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皮 | 巴以之争: 锡安主义和一次大战

大约有一千年左右，犹太人在欧洲，受到明显的歧视甚至迫害。这种歧视和迫害有一个专门的词， 叫anti-Semitism, 中译是 “反犹主义”。

反犹主义的原因很复杂。总的来说，以大欺小，恃强凌弱，是人类的本性的一面。在中世纪欧洲，犹太人无论在宗教﹑种族和文化上，都是少数，被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欺压，可以想象。

具体来说，欧洲的反犹主义主要有下面三个原因：

一是宗教原因。很长时间在欧洲，基督教占至高无上的绝对统治地位。因此拒不入基督教的犹太教被视为异端。另外，中世纪信仰基督教的农民几乎100%不识字，连《圣经》也不能自己读，更没有读过别的书，当有人拿 “犹太人出卖基督“ 这样所谓的《圣经》故事来煽动他们对犹太人的仇恨时，仇恨会轻而易举地被煽动起来。

二是文化原因。犹太人有很多特殊而严格的习俗，他们聚居在一起，我行我素。这是他们亡国两千年后一直没有被同化的最重要的原因，但也是他们和欧洲人之间互相隔阂的主要缘故。人类本能地对“异类“缺乏同情心，所以当犹太人被迫害时，很少有人出来替他们说话。

三是犹太人在金融上的优势。很长时间欧洲和中东放债的人都是犹太人，原因有二：一是基督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都禁止向本教教徒放有息贷，但犹太教徒可以向其他教教徒放贷。二是多数犹太人具有识字和基本算数技能这两项放债的基本要求 —— 因为犹太教要求读经，犹太人也重视教育。很多犹太人因金融贸易致富，使他们招人嫉恨。传统上犹太人常被刻画成贪得无厌的家伙，例如在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中。在经济萧条的时候，犹太人常常成为穷困暴民抢掠甚至打杀的对象。

在中世纪欧洲，反犹主义几乎无处不在。宗教改革之后，反犹主义并未因此明显衰减。宗教改革领袖马丁﹒路德本人是一个强烈的反犹主义者。启蒙时代之后，反犹主义中的宗教因素渐渐减弱，但出于种族歧视﹑文化偏见和经济原因的反犹依然盛行。 从伏尔泰到瓦格纳到叔本华，许多人类文化精英竟然无法逃避这种无理性和阴暗的反犹偏见。

历史上类似反犹主义的对犹太人的歧视欺侮也存在于中东。但远远不及欧洲普遍和残酷。经典的﹑非极端的伊斯兰教并不敌视犹太教和基督教，伊斯兰教把基督徒和犹太教徒称为 “书中的人”。犹太人在伊斯兰教早期的阿拉伯帝国享有充分的权利。但是到了11世纪后，反犹活动在穆斯林国家开始时有发生。但中东的反犹活动，更接近于地方暴民的袭击，鲜有在国家和宗教权威号召下的反犹主义运动。

中世纪污蔑犹太人血祭的宣传木刻

在欧洲，国家和民族的概念，在18世纪晚期与19世纪才被普遍接受。之前，人们的归属感主要是对于乡土、文化和宗教，而国家/民族的观念淡薄。典型的欧洲国家可因皇室联姻扩展土地，也可因分割继承而失去土地；因而同一片土地上的居民，可以今天属于一国明天属于另一国。而同一种族宗教语言文化下的人众，可能分为城邦相互作战，例如古希腊与中世纪的一些王国公国。

18世纪晚期，在欧洲诞生了民族主义观念，认为国家和领土的划分应当基于民族。此后十九世纪，欧洲发生了不少因民族主义影响下的国家重组。这样的国家重组有两类：一是独立，例如比利时脱离荷兰而独立。二是统一，例如意大利的统一。

十九世纪末，在民族主义的启发下，诞生了现代锡安主义。

“锡安主义”（Zionism）中的 “锡安”， 来源于 “锡安山” （Mount Zion）。 锡安山是耶路撒冷附近的一座山，而 “锡安主义”， 则代表发展犹太人聚居地的运动。

