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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运动所引发的1789年法国大革命,以及由此延伸将近一百年的反复斗争,向我们展示了一出由崇高的理念与龌龊的人性所交织的悲喜剧。被称为新古典主义第一人的画家大卫,他的故事正好是大时代中野心精英的写照。他奇幻的一生不仅是个人和时代的悲剧,也是人类历史共同的悲剧。


正文共:6173字

预计阅读时间:16分钟

撰文:临风


从画家雅克-路易·大卫的奇幻一生看腥风血雨的法国大革命(上)

1789年一位法国画家的《人权宣言》油画,最上方有“理性的眼睛”。


《人权宣言》


每次提到“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人们总会想起法国大革命。对于生存在“君权神授”下的法国人来说它不仅是个口号,1789年8月公布的《人权宣言》就是“自由、平等、博爱”的具体表达,它反映欧洲的启蒙学说和自然权论的理念。该宣言是由拉法耶特侯爵执笔,在写作期间曾与好友,美国的杰弗逊多次磋商。


《人权宣言》宣称: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是“自然的、不可剥夺的、神圣的”人权;肯定言论、信仰、著作和出版自由;阐明司法、行政、立法三权分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等理念。


从表面看,法国的《人权宣言》与美国的《独立宣言》和《人权法案》没有什么不同,但其实两者有着根本性的歧义。《人权宣言》建立在卢梭的《民约论》和个人主义的理念上,从法理的角度看,该宣言的精神是“世俗的自然法则”,而“传统的自然法则” (例如:《独立宣言》)却建基于宗教有神论的权威上。这两者之间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换句话说,《人权宣言》不依靠任何其它社会支柱与秩序,它从自己得到合法性,以“人民主权说”替代了“君权神授说”。它的权威来自于至高的“公共意志”(general will)这个抽象理念,于是代表“公共意志”的“立法者”就成为“人民主权”的诠释者和代表,造成国家与集体的权利高于人权的事实。他们更没有意识到人性的腐败,以及权力给掌权者带来的腐败。


结果,高举人权的法国大革命带来了雅各宾专政,那位“法兰西共和国的守护者”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不但没有守护法国,反而带来了惨无人道的恐怖统治,使得革命解体。


从启蒙运动的崇高理想出发,却发展成恐怖统治,这大概是革命者当初所始料未及的吧?“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罗兰夫人这句在断头台前的名言,或许正是那个时代最恰当的写照。


大革命中的顶级艺术家


在那个大时代里,有一位艺术家的命运浮沉可以说是革命最好的样板,此人就是雅克-路易·大卫(Jacques-Louis David,1748-1825)。大卫是新古典主义大师,法国当时最优秀的画家,同时也是罗伯斯庇尔的挚友。他的一生戏剧性地反映出革命前后政治风向的改变。


从画家雅克-路易·大卫的奇幻一生看腥风血雨的法国大革命(上)

大卫自画像,81 x 64公分,1794年监狱里作画,以表明自己只是一位被牵入政治的无辜的画家,现存巴黎卢浮宫。(图片来自维基百科)


大卫的一生十分坎坷,9岁的时候,父亲与人决斗死亡,母亲离家出走。他被有钱的叔父们抚养长大,被叔父们送到最好的学校接受教育。因为嘴边长了个赘瘤,大卫讲话口齿不清。这个缺陷影响了他的学习和社交,寡言的他最后决定学画,考入“皇家学院”(即今卢浮宫)深造学习。由于门派原因,他多次参加“罗马大奖”比赛失败,但终于在1774年获得大奖。


君权时期的大卫


如果要以一张画来奠定一个画家的地位的话,大卫的《荷拉斯兄弟之誓》(Oath of the Horatii)奠定了他在新古典主义画坛上的地位。这幅画不但定义了大卫,也定义了法国的画风,捕捉甚至唤起了举国的民气。这幅画重新定义了西方世界的所谓“罗马式致敬”,后来被拿破仑正式启用,一直传到廿世纪的德国纳粹。


从画家雅克-路易·大卫的奇幻一生看腥风血雨的法国大革命(上)

《荷拉斯兄弟之誓》,326 × 420公分,1784,巴黎卢浮宫。(图片来自维基百科)


这幅画原本是路易十六要大卫画一幅表扬“忠君”情操的画,委托大卫所作。大卫所选择的这个壮烈的古罗马的故事,取材自历史学家蒂托·李维(Titus Livius,59BC-17AD)所写的《古罗马史》。


