馆的某个角落里,耐心等待着属于它的时机。


终于,当美国的新左派(自由派中最活跃的一支)在1960年代开始全面批判和冲击现存政治秩序和意识形态时,“政治正确”的内在政治能量找到宣泄的载体了。它的时代来临了。新左派开始使用“政治正确”来概括他们反越战和支持民权运动的各种诉求,以求得一个完整的意识形态理论。这股期待和寻求“政治正确”的潮流,在1970年达到一个阶段性的高潮。标志是巴姆巴拉女士(Toni Cade Bambara)编辑出版的文集《黑人妇女》。巴姆巴拉在文集中写道,"一位男性不可能既政治正确,又同时是个男性沙文主义者。”非洲裔女权主义者的这句言简意赅的话,准确表述了引领时代潮流的新左派改革思想的核心观念,定义了“政治正确”的内涵。

政治正确不正确吗?—— 历史透视中的政治正确

巴姆巴拉女士。(图片来自wikipedia)


从此,对于美国自由派来说,“政治正确”的中心概念就是在自由主义理论和行为中注入平等和博爱的理念,摆脱古典自由主义的局限性,为自由主义在新时代的活力增添养料。纵观由新左派发端的新自由主义的种种诉求,我们不难看见它们的核心观念正是平等和博爱。如果说,古典自由主义因袭市场自由放任理念,给两百年来在市场经济环境中的强势团体(种族,性别,阶层)带来了享受自由的特权;那么,新自由主义就是试图运用平等博爱理念,给仍然处于弱势的团体建造分享自由的平权环境。显而易见的是,新左派以来的美国自由派是在正面和肯定的意义上使用“政治正确”这个概念的。对于新左派人士来说,头顶“政治正确”的光环是一种积极的褒扬。他们满怀豪情地高举“政治正确”大旗涤荡不正确的旧时代痕迹。


如同我们所知,凡在历史上存在的,必然有它存在的理由。正是因为这种理由,旧时代的痕迹再不合时宜也总会有坚定不疑的维护者。正当新时代自由派高举“政治正确”大旗高歌猛进之时,处于被涤荡一方的保守派无法安居了。他们察觉了“政治正确”对于他们所熟悉的政治环境的威胁。对于“政治正确”的各种攻击性批判在里根时代逐步在保守派中间盛行起来,于1987年形成阶段性高潮。


是年,保守派哲学家布鲁慕(Allan David Bloom)发表了392页的著作,《美国头脑的闭关》(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在书中,布鲁慕以他熟悉的大学校园环境为例证,力图说明新时代自由派对于旧时代偏见的批判造成了道德相对主义,而自由派把偏见定义为劣等思想则关闭了学生的头脑,使得学生无法提出正确的问题。布鲁慕这种以哲学术语间接批判“政治正确”的方法,和他为偏见的合理化辩解,赢得了保守派的喝彩。

布鲁慕的书获得了大大超出预期的出售量,一举成为当年的畅销书。在大众文化流行的1980年代,一本哲学意味浓厚的论辩著作能有如此大的销售量,非同寻常。一场围剿“政治正确”的文化运动从此拉开了帷幕。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政治正确”这个名词此前是被人以正面和积极的意义上使用的,而布鲁慕的书却把一件负面色彩的外衣批在了这个词语上。由于此后大批保守派人士从此书的观点出发批判“政治正确”,很快地占用了这个名词的使用权,把“政治正确”变成了供批判的靶子。渐渐地,自由派人士开始避免使用这个名词,似乎接受了它的负面形象,尽管他们仍然在尽力维护“政治正确”的具体诉求。


2016年美国大选是“政治正确”历史的又一个标志性事件。在此之前,虽然保守派人士一直在寻求各种可能的机会攻击“政治正确”,但保守派政治最高层还保持着克制,避免与“政治正确”正面冲突。2016年共和党初选戏剧性地改变了这种状况。最终入主白宫的特朗普毫无顾忌地点名“政治正确”这个名词,并直接攻击它的内容。反“政治正确”的口号犹如毒品一般刺激着保守派民众,令他们如痴如狂,陶醉于消除“政治正确”的想象社会中。令人惊讶的是,一大批大陆在美华人俨然以保守派强势中坚力量自居,跟随特朗普冲进政治格斗场,对以保护弱势人群为终极目标的“政治正确”大加挞伐。一时间,“政治正确”这座意识形态城堡面临黑云压城的局面,一场生死之战在即。


