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帝都, 千年的传奇。我该如何将它收放在窄窄的手机屏幕上？一番斟酌后的选择：扑朔迷离的拜占庭时期，高光打向圣索菲亚大教堂；记忆中遥远的奥斯曼时期，聚焦在它的承上与启下；现代土耳其共和国，探究凯末尔的威权世俗主义如何反弹演变为今天的民粹伊斯兰主义。面对全球趋势的“自由却不公平”竞选，路在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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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Lo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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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接上篇）
(二)千年帝都
“If the earth were a single state, Constantinople would be its capital”
-Napoleon Bonaparte
拿破仑曾说：“如果整个地球是一个国家，那么君士坦丁堡就是它当之无愧的首府。” 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旧称君士坦丁堡）是世界上唯一横跨欧亚大陆的城市，是古代连接欧亚商路的重要枢纽。它北接黑海，南临马尔马拉海，分隔欧亚大陆的博斯普鲁斯海峡(Bosporus)纵贯全城, 全长约35公里, 是船只出入黑海的唯一通道。君士坦丁堡独一无二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被称为 “Queen City of Cities ”(众城之王) 的古城，作为拜占庭世界的中心长达 1100 多年（330-1453），作为奥斯曼世界的中心将近 500 年(1453-1922), 如今这里是土耳其共和国经济生活的中心，产生全国近一半 GDP。如果说在地图上，南北两个海洋幽蓝深邃如蓝宝石，东西两块大陆如祖母绿，那么镶嵌其上的千年帝都君士坦丁堡便是地球王冠上最璀璨夺目的那枚钻石。
1、拜占庭时期的君士坦丁堡
早在罗马帝国建立之前，公元前667年，希腊人在此殖民建城。据说，这座城市是由希腊神波塞冬的儿子拜占斯建立的，当时称为拜占庭。公元330年，君士坦丁大帝皈依基督教，“奉上帝之命”迁都至此。在他死后，为纪念君士坦丁，拜占庭更名为君士坦丁堡。几个世纪以来，历任东罗马帝国皇帝，尤其是查士丁尼一世(Justinian I)，以最宏伟的规模建造了这座皇城。如今在伊斯坦布尔，当你看到由红砖或大理石柱建造的古老建筑时，你可以立即判断它们来自拜占庭时代。
查士丁尼大帝时期修建的地下蓄水池（Basilica Cistern)
拜占庭时期的古老建筑，许多已经成为废墟，然而传奇的圣索菲亚大教堂（Hagia Sophia)， 历经王朝兴衰，屹立千年不倒。如果说君士坦丁堡是地球王冠上的钻石，那么圣索菲亚大教堂就是钻石上那一抹最耀眼的光芒。
我们今天看到的圣索菲亚大教堂结构可以追溯到公元537年，是拜占庭最鼎盛时期的皇帝查士丁尼一世，以倾国之力，夜以继日所建。在传说中天使的帮助下，只花了五年的时间完成。当查士丁尼大帝第一次走进殿堂，他忍不住惊叹道：“所罗门，我超越了你！”。大教堂恢弘壮观， 每一个角落都充满了以金色为主色调的马赛克。
圣索菲亚（Hagia Sophia）在希腊文中意为“圣智（Holy Wisdom）” 。在西班牙塞维利亚大教堂竣工之前近1000多年，它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大教堂。拜占庭建筑风格突出中心造型，高大的圆穹顶往往成为整座建筑的构图中心。圣索菲亚大教堂将这种独特的拜占庭风格和纵向大教堂结合在一起，用帆拱（球面上的三角形）将一个巨大的主圆顶完美过渡到正方形的底座上，用前后两个半圆顶增加大殿纵向长度，并为中心大圆顶提供支撑。整个大殿恢弘壮观，中间没有一根立柱。圆顶的底部有一圈窗户，白天透过的强光模糊了窗框，圆顶仿佛没有如何支撑，如天篷从天而降，漂浮在空中。
