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读

湾区朋友熟悉的Monica Yeung Arima和她的丈夫Adrian三月初感染了新冠,有多家英文媒体报道过他们的病例。很多朋友关注他们的康复过程,晓霜最近和她做了一次深入的访谈。Monica来美多年,她和家人所经历的故事也值得一读。


正文共:8460字

预计阅读时间:21分钟

采访/撰文:晓霜

本文转载自《相约晓霜》公众号



湾区最早感染新冠的Monica, 畅谈在美40多年的经历

晓霜和Monica近照。


01


感染新冠的经历


  

两年前,我丈夫Adrian退休后,在斯坦福大学上了很多课,包括考古学、人类学、文学历史等,我们非常期待今年去埃及,进行一次历史文化之旅。2020年2月终于成行,我们去了欧洲和埃及一个月,最后一站到埃及,没想到在路上感染了新冠。


埃及的旅行有陆地和水上两部分。其中几天,我们和几个旅行团的游客一起在尼罗河乘船游览,共享自助餐,当时我们并不知道新冠病毒已经在埃及传播开。回程路上,我们开始感到不适。

 

刚回到 Palo Alto,我觉得特别累,四肢酸痛,后来出现发烧咳嗽等症状,Adrian的症状比我轻一些。知道外面开始流传新冠病毒,我们主动联系了医生要求测试。


湾区最早感染新冠的Monica, 畅谈在美40多年的经历

Monica Yeung Arima夫妻在埃及。

 

我们星期二回到家,星期四约到了时间去我家附近的诊所Palo Alto Medical Foundation (PAMF) 检查。PAMF为了防范新冠传染,让人开车进入停车场,在停车场等到叫你,过去直接检查。为了防范传染,不让病人和行人随便走动。

 

我和Adrian属于旧金山湾区最早感染新冠的几个病人,我们是PAMF第一例。当时他们还没有固定的测试程序,医生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做。预约的那天他们问了病情,给我们做了其他病毒的常规检查,但是并没有给我们做新冠检测。他们要等到其他因素排除后,才给做新冠检查。医生给我开了抗菌素。其他的病毒检查都没问题,但是医生还是没有给我们做新冠检测。


我们有些失望,继续要求测试。医生终于同意我们下周一可以去做新冠检测。

 

从周四到下周一,我服用了五天抗菌素,病情没有任何改善,发烧咳嗽引起肺部发炎,哮喘开始变得厉害,因为肺炎,做了X光后,医生说我需要住院。我是下午一点多到斯坦福大学医院的,他们让我做各种检查,也做了新冠检测。在急诊室一边检查,一边等,呆了近12个小时,到半夜一点多,医生让我住了院。


湾区最早感染新冠的Monica, 畅谈在美40多年的经历

Monica在斯坦福大学医院的病房。

 

住院后,第二天早上收到我的新冠测试结果:阳性。


医院马上安排了Adrian和我们的儿子当天进行检测, 也让通知其他所有我们接触过的亲友们。Adrian的测试结果也是阳性,医生马上安排他住了院。儿子检测没有感染, 可以回家。


值得一提的是,斯坦福大学医院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自己搞了一套新冠测试方案,他们有自己的试剂,经过FDA的批准;他们有自己的实验室,可以当天知道测试结果,检测速度非常快。

  

因为我们早有思想准备,所以并没有感到意外。后面的一切都发生得非常快, 我们住进了斯坦福大学医院的隔离病房。


他们马上建立了严格的隔离措施,第二天,全院不让任何人探视病房。


隔离病房的防范和管制是非常严格的。一人一个房间,每次医生和护士进来都是从头到脚全副武装的,他们不仅带口罩、手套,还戴面罩,穿防护服,防护鞋。隔离病房和外面有个中间地段,医务人员在那里做准备,换衣服,然后进入病房。


因为我和Adrian是斯丹福大学医院的第一例,他们那时并不知道如何对待新冠病毒。


我哥哥在香港,也是一位医生。他和我关系一直非常好。我们马上向他进行咨询。他建议医院做这做那,但是那些程序在美国的医院没有FDA批准,没法做。

 

我运气特别好。我有个女友是医生也是药剂师。她告诉我们,Adrian以前工作的 Gilead Sciences (吉利德公司), 有一种药叫 Remdesivir(瑞德西韦), 虽然它不是专门治疗新冠肺炎的药,但对新冠治疗有帮助。我们马上到谷歌上去查,发现在西雅图已经有成功的病例。