故事的背景是西元前7世纪,罗马和阿尔巴龙家(Alba Longa)两个城市国家发生冲突。为了避免战争,两国最后决定各派三个勇士,由6个勇士的决斗来决定胜负。罗马派出了荷拉斯三兄弟;阿尔巴龙家也派出了库拉斯三兄弟。这是场不死不休的决斗,最后活下来的那方宣告胜利。残酷的是,荷拉斯兄弟之一娶了库拉斯家的女儿,库拉斯家兄弟之一也与荷拉斯家的女儿订了婚。所以不论结果如何,对两家来说,下场都将是悲惨的。


从画家雅克-路易·大卫的奇幻一生看腥风血雨的法国大革命(上)

《荷拉斯兄弟之誓》细部1


在画作的右边,弯曲着腰身的两位妇女靠着彼此的支撑而相互安慰着,与男人的表情形成强烈的对比。一脸忧伤的女人柔肠寸断,面对大祸将临却无力回天,只有无告和悲痛。一个保姆带着两个孩子,这两个孩子的母亲就是库拉斯家嫁来的媳妇,据说三兄弟中右边拿枪的那位就是她的丈夫。小女孩把小脸埋在保姆的怀里。她的哥哥却拒绝把眼睛遮住,瞪着眼,困惑地看着。


从画家雅克-路易·大卫的奇幻一生看腥风血雨的法国大革命(上)

《荷拉斯兄弟之誓》细部2


据说,只有那位拿枪的兄弟活着回来。当他的妹妹看到他的时候不禁放声大哭,因为知道自己的未婚夫已经阵亡。她的哥哥因此大怒,认为国难当前,不应该因儿女私情而为敌人哭泣,竟然把妹妹杀了!冷酷的理性似乎战胜了温情,也因此杀死了人之常情与公理。


这幅画庄重的色彩和严谨的构图使其成为新古典主义画派的代表作。这幅画不但鼓吹国家至上的道德观,更涂上了强烈的英雄主义色彩。


本来路易十六的意思是要“忠君”,结果画出来的是“爱国”。


虽然这幅画成于法国大革命前5年,但是,它捕捉了人们内心希望国家强盛的渴望。艺术不再独立存在,它也不仅仅只是权贵点缀生活的玩物。艺术已经直接介入了政治,甚至成为政治的工具。


在那个时代,像这样巨幅的历史画总会引起人们高度的关注。当这幅画初次展出的时候,无论贫富,人们都对它高度赞美,连教宗都想来观赏。但是,当它拿到沙龙去展出时,皇家学院那些反对大卫的人竟然从中作梗,把这幅画放在最不起眼的地方。这个举动引起了公愤,使得沙龙当局只好让步,把它搬放到显著的位置。


革命前夕的大卫


1789年是人类历史上重要的分水岭。卢梭的思想促成了历史上第一个推翻君主专制,建立共和的革命。大卫一直是革命的同情者,他是罗伯斯庇尔的朋友,属于“雅各宾俱乐部”的一员。就在革命发生的前夕,大卫完成了《处决自己儿子的布鲁斯》这幅极具政治色彩的历史画作。


布鲁斯是古罗马共和政体的创始者(西元前509年)。他的儿子们反对新政府,希望恢复帝制。布鲁斯为了维护国家体制,不得已下令把他们砍头处死。这是儿子们的尸体被抬回家的一幕。左边,布鲁斯表情严肃地坐在黑暗里,两腿贴紧,显示着紧绷的神经。他心里虽然痛苦,却背对着家人,不发一言。右边的母亲和姐妹们神情痛苦,似乎无法接受既成事实。大卫处理这幅画,还是用了同样的手法,虽然没有血淋淋的场面,但却有着无比的震撼力和说服力!


从画家雅克-路易·大卫的奇幻一生看腥风血雨的法国大革命(上)

《处决自己儿子的布鲁斯》,323 x 422公分,1789,巴黎卢浮宫。(图片来自维基百科)


这幅画还没有在沙龙展出,革命就开始了。巴士底监狱被攻破,国家议会也成立了。因着局势的混乱,沙龙当局选画非常谨慎。当报纸报道说这幅画被扣留的时候,群情激动,迫使沙龙只好展出。学生们和艺术爱好者还组织起来轮流保护这幅画,可见其影响之深。


大卫显然在鼓励甚至是在煽动爱国与革命情绪,并且白热化到“大义灭亲”的高度。


大卫在1792年正式成为“国民公会”的代表。这个国民公会是法国第一共和的最高立法机构,兼有行政和立法的权力。在这个职位上,他把箭头对准那些把持皇家学院的保皇派保守势力(他一向的对头),进行大力整顿。总的来说,他对卢浮宫的保护和建设有突出贡献,成为法国整个博物馆制度的奠基人。


经过革命洗礼的大卫


从政的大卫属于罗伯斯庇尔的雅各宾党。此时,大卫成为共和国的宣传部长。他从希腊罗马文化里面汲取大量的灵感。例如,他引进赫拉克勒斯(Heracles,罗马作:赫丘利,Hercules)的图像,成为革命时代新的英雄形象。他并且发明了许多宣扬“共和”的庆典和服装,代替了天主教的宗教仪式,连日历都改了。


作为国民公会的一份子,大卫表现积极,竟然赢得了“凶狠的恐怖分子”这个绰号。他投票赞成把路易十六送上断头台,也就是那位欣赏他的作品并且培植他的国王。为了这件事,大卫的保皇派妻子与他离异。他真的做到了“大义灭亲”!