尽管查士丁尼在公元 537 年完成了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建造，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座圣殿是一项一直在进行的工程。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随后的统治者继续对它精雕细琢。这座集历年顶级工匠之力倾心打造的大教堂，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考察拜占庭艺术风格及其变迁的机会。早期壁画经历偶像破坏运动（iconoclasm)所剩无几；鼎盛时期的圣像画特点是：细长的人物，棱角分明的脸，华丽的金色背景，这些轮廓清晰、颜色扁平的圣像具有神奇的、形而上的灵性；晚期拜占庭艺术更倾向自然主义，人物在解剖学上更准确，色调调制更接近肤色，壁画精心安排明暗镶嵌物，不同角度马赛克的反光创造出一种三维形式的感觉。
我曾经以为拜占庭风格的扁平圣像画绘画技术简单，从拜占庭风格到文艺复兴，是绘画史由简到繁的过程。实际上文艺复兴是在重续拜占庭之前古希腊罗马的现实主义风格，而拜占庭风格才是古希腊罗马绘画的历史延续发展。就像文艺复兴时期的现实主义作品最终发展成现代抽象画一样，拜占庭风格屛弃了古典罗马艺术的现实主义形式，转而采用高度风格化、扁平化的设计，试图以可见的形式传达看不见的精神内蕴，和现代抽象画有着某种意义上的近似。
圣母圣婴两边分别是献城的君士坦丁大帝和献大教堂的查士丁尼大帝
作为罗马文化的继承者, 拜占庭在中世纪的正式名称是东罗马帝国，而 “拜占庭帝国”这个名字是西欧人不将他们合法化为罗马人的术语，因为对他们来说，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才是新罗马。当时的新罗马教廷使用拉丁语，而拜占庭使用希腊语。对旁边这个同为基督教的帝国，西欧人即轻蔑又羡慕。“自从我们粗野的十字军祖先第一次看到君士坦丁堡，他们轻蔑地厌恶这个社会，这里每个人都读书写字，用叉子吃饭，宁愿选择外交而不是战争”。拜占庭对欧州的贡献不仅仅是餐桌上的叉子，它还充当了西欧和伊斯兰征服军之间的缓冲区，为其提供了从混乱的中世纪恢复元气所需的宝贵时间。
在政治上，与没有女性直接统治的西罗马帝国不同。几乎从一开始，拜占庭帝国就有女性统治——要么以她们自己的名义，要么以摄政王的身份。大众舆论通常更喜欢可以领导军队的男性统治者。然而，有智慧和野心，并且幸运处于王朝特定位置的女性，仍然找到了通往最高权力的道路。
与欧洲君主制更加严格稳定的权力结构不同, 拜占庭人倾向于将政治权力视为本质上具有传递性的东西，任何人足够强大就可以掌握它。拜占庭最伟大的皇帝查士丁尼出身平民, 从小在马其顿的农民家庭长大 ; 他的妻子同样出身微寒，曾经是一名舞者，狄奥多拉皇后意志坚定，在大规模民变骚乱中，以非凡的勇气和领导力，让帝国成功平息暴乱，后被提升为皇帝的共治者。篡夺和严重的内斗，一个欧洲国家可能每个世纪只发生一次，而拜占庭如果有一个十年没有发生就已经很幸运了。自始至终，拜占庭帝国都以颓废华美、错综复杂的阴谋和权力游戏而闻名。即使在今天，“拜占庭政治”一词也被用来表示过于复杂的权力结构.
1203年，流亡到德国的拜占庭王族以金钱资助为诱饵，鼓动第四次东征十字军占领并洗劫了君士坦丁堡。这座皇城遭受史上最大的破坏，从此元气大伤。当匈牙利人Orban 向拜占庭推销自己的巨炮时，拜占庭末代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负担不起Orban的高薪，拜占庭人也不具备建造如此大型攻城炮所需的材料。Orban 转向了奥斯曼苏丹穆罕默德二世，君士坦丁堡危矣！
网上下载的君士坦丁堡城墙遗址照片
金角湾到马尔马拉海从北向南延伸的5.5公里，是君士坦丁堡令人生畏的陆地城墙。这是中世纪最精密、最复杂的城市防御工事，通常被称为狄奥多西二世城墙。它具有护城河和多层城墙、反攻城器械和陷阱、近200 座额外保护塔和 11 个城门。除了地震曾使其坍塌，君士坦丁堡城墙在任何中世紀時代的围攻下都坚不可摧，曾成功抵挡过匈奴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1453年奥斯曼围城中，即使有最先进巨炮的无数次轰击，面对6至8万的奥斯曼军队，只有6千战士3万居民的君斯坦丁堡，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仍然坚持了55天。