湾区最早感染新冠的Monica, 畅谈在美40多年的经历

 

Adrian马上联系了他在吉利德公司的前老板,帮助我们联系到瑞德西韦临床试验的相关部门。根据我的病情,他们觉得适合参与该药物的临床试验。Adrian的病情没有我严重,他没有参与该药的临床试验。

 

医生马上让我开始了五天的临床试验。药是静脉注射的,我用了第二天,就明显感到有好转。病情一天天改善。五天的临床试验结束后,我的病情稳定。我住院差不多两周,医生让我出院回家休息。Adrian在医院住了三天就提前出院了。

 

后来几家媒体采访报道了我们的故事。


湾区最早感染新冠的Monica, 畅谈在美40多年的经历

朋友送的花和卡。

 

晓霜: 您现在是否完全恢复了?

 

Monica: 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跟得病前相比,我现在已经恢复到可以做所有的事情了。但是,我的肺里还是有少量的痰。现在的反应就是,空气浑浊时,有时我还会咳嗽。新冠病毒侵入,袭击肺的下部,需要一段时间恢复。现在好几个月了,还在恢复之中。

 

我义务加入了斯坦福大学两个研究项目:一个是新冠病人康复后肺功能受到的影响;另一个是新冠病人在精神健康上受到的影响。

 

晓霜:这场新冠感染的经历,对您和Adrian有什么重大的影响?

 

Monica: 我是一个彻底的乐观主义者,我把它当作一场严重的流感。生病了就去治疗;需要什么,就去寻找帮助,然后接受治疗,直到康复。这是我所经历生病的过程,也反应了我的人生观。


湾区最早感染新冠的Monica, 畅谈在美40多年的经历

Monica和Adrian在埃及。

 

晓霜: 您亲身经历了这场新冠, 对于如何防范新冠,能不能给朋友们一些建议?

 

Monica: 最重要的是增加自己身体的免疫力。免疫系统的功能非常重要,它能够更好地保护自己。建议需要时,可以每天服用维生素C作为紧急的防护措施,提高免疫系统的功能。

 

和我们一起去埃及旅行的游客中,有一对老夫妻,比我们年纪大多了。他们也感染了,他们那里的医疗条件并不像我们旧金山湾区那么好,没有那么多资源,他们那里的检测要很多天才能出结果。但他们几乎没有什么症状,恢复得很快。我看到他们一路上,每天早上都冲泡维生素C冲剂,把它当作果汁一样喝,我相信这帮助了他们。即使感染了,他们也恢复得很快。

 

其实瑞德西韦药也不能杀死新冠病毒,只能让新冠病毒慢些发展,以免快速伤到人的器官,然后让病人的免疫力与病毒作战,可以让病人的恢复期提前4-5天,也可以减少死亡率。

 

如果我们大家提高免疫功能,可以减少感染;即使感染,也可以恢复得更快。如果你在医院的话,医药费用也可以更少;更多的人不会发展到严重的程度,死亡率也会更低,所以增加免疫功能对我们大家来说是至关重要。


其他就是提醒大家出门戴口罩,注意社交距离,回家后马上洗手等等。


如果你感染了,除了联系医生,要马上通知所有你接触过的人,防止进一步扩散。总之,大家要注意防范。


湾区最早感染新冠的Monica, 畅谈在美40多年的经历

Monica夫妇和儿子Aaron在英国Cornwall。


02


我的家庭故事



我出生在香港一个中产家庭,我的祖先来自广东中山,祖父很早就去香港定居了。我的祖父母有九个儿子,没有女孩,五个儿子在战争年代早逝。我的祖父在50多岁就去世了。我父亲和叔叔,作为家里的两个大儿子,在13-14 岁就出去打工,帮助养家。

 

我有五个兄弟姐妹,我排行老三,我们三个孩子跟祖母在城里生活,两个弟妹跟我父母在农场一起生活。

 

我在祖母身边长大,那时.是非常重男轻女的。在那个孩子多、资源少的时代,作为家里的长女,排行老三,正是中间的”管家婆”, 要让我做很多家务事,却得不到祖母的宠爱和关注,感到很压抑。但是我和两个哥哥关系甚佳,不能从祖母那里得到的东西,哥哥都会为我争取。爸爸也是最疼我的,所以我在家里是男士们的娇娇女。