罗马时期犹太人最后一次失去国家后，犹太人一直作为少数民族散居在欧洲和中东各地。其间不乏开发犹太人聚居自治区的尝试。例如在十六世纪葡萄牙外交官﹑也是奥斯曼帝国苏丹的座上宾的犹太人约瑟夫﹒纳斯（Joseph Nasi），在奥斯曼帝国的支持，到巴勒斯坦的提比利亚 （Tiberias）建立犹太人聚居地。他准备把提比利亚发展成一座丝绸城，已经带人在那里种植了很多桑树，但终于没有多少人移民，这项尝试也就荒废了。

近代锡安主义思想之父，是奥匈帝国的犹太人西奥多 · 赫茨尔 （Theodor Herzl，1860 – 1904）。 当时欧洲，尤其是东欧和俄罗斯，反犹主义依然十分严重；在民族主义浪潮启发下，赫茨尔提出了锡安主义。

赫茨尔认为，反犹主义是所有社会的永恒特征，只有离开犹太人作为少数民族的社会，才能使犹太人摆脱迫害： “让他们在地球表面上给我们一块主权之地，足以满足我们人民的需要。”

西奥多 · 赫茨尔

很明显，锡安主义的起因是：普遍存在的反犹主义。它的目标是：使犹太人摆脱迫害。它的假设是：犹太人只有迁居到一个犹太为主的聚居地，才能摆脱迫害。

锡安主义是一场民族主义运动。它与其他民族主义运动类似的是：犹太人可以被视为一个民族，在宗教，人种，文化，语言上。它与其他民族主义运动不同的是：犹太人没有自己的聚居地。他们希望建立的犹太国，既不可能通过“独立”，也不可能通过“统一”来达到。

所以，锡安主义运动一百多年来，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土地。

赫茨尔接受在世界任何地方建立犹太自治国。当时的锡安主义者比较倾向于两个可能的殖民目的地：阿根廷和巴勒斯坦。赫茨尔喜欢阿根廷，因为地域辽阔，人口稀少，气候温和；但其他锡安主义者强调巴勒斯坦在情感和神话上与犹太人的紧密关系。

1903年，英国殖民秘书张伯伦在 “乌干达保护区” 给赫茨尔提供了5000平方英里的茅高原（Mau Escarpment， 位于今天肯尼亚）作为犹太定居点。第二年，世界锡安主义大会派代表团考察了这个高原。代表团喜欢当地温和的气候；不过，代表团指出这个地区住着众多的马赛土人，他们似乎不喜欢大量欧洲人的涌入。此外，代表团认为，这个地方充满了狮子和其他动物。1905年，在赫茨尔去世后，世界锡安主义大会作出决定，拒绝英国的提议。从此，锡安主义主流将所有今后的定居努力直接指向巴勒斯坦。

（二战期间由于纳粹迫害犹太人，英国首相邱吉尔重提乌干达计划，但此时诸锡安主义团体已经在全力准备在巴勒斯坦建国，于是反对这项提议，以免影响他们在巴勒斯坦建国的计划。）

二十世纪初的巴勒斯坦，非犹太人占了约96%，拥有99%的土地 [1]。锡安主义初期，维也纳的拉比们派了两个人去巴勒斯坦考察建国的可能性，派去的拉比回来后报告说：“巴勒斯坦是一个美丽的新娘，但她已经嫁给了别人。”

但一意在巴勒斯坦建国的锡安主义者仍然相信巴勒斯坦是他们的土地。俄罗斯锡安主义者艾尔达德 （Israel Eldad）说：“以色列是犹太人的土地，虽然她上面居住的几乎全是阿拉伯人。以色列属于四百万俄罗斯犹太人，虽然他们不出生在以色列。以色列属于世界上九百万犹太人，虽然他们暂时没有迁居以色列的计划。”

锡安主义初期，犹太人迁居巴勒斯坦是通过买地。买地开始很顺利，但不久后，新移居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和当地人开始闹矛盾。矛盾的核心还是土地。新买到地的犹太人，开始驱赶土地上的当地农民，但这些贫穷的农民虽然不拥有土地，却世世代代居住在同一片土地上为地主耕作，所以他们对驱赶他们的犹太新地主很是愤怒。他们向当时统治巴勒斯坦的奥斯曼官府告状说：“犹太人赶我们走，对我们连奴隶都不如。” 类似的矛盾接连不断。