罗马帝国在欧洲西部沦陷后，拜占庭帝国将希腊和罗马文化保存了将近1000年。君士坦丁堡沦陷后，拜占庭的学者逃亡西欧，随之带去了古希腊罗马的历史、文学和哲学文献。当意大利和西欧其他地区的学者从拜占庭人保存的文本中重新发现古典知识，并在艺术、建筑和哲学上继承发展时，这便催生了文艺复兴。君士坦丁堡是欧亚商贸的重要链接，它的沦陷导致欧亚陆路商贸的中断，欧洲人开始探寻海上贸易之路，伟大的航海时代开始了，欧洲翻开了历史的新篇章。
2、奥斯曼帝国的伊斯坦布尔/君士坦丁堡
“Ottoman”是奥斯曼王朝的英文名称，以奥斯曼帝国的第一任苏丹Osman命名。帝国最初是一个土耳其部落建立的小国，逐渐成长为从维也纳延伸到也门的多民族、多宗教实体。从十四世纪初到二十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持续了大约六个世纪。
1453 年奥斯曼土耳其人征服君士坦丁堡，苏丹穆罕默德二世自称 “Kaysar-i Rûm”（罗马的凯撒），决心让奥斯曼帝国成为东罗马帝国的继承者，作为权力和宗教象征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得以幸存。穆罕默德二世将圣索菲亚大教堂改造成一座清真寺，在外增加了一座木制尖塔minaret（用于召唤祈祷，后宣礼塔增为四座)。殿内增加一个 mihrab（指示麦加方向的壁龛）和一个 minbar（ 讲坛）。基督教室内装置被拆除，马赛克壁画被用石膏覆盖，其上涂以几何图案或盖以繁复的木雕。后来，刻有安拉、先知穆罕默德、四位哈里发以及穆罕默德两个孙子哈桑和侯赛因名字的巨型圆框圆盘被安装在大殿内。
突厥部落的游牧起源使他们不太可能在一个地区建立自己持久的印记；相反，他们在文化交流和传播上表现出色。在奥斯曼帝国的扩张中，他们的首要任务是稳定与和平统治，对征服地的社会文化更多的是吸纳互动。拜占庭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存在，对重建中的君士坦丁堡未来建筑风格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站在金角湾对面的加拉达塔(Galata), 需仔细分辨，才能将圣索菲亚大教堂从众多后建的清真寺中区分出来。在被奥斯曼帝国征服后不到一百年，苏莱曼一世统治时期的君士坦丁堡，再次成为拥有众多宏伟地标的伟大皇城。
伊斯坦布尔最引人注目的标志性建筑之一，加拉达塔 Galata Tower
苏莱曼统治时期（1520-66 年在位），通常被视为奥斯曼帝国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的建筑标志性元素是半球形圆顶、细长的铅笔形尖塔和带有圆顶门廊的封闭式庭院。奥斯曼清真寺以优雅的铅笔形尖塔而著称，这些尖塔通常有凹槽，末端是铅覆盖的细长锥形帽。这种风格的宣礼塔为奥斯曼帝国所特有，由国家赞助的清真寺宣礼塔数目有两个到六个不等。
被许多人比作米开朗基罗的Mimar Sinan 是奥斯曼建筑古典时期最伟大的建筑师。在他之前，奥斯曼建筑非常实用, Sinan以拜占庭教堂为蓝本，根据伊斯兰礼拜的需要调整设计，最终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艺术声音。他最著名的作品有三个，前两个位于伊斯坦布尔：学徒时期建造的Şehzade清真寺和资格阶段建造的Süleymaniye 清真寺。Edirne 城中的Selimiye 清真寺是他大师阶段的作品，被认为是整个伊斯兰世界建筑的最高成就之一。位于圣索菲亚大教堂对面的蓝色大清真寺，是他得意弟子Mehmed Agha 的作品。蓝色大清真寺有六根宣礼塔，和当时麦加清真寺的数目相同。这在当时是引起争议的，最后的解决方案是，在麦加的清真寺增加了第七座尖塔，证明它比伊斯坦布尔或任何地方的皇家清真寺都重要。
Sultan Ahmed Mosque, 俗称蓝色大清真寺
Sinan 另一大功绩是在圣索菲亚大教堂外围建造了支撑扶墙，加固了圆顶延长了它的寿命。圣索菲亚大教堂后面紧邻的是Topkapi 王宫。托普卡匹王宫由征服君士坦丁堡的苏丹穆罕默德二世建立，在以后的多个世纪，皇宫多次扩建，成为由四个庭院及其它低矮宫室组成的建筑群。这里如今改成博物馆，华丽的亭台楼阁，镶满珠宝的宝库，游人可以一瞥当年王室的奢靡生活。土耳其王宫在安格尔等西方画家的笔下令人血脉贲张：好色的苏丹、野心勃勃的朝臣、妖娆的嫔妃和诡计多端的太监。这些故事能反映多少奥斯曼宫廷生活的真实情况呢？毕竟，安格尔他们从未到过近东。
