湾区朋友熟悉的Monica Yeung Arima和她的丈夫Adrian三月初感染了新冠，有多家英文媒体报道过他们的病例。很多朋友关注他们的康复过程，晓霜最近和她做了一次深入的访谈。Monica来美多年，她和家人所经历的故事也值得一读。
正文共：846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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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撰文：晓霜
本文转载自《相约晓霜》公众号
01
感染新冠的经历
两年前，我丈夫Adrian退休后，在斯坦福大学上了很多课，包括考古学、人类学、文学历史等，我们非常期待今年去埃及，进行一次历史文化之旅。2020年2月终于成行，我们去了欧洲和埃及一个月，最后一站到埃及，没想到在路上感染了新冠。
埃及的旅行有陆地和水上两部分。其中几天，我们和几个旅行团的游客一起在尼罗河乘船游览，共享自助餐，当时我们并不知道新冠病毒已经在埃及传播开。回程路上，我们开始感到不适。
刚回到 Palo Alto，我觉得特别累，四肢酸痛，后来出现发烧咳嗽等症状，Adrian的症状比我轻一些。知道外面开始流传新冠病毒，我们主动联系了医生要求测试。
我们星期二回到家，星期四约到了时间去我家附近的诊所Palo Alto Medical Foundation (PAMF) 检查。PAMF为了防范新冠传染，让人开车进入停车场，在停车场等到叫你，过去直接检查。为了防范传染，不让病人和行人随便走动。
我和Adrian属于旧金山湾区最早感染新冠的几个病人，我们是PAMF第一例。当时他们还没有固定的测试程序，医生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做。预约的那天他们问了病情，给我们做了其他病毒的常规检查，但是并没有给我们做新冠检测。他们要等到其他因素排除后，才给做新冠检查。医生给我开了抗菌素。其他的病毒检查都没问题，但是医生还是没有给我们做新冠检测。
我们有些失望，继续要求测试。医生终于同意我们下周一可以去做新冠检测。
从周四到下周一，我服用了五天抗菌素，病情没有任何改善，发烧咳嗽引起肺部发炎，哮喘开始变得厉害，因为肺炎，做了X光后，医生说我需要住院。我是下午一点多到斯坦福大学医院的，他们让我做各种检查，也做了新冠检测。在急诊室一边检查，一边等，呆了近12个小时，到半夜一点多，医生让我住了院。
住院后，第二天早上收到我的新冠测试结果：阳性。
医院马上安排了Adrian和我们的儿子当天进行检测， 也让通知其他所有我们接触过的亲友们。Adrian的测试结果也是阳性，医生马上安排他住了院。儿子检测没有感染， 可以回家。
值得一提的是，斯坦福大学医院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自己搞了一套新冠测试方案，他们有自己的试剂，经过FDA的批准；他们有自己的实验室，可以当天知道测试结果，检测速度非常快。
因为我们早有思想准备，所以并没有感到意外。后面的一切都发生得非常快， 我们住进了斯坦福大学医院的隔离病房。
他们马上建立了严格的隔离措施，第二天，全院不让任何人探视病房。
隔离病房的防范和管制是非常严格的。一人一个房间，每次医生和护士进来都是从头到脚全副武装的，他们不仅带口罩、手套，还戴面罩，穿防护服，防护鞋。隔离病房和外面有个中间地段，医务人员在那里做准备，换衣服，然后进入病房。
因为我和Adrian是斯丹福大学医院的第一例，他们那时并不知道如何对待新冠病毒。
我哥哥在香港，也是一位医生。他和我关系一直非常好。我们马上向他进行咨询。他建议医院做这做那，但是那些程序在美国的医院没有FDA批准，没法做。
医生马上让我开始了五天的临床试验。药是静脉注射的，我用了第二天，就明显感到有好转。病情一天天改善。五天的临床试验结束后，我的病情稳定。我住院差不多两周，医生让我出院回家休息。Adrian在医院住了三天就提前出院了。
后来几家媒体采访报道了我们的故事。
晓霜： 您现在是否完全恢复了？
Monica: 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跟得病前相比，我现在已经恢复到可以做所有的事情了。但是，我的肺里还是有少量的痰。现在的反应就是，空气浑浊时，有时我还会咳嗽。新冠病毒侵入，袭击肺的下部，需要一段时间恢复。现在好几个月了，还在恢复之中。
我义务加入了斯坦福大学两个研究项目：一个是新冠病人康复后肺功能受到的影响；另一个是新冠病人在精神健康上受到的影响。
晓霜：这场新冠感染的经历，对您和Adrian有什么重大的影响？