 
中国“重男轻女”的传统文化和我小时候的生活经历,对我后来的人生道路,和我的一些思想和生活方式也起了很大的影响,让我更加独立,更加愿意帮助女性,意识到平等、公平的价值。我渴望一种更平等,更公平的生活。

 

我14岁的时候就开始工作,给小孩子辅导功课,基本上可以自给自足,不用家里一分钱。

 

我从K-12(小学到高中)一直在香港的教会女校读书,我并不是班上最聪明,学习成绩最好的学生,但是在香港最好的学校念书,开始在圣心书院(天主教学校)上小学,高中在英华女校(基督教学校),这让我受到非常好的教育,包括信仰和价值观。我从小就接受这样的教育,在神的国度,天下人人平等。


湾区最早感染新冠的Monica, 畅谈在美40多年的经历

Monica夫妇和她的哥哥Peter在一起。

 

我高中毕业后来到美国,先在社区大学上学,我很努力,成绩也不错,两年后转到伯克利大学工程系学习。那是七十年代,现在亚裔人所面对的问题和挑战,我们那时也同样面对,但是我作为经济条件不是那么好的学生,我们申请学校时,大学录取和得到经济资助都比较容易。应该说我们是当年平权运动的受益者。我们自己也是很努力,白天上课,晚上到餐馆打工,自食其力。这一生的成就,也是靠这段时间中培养出来的能力,而不只是哪所大学毕业的原因。

现在的新移民,起点比我们那时高多了。七十年代,我们一般只申请两所学校,一所加州Cal State(加州州立) 公立学校,另一所梦想中的学校(UC),或者是其他更加保险的学校。因为不懂那么多,也没有那么多钱申请太多学校。

40多年前我来美国时,伯克利有很多亚裔因为平权法案而录取,亚裔的比例很高。现在的挑战当时也有,但那时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法律诉讼。自己努力,然后能随遇而安。


那时我们一边读书,一边工作,兼顾各种事情,这些经历给予我生活的能量和毅力。所以我常常对人说,你从什么学校毕业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自己如何努力。


公平对我来说是个很重要的价值,因为我和很多华人都是当年平权法案的受益者,现在我们做得不错,也希望能够Make rooms for others(给别人点空间), 让那些生活不如我们的家庭能够得到更多的机会。

湾区最早感染新冠的Monica, 畅谈在美40多年的经历

加州Carmel海边落日。


03

我的工作经历

 

我在大学读书都是靠自己养活自己,从来不需要家里支付我的学费和生活费。哥哥有时会给我一些补助。在伯克利读书时,我有幸参加了IBM的一个 CO-OP Program (半工半读)的项目,半年读书,半年工作。

 

伯克利工程系毕业后,我有不少工作机会,可能是出于对IBM的感激和我比较忠诚的性格,我回到IBM工作,尽管不是最高的工资,一待就是十二三年。
 

我在IBM学到很多。我的第一个老板,成为我职业和人生难得的导师。

 

我刚参加面试时,也不是很有经验,像参加考试一样。后来我问雇我的老板,我的成绩也不是最好的,你怎么会雇用我?

 

老板的回答,我永远不会忘记。他说,你能在伯克利毕业,任何人能在伯克利毕业,我相信你们的智商一定没有问题,什么都可以学会,可以轻松胜任这个工作。但是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工作态度和团队精神。如果有人成绩很好,又有能力,但是工作态度不好,不能与人合作,那么会有很大的问题,会给我很多头痛的事情,那不是我想雇的人。

 

他是我的第一个老板, 他的这番话,给我很大的震动和启发。
 
我在IBM做了十二三年,一半时间当工程师,在IBM Santa Teresa实验室 (San Jose) 工作;另一半时间,在旧金山的市场部门工作。我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两个职务转变过程中我所学到的。
 
我在技术研发实验室(Development Lab) 工作了五、六年,做得很顺,也习惯了日常的工作,但是很想有点新的挑战,也特别喜欢旧金山那个城市,所以想转到公司在旧金山的市场部门去工作。
 
老板对我非常好,他知道那是不同的部门,需要不同的技能,他担心我在市场部门不一定能适应立足,他怕我做不好又回不来。他说我们实验室给你保留人员关系,调你去市场部门工作借用一年,如果你不喜欢或者做不好,到时可以再回来。我的工资继续从实验室发,还给了我搬家的福利。我非常感激老板的好意。当然,我去了一年后再也没有回到Santa Teresa实验室,因为我很喜欢旧金山。

 