1793年1月,路易十六被处决以后,几乎所有的邻国都向法国宣战,情况相当不稳定。大卫被任命为“安全委员会”的委员之一。6月间,“恐怖统治”开始,大卫成为罗伯斯庇尔执行“恐怖统治”的重要一环。


1793年7月13日,罗伯斯庇尔的左右手让-保尔·马拉(Jean-Paul Marat)被刺身亡。马拉是负责检举和逮捕“反革命分子”的主角。他的地位有如纳粹时代的希姆莱,被视为革命英雄。为了回应革命分子的请求,大卫画了一幅历史性的巨作《马拉之死》,用在马拉的葬礼上。


马拉因为往年躲在地下道里,染上皮肤病,必须常常泡在放了药水的澡缸里止痒,所以在这里放了张桌子处理公事。一位保守派的年轻女刺客谎称有反革命的黑名单要交给他,马拉不顾妻子的反对,就在澡缸里接见她。经过会谈后,马拉拿着名单说:“这批人马上就会脑袋搬家”。就在那个时刻,刺客抽出藏在身上的厨刀,从马拉的胸口刺了进去。马拉的死亡加剧了“恐怖统治”,凡是不属于雅各宾党的人都人人自危。


从画家雅克-路易·大卫的奇幻一生看腥风血雨的法国大革命(上)

《马拉之死》,162 x 128,1793,布鲁塞尔艺术博物馆。(图片来自维基百科)


这幅画立即使得马拉成为烈士。画面背景幽暗,所有的光线都集中在他的身上。他手上还拿着笔,以及革命敌人的名单,刀痕清晰可见,凶刀还在地上。写字的桌子正好变成画上的墓碑,上面有着马拉的名字,和大卫的签名。这幅画弥漫着神圣的气氛,显现出烈士的伟大。这可能是大卫最知名的作品,被称作是革命的“受难”画,它的意义被认为与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相当!


“恐怖统治”继续燃烧,数千人被送上断头台。不但如此,还有数万人在监狱里面就被杀死。大卫的“安全委员会”在10月决定把玛丽·安托瓦内特皇后以叛国罪送上断头台。大卫当天还居然为此画了一个素描。被解放的人类,已经再没有什么禁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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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后在送往断头台的途中,1793年,10月16日。


世俗性革命走到造神运动


打倒了所有的传统权威以后,为了凝聚向心力,必须塑造新的合法性权威,国家主义就成为共和国的“宗教”。革命用语中充满了“圣”、“重生”、“殿宇”、“十诫”、“祭坛”等词汇。人民每十天进入国家的殿宇,唱爱国歌曲,听政治演讲,激起爱国热诚。几乎所有的艺术、建筑和文化活动都是为了表达革命和爱国的热忱。因此,即使在“恐怖统治”的高潮,革命政府还能徵召到一百万的兵源!


从画家雅克-路易·大卫的奇幻一生看腥风血雨的法国大革命(上)

“理性女神”的神剧正在巴黎圣母院上演,1793年。(图片来自维基百科)


这批革命志士,都是有理想、有抱负、有热血的知识分子,并不是罪犯出身。罗伯斯庇尔本来是个受人尊敬的律师,常常替弱势辩护,而且被公认为是“不可能被腐化的”。罗伯斯庇尔是卢梭最忠实的信徒,他一切的理念都是从卢梭而来,有了卢梭的意识形态作后盾,所有的手段都有了合理性。


1794年2月5日,罗伯斯庇尔宣称:“恐怖不过是迅速、严厉、不屈不饶的正义,它是德行的流露。”他并且说:“革命政府就是自由权对抗暴政的一种专政表现。”


仅仅因为双方理念不合,革命可以让同志变成不共戴天的敌人,必得消灭而后快。以大卫为例,他虽然脾气可能不太好,但却是一个富有理想,充满热血的青年,最多只能说他比较理想化,比较狂热罢了。他的表现并没有丝毫自私、嫉妒、毁谤的痕迹。但是,积极参与革命似乎改变了他,他的热情和理想染上了颜色,不再纯真。