Monica: 我是一个彻底的乐观主义者，我把它当作一场严重的流感。生病了就去治疗；需要什么，就去寻找帮助，然后接受治疗，直到康复。这是我所经历生病的过程，也反应了我的人生观。
Monica和Adrian在埃及。
晓霜： 您亲身经历了这场新冠, 对于如何防范新冠，能不能给朋友们一些建议？
Monica: 最重要的是增加自己身体的免疫力。免疫系统的功能非常重要，它能够更好地保护自己。建议需要时，可以每天服用维生素C作为紧急的防护措施，提高免疫系统的功能。
和我们一起去埃及旅行的游客中，有一对老夫妻，比我们年纪大多了。他们也感染了，他们那里的医疗条件并不像我们旧金山湾区那么好，没有那么多资源，他们那里的检测要很多天才能出结果。但他们几乎没有什么症状，恢复得很快。我看到他们一路上，每天早上都冲泡维生素C冲剂，把它当作果汁一样喝，我相信这帮助了他们。即使感染了，他们也恢复得很快。
如果我们大家提高免疫功能，可以减少感染；即使感染，也可以恢复得更快。如果你在医院的话，医药费用也可以更少；更多的人不会发展到严重的程度，死亡率也会更低，所以增加免疫功能对我们大家来说是至关重要。
其他就是提醒大家出门戴口罩，注意社交距离，回家后马上洗手等等。
如果你感染了，除了联系医生，要马上通知所有你接触过的人，防止进一步扩散。总之，大家要注意防范。
Monica夫妇和儿子Aaron在英国Cornwall。
02
我的家庭故事
我出生在香港一个中产家庭，我的祖先来自广东中山，祖父很早就去香港定居了。我的祖父母有九个儿子，没有女孩，五个儿子在战争年代早逝。我的祖父在50多岁就去世了。我父亲和叔叔，作为家里的两个大儿子，在13-14 岁就出去打工，帮助养家。
我有五个兄弟姐妹，我排行老三，我们三个孩子跟祖母在城里生活，两个弟妹跟我父母在农场一起生活。
我在祖母身边长大，那时.是非常重男轻女的。在那个孩子多、资源少的时代，作为家里的长女，排行老三，正是中间的”管家婆”, 要让我做很多家务事，却得不到祖母的宠爱和关注，感到很压抑。但是我和两个哥哥关系甚佳，不能从祖母那里得到的东西，哥哥都会为我争取。爸爸也是最疼我的，所以我在家里是男士们的娇娇女。
我14岁的时候就开始工作，给小孩子辅导功课，基本上可以自给自足，不用家里一分钱。
40多年前我来美国时，伯克利有很多亚裔因为平权法案而录取，亚裔的比例很高。现在的挑战当时也有，但那时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法律诉讼。自己努力，然后能随遇而安。
那时我们一边读书，一边工作，兼顾各种事情，这些经历给予我生活的能量和毅力。所以我常常对人说，你从什么学校毕业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自己如何努力。
加州Carmel海边落日。
03
我在大学读书都是靠自己养活自己，从来不需要家里支付我的学费和生活费。哥哥有时会给我一些补助。在伯克利读书时，我有幸参加了IBM的一个 CO-OP Program (半工半读)的项目，半年读书，半年工作。
我在IBM学到很多。我的第一个老板，成为我职业和人生难得的导师。
我刚参加面试时，也不是很有经验，像参加考试一样。后来我问雇我的老板，我的成绩也不是最好的，你怎么会雇用我？
老板的回答，我永远不会忘记。他说，你能在伯克利毕业，任何人能在伯克利毕业，我相信你们的智商一定没有问题，什么都可以学会，可以轻松胜任这个工作。但是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工作态度和团队精神。如果有人成绩很好，又有能力，但是工作态度不好，不能与人合作，那么会有很大的问题，会给我很多头痛的事情，那不是我想雇的人。
我是工程师出身，我们亚裔做工程师，做技术方面的活往往都做得比较好，但是市场销售、推销，需要另外的技巧技能，文化不同，我们在美国的social skills, political skills, 往往比较欠缺。
幸运的是，我很喜欢跟人打交道，能够与人合作，虽然我也感觉到自己的欠缺，认识到不同的工作需要不同的技能技巧，需要重新学习；意识到不同的部门也有不同的职业文化和不同的环境，需要慢慢地适应新的工作。一年后，我还是幸存下来了。
谈谈职场天花板的问题。我觉得很多华人朋友有个误区，华人工程师觉得自己工作做得那么好，别人的工作做得还没有我好，为什么别人提升当了经理，而没有自己？可能马上觉得这是职业天花板，或者歧视。其实我们应该区分深层的原因。
我从自己的工作经历明白，你在位置A把工作做得很好，并不意味着你自然就可以提升到位置B也能把工作做好。比如说你的技术工作做得好，并不意味着你就能成为很好的管理人员，这需要新的技能技巧，需要学习。这一点我们大家要了解，如果你想到位置B，你要具备位置B的能力。
我非常感激我的第一任老板，他告诉我，他招人的时候，看工作态度和团队的精神远远胜过学校的成绩。因为技术可以学习，但是如果没有好的工作态度和团队精神，这样的员工是难以与人合作的，也是难以承担重任的 。