我是工程师出身,我们亚裔做工程师,做技术方面的活往往都做得比较好,但是市场销售、推销,需要另外的技巧技能,文化不同,我们在美国的social skills, political skills, 往往比较欠缺。

 

幸运的是,我很喜欢跟人打交道,能够与人合作,虽然我也感觉到自己的欠缺,认识到不同的工作需要不同的技能技巧,需要重新学习;意识到不同的部门也有不同的职业文化和不同的环境,需要慢慢地适应新的工作。一年后,我还是幸存下来了。

 

谈谈职场天花板的问题。我觉得很多华人朋友有个误区,华人工程师觉得自己工作做得那么好,别人的工作做得还没有我好,为什么别人提升当了经理,而没有自己?可能马上觉得这是职业天花板,或者歧视。其实我们应该区分深层的原因。

 

我从自己的工作经历明白,你在位置A把工作做得很好,并不意味着你自然就可以提升到位置B也能把工作做好。比如说你的技术工作做得好,并不意味着你就能成为很好的管理人员,这需要新的技能技巧,需要学习。这一点我们大家要了解,如果你想到位置B,你要具备位置B的能力。

 

我非常感激我的第一任老板,他告诉我,他招人的时候,看工作态度和团队的精神远远胜过学校的成绩。因为技术可以学习,但是如果没有好的工作态度和团队精神,这样的员工是难以与人合作的,也是难以承担重任的 。

 

我的老板还告诉我,雇用合同是双方自愿的协议。你每天工作拿工资,所以公司并不欠你什么。如果你觉得公司对你不公平,那你应该说出来,只在自己的圈子里抱怨是没有用的,你必须要放到桌面上,你要找我说出来,这样我才能知道,我们才能讨论这件事,才能知道怎么改进我们的工作关系。


还有一点,如果你真是那么强,有很强的技能技巧,你也可以去别的地方,所谓“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因为这些原因,我会把自己的工作态度放好,觉得公司并不欠我什么,如果我要留下来干,那就好好干,因为你每天都拿着工资。如果你觉得没有被公平对待,你就提出来,如果得不到解决,可以(准备)走人。否则,你不是自掘坟墓吗?


你在公司的位置A做得很好,想去位置B,你要跟老板说,要自己学习新的技能。我们的文化和价值不同,如果一些事情你不愿做,不喜欢那种文化环境,就不能指望老板自然会提拔你。例如,在销售部门,他们经常与客户一起喝酒聚会, 打高尔夫球,建立联系,交流信息,但是我不喜欢喝酒,也不喜欢那些聚会,有时不能强迫自己,这是文化和性格的差异。

 

我跟Adrian结婚后在Palo Alto住下来,每天上下班在路上开车三到四个小时对我来说实在不习惯。当时IBM准备在Palo Alto设立分部,没想到我们度蜜月回来,IBM取消了这个计划,当时业界人员过剩。那时我才35岁,接受了IBM提前退休的福利计划,然后我就开始做房地产经纪人。这是个自由职业,可以兼顾家庭和工作, 一做就是26年了。


湾区最早感染新冠的Monica, 畅谈在美40多年的经历

Monica夫妇。

 

04


丈夫Adrian的经历:
塞翁失马焉知祸福


Adrian是个很低调的人,他是第三代日裔美国人,一个典型的学霸。

珍珠港事件爆发,二战后,许多美国人十分愤怒并谴责所有的日裔美国人,反日情绪高涨,几乎所有的日裔美国人受到排挤,很多人进了集中营,根本找不到工作。Adrian的父亲是一位退休的美国陆军上校,拥有博士学位,在军校任教,他去过世界上很多国家,最后在加州Carmel定居。他家非常重视教育,妈妈65岁还在斯坦福拿了个博士学位。Adrian是在这样的家庭教育和生活环境中长大的。

1968年他从Carmel高中毕业,他是那届的学生主席。他们那一届毕业班大概有250人,现在已有100来人去世,2018年毕业50年集会,有100多人从世界各地来参加他们的聚会,你可以想像,他们年级同学的关系非常亲密。Adrian很受同学们的尊敬。

 

Adrian在斯坦福大学毕业,四年拿了本科和硕士两个学位,后来上了伯克利法学院,毕业后又回到斯坦福大学工作。他是一位执业律师,负责斯坦福大学技术转让相关的法务工作,后来他在斯坦福大学医学院和医院做律师主管(managing attorney)。万万没有想到,他在斯坦福大学工作了19年后被裁员。斯坦福大学工资不是最高的,但是福利非常好,有很好的退休金。他当时离退休期的福利(early retirement)只差六年,他以为可以一直在斯坦福大学工作到退休呢。