例如,著名的化学家和生物学家拉瓦锡(Antoine-Laurent de Lavoisier)夫妇是大卫的好友,拉瓦锡的妻子玛丽安(Marie-Anne Pierrette Paulze)是大卫的学生。玛丽安是一位非常贤惠的妻子,也是她丈夫在科学上的好帮手。大卫特别为他们画过一幅亲笔签名的肖像画。


从画家雅克-路易·大卫的奇幻一生看腥风血雨的法国大革命(上)

《拉瓦锡夫妻》,260 x 195公分,1788,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图片来自维基百科)


拉瓦锡虽然也是路易十六的税务官之一,但是非常清廉,也乐意助人,无论在专业上还是私生活上口碑都很好。他后来也参与了革命,属于不同的党派。


但是,拉瓦锡有个敌人,就是马拉。马拉也是科学家出身,冀望发表一篇毫无分量的论文以进入科学院。拉瓦锡照实给它很低的评价,因此而得罪了马拉。革命后,马拉处处刁难拉瓦锡。因着马拉的“揭发”,造成了一种狂热的舆论,后来所有的收税官都被下到了监狱里。


虽然有很多人为拉瓦锡求情,最后他还是与所有的税务官一样,在1794年5月被送上断头台。拉瓦锡死后,有名的数学家,受过他照顾的拉格朗日(Joseph-Louis Lagrange)为他哀悼说:“仅仅一瞬间,我们就砍下了他的脑袋,但是再过一个世纪也未必会有如此的头脑出现。” 


大卫当时大权在握,但是自始至终不发一言,没有为拉瓦锡开脱。一年半后,拉瓦锡才得到平反。


在这“恐怖统治”热火朝天的当儿,罗伯斯庇尔根据卢梭的构想,决定把道德观和共和国的理念联系起来,正式成立一个新的公民宗教,以罗伯斯庇尔为大祭司。共和国开始征收天主教会的土地,并迫使神甫向国家宣誓效忠。大卫设计安排了最后一次的庆典,称作“至高者的庆典”。


从画家雅克-路易·大卫的奇幻一生看腥风血雨的法国大革命(上)

1794年6月8日“至高的庆典”蚀刻版画。宝座上的女神不是“自由女神”,而是“至高者”。“理性女神”与“至高者”是法国大革命时不同的派别所分别发明的神明,以代替传统宗教,作者不详。(图片来自维基百科)


这个节日被称作“祭日”,是罗伯斯庇尔用来作为“教化”人民的工具。在“至高者的庆典”这一天,罗伯斯庇尔致词后走下台阶。此时,大卫递给他一把火炬。他点燃了一个硬纸板做的,代表无神论的图像。极具戏剧性地,从灰烬里出现了一个代表智慧的新图像。多么地庄严神圣!这种赤裸裸的造神运动的用意十分明显。如果说,历史是一面镜子,有时候,它更好像是一面照妖镜!


据说,这种用造神式的庆典凝聚群众的构想后来屡次被列宁、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所仿效。 大卫开风气之先,真是“功不可没”。


但是,人们开始反叛,这样的庆典反而加速了罗伯斯庇尔的失败。1794年7月27日,热月政变发生,罗伯斯庇尔被逮捕。当场,大卫向着他的好友高声呼喊:“如果你饮毒酒,我跟你一块喝!”然而,在审判的时候,大卫生病,因为“肚子痛”而缺席,也因此免于与罗伯斯庇尔一同被送上断头台的命运。


不过,大卫还是因叛国罪被下到监狱里。这是他人生一个重大的转折点,也是一个暂停。


小结


这段历史让我不禁想起七十多年后(1871)巴黎公社唱起来的《国际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历史上,人们在打倒了所有传统的权威和神佛以后,由于无法承受那种虚空的沉重,必然会为自己造出新的膜拜对象,新权威也必然会把自己树立为新神祇,宣示新秩序。这个新神祇带来的往往是灾难,因为它并非建立在一个牢固的根基上。人性的诉求是无法被漠视和欺骗的,不论多么崇高,抽象的理念也无法立刻取代传统的价值。


(待续)


主要参考资料:临风著:《绘画大师的心灵世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12。


作者简介

临风,本名熊璩,出生于重庆,台湾长大。曾任台湾大学数学系副教授 ; 克雷超级电脑公司(Cray Research, Inc.)研究部总工程师; 惠普公司中央实验室部门主管,大学关系部亚太区主任等。2011年退休,全力读书、研究、写作。在中国大陆出版有《绘画大师的心灵世界》(2012年江西人民出版社)。


撰文:临风

编辑:雯君,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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