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飞虎奇缘和我的“美国叔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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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出任《人民日报》驻美首任记者期间,与失去联系三十多年的美国飞虎队大兵重逢,这段穿越时空的“飞虎”奇缘,引出我和我的美国叔叔们的故事。本文为张小彦美国生活经历系列故事第四篇。


正文共:2300字

预计阅读时间:6分钟

撰文:张小彦



1979年父亲出任《人民日报》驻美首任记者,常驻华盛顿。在家信中他讲到了与失去联系三十多年的美国飞虎队大兵在美重逢的喜讯,他说手足之情无国界,这些人就是他的手足兄弟。父亲这段穿越时空的“飞虎”奇缘,引出了我与美国叔叔们的故事。


1980年赴美求学前夕,我在北京第一次见到了海曼叔叔 (Hyman) 。他是父亲1940年代就读西南联大时结识的美国第十四飞行大队(其前身是飞虎队)的士兵。更引人注目的是,他是1945年国共重庆谈判时在重庆红岩村与毛泽东见过面的三个美国兵之一(前排下蹲者)。


父亲的飞虎奇缘和我的“美国叔叔”


当时中美关系刚刚解冻,中美之间的旅游业还未起步,想到中国访问的美国人需要自己组团办签证。像海曼这样在中国生活和战斗过的人自然就成了最佳向导。海曼的团队住在当时北京仅有几家能接待外宾的宾馆之一北京饭店。我和妈妈、姐姐乘公共汽车到宾馆去看望海曼。那时我连一件像样的衣服也没有。妈妈临时把父亲的一套中山装找出来让我试。上衣还可以,但裤腰有些肥大。只好穿上一条不同颜色的裤子。第一次到大饭店去见外国人,我心里既紧张又兴奋。


父亲的飞虎奇缘和我的“美国叔叔”

1980年在北京饭店,我和妈妈、姐姐见到与海曼叔叔。


为了准备到美国求学,我这个只有初中文化的学子只能通过收听广播教学自学英语。但与妈妈和姐姐相比,我的英语还算是好的。我用不连贯的英文磕磕巴巴地与海曼交谈,常常词不达意。海曼耐心地听并慢慢地回话怕我听不明白。言谈话语间看得出他与父亲真挚的感情。虽然有语言障碍,双方的情感和意思仍然得到了充分的交流。我告诉他我即将赴匹兹堡大学学社会学。他马上提出要我先到纽约,在他家住些日子,先适应一下,然后再乘长途汽车去匹兹堡上学。我心里为能有这样一位美国叔叔而庆幸。


1980年夏天我离开中国到美国求学,第一站到纽约。从肯尼迪机场出海关后我一眼就看到了已在那里等候的海曼叔叔,如同见到亲人一般,心里一下子就有了底。海曼从机场开车带我到曼哈顿中国城吃午饭。在街上行走时,有一个人向我问路,我简直不知所措。刚刚下飞机一小时,自己都不知道人在哪里。海曼马上给我解围,并且告诉我纽约是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什么国家的人都有,也分不出谁是新来的。对此我至今印象深刻。

 

午饭后海曼带我到他家见了他的太太诺码(Norma),并安排我在他家住下。在他家我与父亲通了电话,我们都高兴得不得了。我踏上了一片新的土地,开始了人生新阶段,尽管前途还不明朗而且路途必然坎坷,但我的心里充满激情和对未来的憧憬。晚饭后海曼叔叔又跟我讲了他与父亲在中国的战火友情故事,让我十分感动。我为父亲与海曼的兄弟情谊感到自豪,也为自己能有这样一位异国亲人感到幸福。

 

从那以后,我在美国就有了一个家。1981年放暑假时我一个人在匹兹堡很闷。父亲当时正在纽约总领馆准备回国。我就来到纽约为父亲送行,住在海曼家里。海曼夫妇带我到长岛海滩游泳和吃野餐,至今想起来还是那样亲切和温暖。当学生时钱很紧,每次到纽约总是去海曼叔叔家住。后来即使有地方住了,到纽约也一定要去看望海曼夫妇。每当我父母来美国探亲,我们也一起去做客,就像一家人一样。1982年海曼夫妇还专程到匹兹堡来探望我,并把我的生活和学习情况向父母汇报,让他们放心。


父亲的飞虎奇缘和我的“美国叔叔”

1981年父亲和我在海曼家做客。


耶鲁(Yale)是我另一个美国叔叔。他的家在纽约市中心河边一栋高级的公寓楼里,我可以从那里步行到中国领馆。耶鲁的家也是他设计公司的办公室。我至今还记着在耶鲁叔叔的办公室门框上面写着“For God, For Country, and For Yale”(为上帝,为国家,为耶鲁)。


耶鲁的太太是一位歌唱家。当她知道我带了李双江的录音磁带,就让我放给她听。在听《红星照我去战斗》一曲时,她还专门去钢琴上定音并告诉我这个中国男高音很好,已达到某某音节高度。其实我也不懂,只是对她的专业态度很敬佩。


耶鲁叔叔有一个女儿叫凯西(Kathy),与我年龄相近。知道我刚到美国,人生地不熟,就主动带我参观纽约并邀我同她的朋友一起玩。耶鲁也在百忙中抽时间带我参观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等,令我十分感动。耶鲁一家人都喜欢吃中国菜,所以我住在那里的几星期中有不少机会光顾纽约的中餐馆。


父亲的飞虎奇缘和我的“美国叔叔”1981 年夏在耶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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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耶鲁带我参观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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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与凯西在她家合影。


在纽约我还有一个贝尔(Bell)叔叔。他也是当年受到毛泽东接见的美国兵之一。父亲曾在《手足之情无国界》一文中描述了他们之间跨越时空和国界的民间友谊:


“我在纽约有许多老朋友,有中国人,也有美国人。爱德华·贝尔 (Edward Bell) 就是其中之一,他已是八十老翁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是美国驻昆明的第14航空队(又称”飞虎队”)的中士,我们从那时起就是好朋友了。……


我的思潮流到了1979年中美建交这个历史的转折点。我被派到美国当记者,到华盛顿的第一天,迎接我的竟是一盆极不寻常的鲜花——盛开的郁金香,用金色带子系在叶上的卡片写着‘热烈欢迎你,我们的老朋友,愿你在新的历史阶段做出更大贡献!你的兄弟般友人: 爱德华·贝尔和露西; 霍华德·海曼和诺玛。’我当即打电话到几百公里外的纽约向他们致谢,我说:‘等将来有机会时再去看望你们’, 他们说:‘不! 我们已经等了35年了,我们不能再等了!’。


于是,第二天,这两对夫妇赶早班飞机来了,我们在一起度过了终生难忘的整整一天。从此以后,我们之间仿佛又回到了昆明的日子,彼此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总是不忘为促进两国人民相互的了解和友好而做出贡献。”


我的父亲和美国叔叔们都已先后去世了。在中美关系日趋紧张的今天,我仍时时怀念亲身经历过的这段中美人民之间超越时空、国界、和政治的民间友情。通过民间友谊促进中美之间的沟通和理解是我们美国华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父亲的飞虎奇缘和我的“美国叔叔”


撰文:张小彦

编辑:Jing

本文由作者授权原创首发于《美国华人》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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