公正原则的命运及其后果


在我们对“政治正确”的生死之战作出评判之前,我们先看看一个“政治正确”的具体案例,思考一下这个案例给我们的历史警示。这个案例就是美国联邦信息交流委员会(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ttee)的公正原则(The Fairness Doctrine) 。这个针对性很强的公正原则设立于1949年,其宗旨是要求联邦广播许可证的持有者在讨论有争议的公共事件时,必须秉持一种诚实,公正和均衡的方式。很明显,在这三项要求中,最具操作性的是均衡。均衡,就是要求广播公司在讨论有争议的公共事件时,必须向公众传达争议各方的观点和指向不同结论的事实证据,不能因为自己的意识形态倾向而压制不同意见方的看法。在这里,均衡展示争议各方的观点就是电台和电视台广播领域的“政治正确”,是公权力对自由市场的规范化约束。正是因为公权力进入了市场,妨碍了无约束的自由放任,信奉市场原教旨主义的保守派从“公正原则”出台的第一天起,就开始了对这个原则的攻击,力图推翻它。


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由于自由派的强力守护,“公正原则”大体上得到了维持和贯彻,虽然在1974年佛罗里达的一个案件中(Miami Herald Publishing Co. V. Tornillo),最高法院在这个原则上已经有所退缩。形势的根本转变发生在1980年代。里根的当选标志着保守派的回潮,对前二十年新左派浪潮的反扑开始了。在反扑行动中,新闻媒体自然首当其冲。对于信奉自由放任市场信条的保守派,象征公权力的“公正原则”犹如芒刺在背,不除不快。在一系列的步骤之后,保守派在1987年终于如愿以偿。联邦信息交流委员会投票废除“公正原则”。

政治正确不正确吗?—— 历史透视中的政治正确

保守派广播节目主持人拉什·林堡。(图片来自wikipedia)


新闻广播领域的规范化被清除后,保守派乐见的结果立刻显现。就在次年,保守派媒体界的代表人物林堡( Rush Limbaugh )开设了他的著名广播节目拉什·林堡秀(The Rush Limbaugh Show),开始了单一观点的保守派宣传,开了纯粹保守派言论电台的先河。这扇门一打开,全国数以百计的地方保守派电台如雨后春笋般生长出来,迅速覆盖保守派选民云集之地。从此,保守派选民得以切断他们与新闻媒体主流,乃至知识界主流的联系,两耳不闻主流言,一心只听蜚语音。经过近十年的宣传教育,一批自愿接受洗脑的选民为一家全国性保守派电视台打下了坚实的观众基础,福克斯新闻台(Fox News)在1996年应运而生。福克斯台与2016年特朗普当选的关系,这里毋庸赘言。正如有人总结的那样,没有福克斯台就没有特朗普政府。所以,若要举出单一对特朗普上台有最大影响的历史事件,废除公正原则一事是无可争辩的有力候选者。


公正原则的教训


如果说,经济领域的全盘自由放任必然导致垄断的出现和经济危机的爆发;那么,政治领域(这里的例子是新闻界)的全盘自由放任终将造成愚民的普遍化和造就法西斯主义的温床。自由市场没有内在的机制来保证信息传播的公正性,因为信息在离开电子发射装置后,就脱离了信息发送者的直接控制。信息发送者和接收者之间的意识形态相似性,成了两者间的唯一纽带。因此,新闻界的信息传播公正性呼唤公权力的介入,以规范市场。就是说,“政治正确”不仅可以保障新闻传播的公正性,还可以维护社会运行的健康性。


“政治正确”在实践中的例证分析


我们再来分析一下诟病“政治正确”的人所常用的一些例证,看看这样的例证究竟说明了什么。然后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理解反对“政治正确”的人,尤其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大陆在美华人,误于何处何地。


在举例反对“政治正确”时,大陆华人非常喜欢摆出常春藤学校录取学生的种族比例来证明“政治正确”的荒谬性。他们坚信,打碎“政治正确”所包含的保护弱势团体的因素,他们那些SAT/ACT考满分的子女就可以没有阻力地进入常春藤大学了。这个假设遇到的第一个挑战就是常春藤大学的录取比例。在亚裔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仅仅5.6%的情况下,八所常春藤大学亚裔学生的录取比例大体在15%到28%之间。如果以总人口中族裔比例为基准来考虑问题,常春藤大学对亚裔已经三倍地照顾了。可见问题的实质并不在种族比例的公正性。

我们追根寻源地查一查就会发现,一些大陆华人论据的根本点是书面考试成绩在录取考虑中的权重。他们试图把唯分数是重的观念搬到常春藤大学的录取办公室。其实,分数的权重是个衡量学生优异性的技术性问题,应当留给教育专家们考虑和处理。把这样一个技术性问题提升到政治层面,当作反对“政治正确”的武器,是不明智的。纵然常春藤大学在这个技术性衡量中有失误之处,稍微影响了招生的种族比例,它仍然是个技术性问题,可以在技术性辩论中加以解决。在这个事关社会平衡的问题上,一大批大陆华人以唯分数是重为剑,刺向照顾弱势群体之盾,实在是文不对题,找错了比试的对手,是企图以一个针对技术性问题的可疑答案,来解答一个政治性和历史性的重大社会问题。