20世纪初巴勒斯坦的一家农民

二十世纪初俄罗斯著名犹太作家哲学家哈阿姆 (Ahad Ha’am), 同情锡安主义。但哈阿姆到巴勒斯坦访问后，严厉地批评了犹太新移民的行为：“如果我们希望返回这片土地，那么我们就应该以爱﹑尊重﹑公平和正义来对待当地人。但我们的兄弟们是怎么做的？恰恰相反！他们曾经在别处被奴役，而现在发现自己拥有无限自由时，他们像奴隶突然变成国王一样。他们用敌意和残酷对待阿拉伯人，非法闯入阿拉伯人的家园，毫无理由地殴打阿拉伯人 …这一切，我们的犹太兄弟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 记住：当阿拉伯人相信法律站在对手的一方时，他们可能沉默，但愤怒会积存在他们心中，有一天我们会遭到报复。”

在不少巴勒斯坦人认为奥斯曼帝国没有替他们主持正义的同时，锡安主义者也认为奥斯曼帝国没有给他们足够支持。因此，锡安主义者开始寻找新的﹑更强大的支持者。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打响。第一次世界大战是非常惨烈的战争。1916年7月的索姆河战役中，英军一天就损失了5万7千人。

一战开始后很长一段时间，美国一直没有加入。即使在德国1915年击沉英国邮轮卢西塔尼亞号使很多美国人丧生后，大多数美国人仍然不希望卷入战争。当时美国总统威尔逊主张远离欧洲战争。 1916年威尔逊参加总统竞选争取连任，他对选民的口号是： “投票威尔逊，他不会让你的儿子参战。” 结果，威尔逊赢了。

然而，仅仅一年之后，1917年4月，美国与德国宣战。但美国正式派军队参战，是1918年春天 （贝尔福协议签署数月之后）。美国在一战中死伤27万人。当时反战的1200个美国公民，被关进监狱，有的长达数年。

美国为什么改变初衷加入一战？众说纷纭。但有很多证据表明，当时美国的锡安主义者，对美国参战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曾任“世界锡安主义组织”（World Zionist Organization， WZO）秘书的英国锡安主义者兰德曼（Samuel Landman），1935年在《世界犹太人》杂志的一篇文章中写道：

“在马克﹒塞克斯 （Mark Sykes, 英国政府一战时中东专家，即《塞克斯-皮科协定》的制定人之一）与魏茨曼（Chaim Weizmann，英国著名锡安主义者）和索科娄（Nahum Sokolow，英国著名锡安主义者）达成共识后，一封密信送到大法官布兰迪斯（Louis Brandeis，美国高院大法官）那里。信中说：英国将帮助犹太人获得巴勒斯坦；作为回报，美国犹太人需要支持美国参战。“

（上文中的布兰迪斯是威尔逊总统任命的大法官，是美国第一位犹太人法官。布兰迪斯对威尔逊胜选总统帮助巨大，对威尔逊有很大影响力。对威尔逊大有影响力的犹太人有不少，包括大银行家雅各布 · 希夫（Jacob Schiff）和美国大银行家，政治人物伯纳德 · 巴鲁克（Bernard Baruch）。希夫和巴鲁克都是坚定的锡安主义者，对锡安主义全力支持。不过希夫对美国和世界最重大的影响不是在一战上，而是俄国十月革命。希夫是十月革命的大金主，因为他痛恨沙皇的反犹主义。巴鲁克在一战时被威尔逊总统任命为国家防护理事会顾问委员，同时任工业局局长，1919 年出席巴黎和会。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巴鲁克任罗斯福总统的私人顾问。）

希夫、布兰迪斯和巴鲁克

英国殖民大臣卡文迪许公爵（Victor Cavendish）在1923年英国内阁备忘录中写道：“《贝尔福宣言》的目的是获得全世界犹太人和犹太组织的同情 …… 不可否认，这对促使美国介入战争起了重要作用。”[2]

现在回头说这个史上意义重大的《贝尔福宣言》。这个宣言是以英国外务大臣贝尔福 （Arthur Balfour）致英国犹太人领袖罗斯柴尔德男爵的一封信形式出现的。信很短，全文如下：

如上所述，《贝尔福宣言》促使了美国参战。除此之外，《贝尔福宣言》还给对英国带来了其他重大益处，包括：促使世界犹太人从经济上支援协约国；打消德国争取锡安主义帮助的计划；使犹太人占很大比例的俄国布尔什维克派不与德国议和。另外，巴勒斯坦靠近苏伊士运河，在巴勒斯坦上有犹太人的存在，有助于英国掌控苏伊士运河，从而加强与英属印度间的水路联系。