Adrian失去工作,一时无法买到个人的医疗保险,因为他的年纪加上身体状况(有病史), 有钱也买不到保险,这是当时美国的现状(当然后来有了奥巴马计划)。

 
19年来,他兢兢业业地工作,完全没想到他们整个法务部门被外包了,所有的人都失去了工作。这给 Adrian的打击非常大。不仅仅他自己毕业于斯坦福大学,他的母亲和哥哥也毕业于此。那时我怀孕9个月,马上要生儿子。在这种处境下,我们的心情都不太好。

 

更没想到的是,三年后,斯坦福大学原来的法务部门又恢复了,他们把年轻人雇回去,但是年龄大的员工再也回不去了,都失去了工作和福利。那年Adrian46岁。斯坦福大学这样做,当时震惊了法律界。你无法知道他们最初的动机和政治原因,但是很多老员工都失去了工作。Adrian和他们一批老同事对此毫无准备,他们精神上受到的打击和创伤很大。对于Adrian来说,他的失落可能有十年之久,这段时间没给斯坦福大学任何捐赠。


我们把Adrian拿到的一笔severance pay (遣散费)建了一个family  charitable gift fund (家庭慈善基金),这样做有税务上的优惠,等于遣散费少交了一半税。放在家庭慈善基金里的钱可以自己控制今后如何捐赠使用。但是那时我们取消了给斯坦福大学所有的捐赠。


湾区最早感染新冠的Monica, 畅谈在美40多年的经历

Adrian和Hachi在Carmel海边。

 

但是人的命运总是非常神奇。我们没想到,上天自有安排。可谓,塞翁失马,焉知祸福。

 

Adrian被裁员后,当时就有很多朋友,很多律师同行帮助他,给他推荐工作。他在工作中和做各种义工时,建立了强大的关系网,他口碑好,业务能力强。了解他的人都愿意帮助他,后来他有很多很好的工作机会。

 

他是红十字会我们地方分部的董事和总裁,斯坦福Credit Union(信用合作社)的董事,Asian Staff Forum (亚裔教职员论坛)还有 Stanford Asian Pacific American Alumni Club (斯坦福亚太美国人校友俱乐部)等组织的创始人。孩子上学后,我们也在学校做很多义工。


我从Adrian那里学到很多,如何与他人合作,怎么跟市政府去沟通,如何表达自己的观点,如何争取自己的利益,如何写文书文件得到支持。我举个例子说明。

 

我们在Palo Alto买了一栋被划为历史保护文物的旧房子,因为是个“历史老房”,我们加盖和重建房子时面对很多挑战,每一步都要经过市政府严格的审批,做任何的修改都是非常困难。在那些繁琐的审批过程中,如何跟市里的相关人员去交涉,让我了解本市的市政厅政治和市议员的工作。

 

每一个程序审批前,我常要写很多东西,然后Adrian帮我修改,我再交上去。经过很多的程序,我最后一步一步地把那个历史老房改建成现在的家。当然审批程序得以完成,也是经过很多年的时间。


湾区最早感染新冠的Monica, 畅谈在美40多年的经历

Monica家的花园。

 

Adrian被斯坦福大学裁员后,律师朋友邀请他到Palo Alto一家律师事务所去工作,后来朋友介绍他到高科技生物公司去当首席律师。

 

他在斯丹福大学医学院做技术转让的法务工作,他的管理经验,并了解药的临床试验过程和法律,让很多生物公司感兴趣。

 

他开始到一些小的生物公司当首席律师,不过这些年有很多公司合并,每次小公司被大公司合并后,首席律师都自然丢掉了工作。他就是这样进进出出几家公司,工作很不稳定。

 

最后为了工作能够稳定一点,他去了一家大公司,就是吉利德公司,他在那里当 senior associate general counsel (高级副总法律顾问),工作了十多年,一直到两年前退休。他赚了一大笔钱,现在可以很舒服地享受退休生活了。

 

完全没想到,我还用上了他们吉利德公司的药,参加了瑞德西韦的临床试验,让我的新冠病情得以控制和加快恢复。

 

回过头来看Adrian的人生经历,他早已放下了当年被斯坦福大学裁员后耿耿于怀的心理状态。

 

回头看看人生的一些得失,真是塞翁失马,焉知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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