在其他有关“政治正确”的争论议题中,语言规范(Speech Codes),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大概是最受保守派攻击的目标。语言规范的初衷是要求在校园或公司办公室中,注意避免使用令谈话对象感觉受侮辱或受歧视的言辞。比如避免对华裔使用"中国佬"(Chinks)一词。多元文化主义的初衷,是在校园中设立更多有关非西方文化的课程,让学生充分了解人类文化的全貌,具备全球视野。无需否认,在执行这两项政策的过程中,难免有些过激之处。语言规范中需要过滤哪些词语,本来就是一个困难的决定,尤其是在一个奉自由为宗旨的社会。多元文化的教授如何与原有西方文化课程平衡,也非易事,需要实践的检验。

近四十年从大陆移民到美国的华人需要明白的是,语言规范和多元文化主义执行中出现的问题,是政策层面的缺点,无伤观念的根本,而保守派攻击这些观念的目的,是扫除这些观念所代表的价值。保守派要消除语言规范,要的就是可以对华裔使用"Chinks",对非裔使用"Negro"这种词语的权利。他们想废除多元文化主义,就是想建设单一文化社会。保守派电视主持人公开说过,单一文化的社会有利于保持向心力。其实,这个单一文化的概念只是一层装饰,它的实质是单一种族。"Chinks"们再努力也达不到保守派设定的单一文化层次。因为“政治正确”一些观念在政策执行层面上的缺点而否定“政治正确”所维护的核心价值,是追逐虚幻的蝇头小利而否定自己政治生存的护身符—— “政治正确”。这样的行为连得不偿失都算不上,完完全全是失而不得。


事实上,如果“政治正确”被清扫出美国政治殿堂,与之息息相关的平权运动的成果就会陷入危境,朝不保夕(参见遐思客:《“白左”的名与实》)🔗。


自由放任主义在政治领域的危险性


通过上面的讨论,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自由放任主义在经济领域的失败在政治领域有对应现象。在世界历史走向最后阶段的时候,社会需要清除旧时代遗留下来的制度痕迹和文化遗留。殖民主义时代形成的白人至上主义没有理由存在;缺乏全球视野的欧洲中心观念需要多元文化知识来平衡。没有规范化制约的自由放任主义在政治领域不仅会阻挠自由派推动历史前行的努力,而且能鼓动保守派开历史的倒车,强化本应去除的旧时代遗留物, 这等于造成一个劣币驱逐良币的过程,定会造成历史最终阶段社会政治领域的失序。无规范的丛林法则在经济领域最终会导致自由竞争的反面——经济垄断;无规范的放任言行在政治领域最终会走向自由表达的反面——法西斯主义。两者殊途同归,都是盲目野性的胜利。威廉·戈尔丁(William Golding )小说《蝇王》(Lord of the Flies)对这种原始的力量有精湛的描述。


“政治正确”的实质和目标


密纳发的猫头鹰对求知的人从不吝啬,它指明了思考的方向。在本质上,“政治正确”就是政治领域的规范化"劝喻",以舆论压力和心理说服推动社会共识的形成,以期完成历史最终阶段的意识形态整合,把理念中无法自行调和的内在矛盾予以清除。在这个意义上,“政治正确”是一曲旧时代的挽歌,新纪元的咏叹调。它送走的是心灵内的鬼魅,迎来的是大同中的和谐。


参考文献:
Bambara, Toni Cade. The Black Woman: An Anthology, New York: Washington Square Press, 1970.
Bloom, Allen David. 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87.
Fukuyama, Francis. “The End of History?” The National Interest No. 16 (Summer 1989): 3-18.
Golding, William. Lord of the Flies. New York: Penguin Publishing Group, 1959.
Kojève, Alexandr. Introduction to the Reading of Hegel. Translated by James H. Nichols, Jr.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9.
Hegel,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Philosophy of Right, translated by S.W. Dyde, Amherst, New York, Prometheus Books, 1996
启明,《政治正确’:过去与现在》,美国华人: https://chineseamerican.org/p/24435
遐思客,《历史终结之美与文明冲突之痛——评福山和亨廷顿的国际观之争》,美国华人: https://chineseamerican.org/p/29304
遐思客,《“白左”的名与实》,美国华人: https://chineseamerican.org/p/27193


作者简介

作者遐思客曾专攻历史学,获历史学学士,思想史硕士(中国),和美国外交史博士学位(美国)。现在从事IT工作,业余时间喜好阅读文史哲书籍和思考历史问题。




撰文:遐思客

编辑:Jing

本文由作者授权原创首发于《美国华人》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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