看起来，《贝尔福宣言》是英国政治和外交上非常聪明的一步。唯一的缺憾是：在两年以前，英国已经将巴勒斯坦应许给了阿拉伯人。

1914年，奥斯曼帝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德国和奥匈帝国联手。奧斯曼帝国苏丹以全世界穆斯林领袖的名义，宣布保卫伊斯兰国家，对协约国进行 “圣战” 。

此后英国在中东各处相继失利：协约国除了面临奥斯曼帝国土耳其人的挑战，还面临许多伊斯兰地区酋长们发动的“圣战“。

于是英国开始考虑联合穆斯林，他们开始联系麦加哈希姆家族。哈希姆家族 （Hashemites）是先知穆罕默德曾祖的后人，被称为“圣裔“， 在阿拉伯世界有很高威望。英国联系到哈希姆家族的首领侯赛因 · 伊本 · 阿里，希望阿拉伯人对奧斯曼帝国起义，由英国提供现金和武器；允诺在战争结束后，成立一个统一的阿拉伯国家。这个统一的阿拉伯国家，包括今天的伊拉克﹑叙利亚﹑约旦和巴勒斯坦。英国将领麦克马洪与侯赛因在1915年7月到1916年3月间通了十封信，信中麦克马洪向侯赛因做了上述承诺。

于是哈希姆家族的侯赛因带领阿拉伯人起义，1916年6月10日打响第一枪。

《贝尔福宣言》公布后，侯赛因要求英国对宣言做出解释。1918年1月，阿拉伯局局长霍加斯前往吉达，将赛克斯爵士代表英国政府写的信交给侯赛因。 霍加斯向侯赛因许诺：“阿拉伯民族将有充分机会在世界上建立一个阿拉伯国家”，并保证“现有人口的经济和政治自由”。霍加斯后来说，他知道侯赛因不会接受在巴勒斯坦建立独立的犹太国家，但霍加斯遵守上级指示没有告诉侯赛因：独立的犹太国家正是英国的打算。

当时英国开罗情报局有一位军人叫T. E. 劳伦斯。劳伦斯会讲阿拉伯语，精通阿拉伯历史文化，陪同英方首领参加了很多与阿拉伯人的重要的谈判，劳伦斯还成了侯赛因的第三个儿子费萨尔王子的挚友和军事顾问。劳伦斯和阿拉伯人并肩与土耳其人作战，非常成功。

土耳其人悬赏2万英镑，要劳伦斯的头。2万英镑在那时不啻是天文数字，但没有一个阿拉伯人告密。阿拉伯的王侯赛因对劳伦斯，像对自己的儿子。

1918年9月30日，费萨尔的阿拉伯先头部队进入大马士革：协约国在中东取得了最终胜利。但是英国人允诺的阿拉伯国家并没有建立。英国和法国分割了奥斯曼帝国后的中东：法国占领了叙利亚，英国控制了伊拉克和巴勒斯坦。

（劳伦斯尽了一切努力，希望英国能遵守当初的信诺，但一切无法挽回。劳伦斯非常愤怒，他因此拒绝了英王乔治给他册封骑士。战后的劳伦斯隐姓埋名，负罪感没有一天不缠绕着他。他在书中写道： “我成了这个阴谋的一部分，我实际上让他们为一个谎言而战斗。” 劳伦斯写信给朋友：“我准备一个人到大马士革去，希望路上能被人杀掉。” 1935年，46岁的劳伦斯死于车祸。）

费萨尔和劳伦斯

1919年一月，在英国主持下，在英国治下任伊拉克王的费萨尔王子，与锡安主义领袖魏茨曼签约。费萨尔的声明说：

“我们阿拉伯人，对锡安主义运动表示最深切的同情 …… 我们真诚地欢迎犹太人回家 …… 未来我们将帮助你们，你们也将帮助我们；我们共同繁荣的国家，将屹立于文明世界中。”

参考文献：

[1] Justin McCarthy, The Population of Palestine: Population Statistics of the Late Ottoman Period and the Mandate (New York: Columbia UP, 1990), 37.

[2] Lawrence Davidson, America’s Palestine: Popular and Official Perceptions from Balfour to Israeli Statehood (Gainesville: UP of Florida, 2001), 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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