我的老板还告诉我，雇用合同是双方自愿的协议。你每天工作拿工资，所以公司并不欠你什么。如果你觉得公司对你不公平，那你应该说出来，只在自己的圈子里抱怨是没有用的，你必须要放到桌面上，你要找我说出来，这样我才能知道，我们才能讨论这件事，才能知道怎么改进我们的工作关系。
还有一点，如果你真是那么强，有很强的技能技巧，你也可以去别的地方，所谓“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因为这些原因，我会把自己的工作态度放好，觉得公司并不欠我什么，如果我要留下来干，那就好好干，因为你每天都拿着工资。如果你觉得没有被公平对待，你就提出来，如果得不到解决，可以（准备）走人。否则，你不是自掘坟墓吗？
你在公司的位置A做得很好，想去位置B，你要跟老板说，要自己学习新的技能。我们的文化和价值不同，如果一些事情你不愿做，不喜欢那种文化环境，就不能指望老板自然会提拔你。例如，在销售部门，他们经常与客户一起喝酒聚会, 打高尔夫球，建立联系，交流信息，但是我不喜欢喝酒，也不喜欢那些聚会，有时不能强迫自己，这是文化和性格的差异。
Monica夫妇。
04
Adrian在斯坦福大学毕业，四年拿了本科和硕士两个学位，后来上了伯克利法学院，毕业后又回到斯坦福大学工作。他是一位执业律师，负责斯坦福大学技术转让相关的法务工作，后来他在斯坦福大学医学院和医院做律师主管（managing attorney）。万万没有想到，他在斯坦福大学工作了19年后被裁员。斯坦福大学工资不是最高的，但是福利非常好，有很好的退休金。他当时离退休期的福利（early retirement）只差六年，他以为可以一直在斯坦福大学工作到退休呢。
Adrian失去工作，一时无法买到个人的医疗保险，因为他的年纪加上身体状况（有病史), 有钱也买不到保险，这是当时美国的现状（当然后来有了奥巴马计划）。
更没想到的是，三年后，斯坦福大学原来的法务部门又恢复了，他们把年轻人雇回去，但是年龄大的员工再也回不去了，都失去了工作和福利。那年Adrian46岁。斯坦福大学这样做，当时震惊了法律界。你无法知道他们最初的动机和政治原因，但是很多老员工都失去了工作。Adrian和他们一批老同事对此毫无准备，他们精神上受到的打击和创伤很大。对于Adrian来说，他的失落可能有十年之久，这段时间没给斯坦福大学任何捐赠。
Adrian和Hachi在Carmel海边。
但是人的命运总是非常神奇。我们没想到，上天自有安排。可谓，塞翁失马，焉知祸福。
Adrian被裁员后，当时就有很多朋友，很多律师同行帮助他，给他推荐工作。他在工作中和做各种义工时，建立了强大的关系网，他口碑好，业务能力强。了解他的人都愿意帮助他，后来他有很多很好的工作机会。
我从Adrian那里学到很多，如何与他人合作，怎么跟市政府去沟通，如何表达自己的观点，如何争取自己的利益，如何写文书文件得到支持。我举个例子说明。
我们在Palo Alto买了一栋被划为历史保护文物的旧房子，因为是个“历史老房”，我们加盖和重建房子时面对很多挑战，每一步都要经过市政府严格的审批，做任何的修改都是非常困难。在那些繁琐的审批过程中，如何跟市里的相关人员去交涉，让我了解本市的市政厅政治和市议员的工作。
每一个程序审批前，我常要写很多东西，然后Adrian帮我修改，我再交上去。经过很多的程序，我最后一步一步地把那个历史老房改建成现在的家。当然审批程序得以完成，也是经过很多年的时间。
Adrian被斯坦福大学裁员后，律师朋友邀请他到Palo Alto一家律师事务所去工作，后来朋友介绍他到高科技生物公司去当首席律师。
他在斯丹福大学医学院做技术转让的法务工作，他的管理经验，并了解药的临床试验过程和法律，让很多生物公司感兴趣。
他开始到一些小的生物公司当首席律师，不过这些年有很多公司合并，每次小公司被大公司合并后，首席律师都自然丢掉了工作。他就是这样进进出出几家公司，工作很不稳定。
最后为了工作能够稳定一点，他去了一家大公司，就是吉利德公司，他在那里当 senior associate general counsel （高级副总法律顾问），工作了十多年，一直到两年前退休。他赚了一大笔钱，现在可以很舒服地享受退休生活了。
完全没想到，我还用上了他们吉利德公司的药，参加了瑞德西韦的临床试验，让我的新冠病情得以控制和加快恢复。
回过头来看Adrian的人生经历，他早已放下了当年被斯坦福大学裁员后耿耿于怀的心理状态。
回头看看人生的一些得失，真是塞翁失马，焉知祸福。
本文转载自《相约晓霜》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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