随着与欧洲的逐步接触，奥斯曼人开始穿得像欧洲人，苏丹和他的大臣们不愿再被限制在Topkapi 王宫低矮的围墙里，他们开始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和金角湾边建造豪华的欧式住宅和宫殿。多尔玛巴赫王宫（Dolmabahçe) 建于 19 世纪，是世界上最富丽堂皇的宫殿之一。它是奥斯曼帝国晚期的行政中心，最后一位奥斯曼帝国苏丹 曾居住在那里。
惊人华丽的王宫仪式大厅
王宫的苏丹土耳其浴室
伊斯兰教是奥斯曼帝国占主导地位的宗教。与阿拉伯国家不同的是，早在苏丹穆罕默德二世 (1451–81) 统治时期，苏丹们就有颁布新法律的权力。这种世俗性，是不被伊斯兰教的死板律法主义者接受的。尽管苏丹制定的法律基本上得到了伊斯兰教法一般原则的认可，但又与伊斯兰教法分开。奥斯曼法律渊源的二元性为这个穆斯林国家的法律世俗化铺平了道路。
奥斯曼帝国是欧洲国家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欧洲外交史上，“东方问题” 特指在18世纪末20世纪初奥斯曼帝国政治经济动荡不安的形势下，欧洲列强之间的战略竞争和政治考量。随着奥斯曼帝国欧化趋势的加强，1876 年修定的奥斯曼宪法写道：“帝国的所有臣民都被称为奥斯曼人，无论他们信仰什么宗教，都一视同仁……每个奥斯曼人都享有个人自由……”。面对欧洲的压力和分离民族主义日益增长的威胁，奥斯曼领导人试图赢得非穆斯林“民族”民心的希望最终没能阻止帝国的崩溃，但却为随后的土耳其共和国世俗化提供了宪法上的依据。
3、土耳其共和国的伊斯坦布尔
当奥斯曼帝国于1453年接管君士坦丁堡时，奥斯曼人将他们的新首都称为伊斯坦布尔，但它直到 1930 年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后，才正式更名为伊斯坦布尔。
在土耳其旅行时，您可能想知道那位面容坚定、有着深邃蓝眼睛的人是谁，几乎每家酒店、博物馆和银行都有他的照片，他的雕像遍布全国各地。如果不了解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 (Mustafa Kemal Atatürk)，你就无法了解土耳其共和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在奥斯曼帝国的废墟上诞生的现代土耳其共和国，是由来自巴尔干半岛的青年军事精英们创造的。
塔克西姆广场的共和纪念碑
凯末尔领导的人民共和党 (CHP) 既是一个禁止异议的独裁政权，又是一个想要改造社会的革命政权。“凯末尔主义”建立在两个主要支柱上：土耳其民族主义和世俗主义。两者都代表了与奥斯曼帝国过去的彻底决裂。民族主义意味着一个为土耳其人建立的民族国家，这与多民族的奥斯曼帝国形成鲜明对比。世俗主义意味着不允许伊斯兰教在这个新的、现代的、面向西方的共和国中扮演任何重要的公共角色。
凯末尔的养女回忆，凯末尔曾说他会在每次战斗前向安拉祈祷；而美国大使回忆，凯姆尔曾说土耳其人只是出于习俗才去清真寺，如果他们真的阅读古兰经并开始思考，他们就会离开伊斯兰教。看似很矛盾的说法，那么凯末尔的宗教观到底是什么? 凯末尔认为，宗教是上帝和个人信徒之间的简单联系，中间不需要任何经纪人。宗教本身不包含阻碍进步的东西，基于伊斯兰教的本土传统是可以和西方现代主义和谐融合在一起的。凯末尔主义的现代化，旨在改变社会的精神结构，根除宗教中人为渗进的迷信等非理性思维。他区分了宗教的社会实践和个人实践，警惕极端伊斯兰主义，认为穆罕默德创立的宗教凌驾于国家之上，会把非阿拉伯国家拖入阿拉伯国家的政治中，从而松动土耳其作为一个国家的存在。
年轻土耳其共和国的世俗主义过于激进，无法被安纳托利亚农村广大的虔诚信众接受。它确实自上而下引入了一系列令人钦佩的改革，例如推进妇女权利，但它的威权主义造成了反弹，这种反弹不仅表现为对威权主义的抵制，还表现为对随之而来的世俗主义的抵制。
2003年埃尔多安领导正发党（AKP)以温和的自由派身份上台，本世纪第一个十年的正发党与第二个十年的正发党有着明显差别。前一个十年，AKP在自由政治改革和经济成功方面广受赞誉, 得到广泛的土耳其和欧洲自由主义者的支持，并被西方国家视为伊斯兰主义者有能力转变为穆斯林民主人士的标志性典范。然而，这种积极的形象在 2010 年代逐渐改变， 随着 AKP 权力的巩固，它对自由改革失去了兴趣。2017年, 为巩固个人权力，埃尔多安修改宪法, 用总统制取代了具有百年历史的议会制；侵蚀该国的民主机构，包括司法和媒体；关押反对者和批评者，其中许多是记者。根据瑞典 V-Dem 研究所的数据，他的努力使土耳其成为世界十大专制国家之一。2018 年，自由之家将该国的地位从“部分自由”下调为“不自由”。土耳其已成为民主政体如何转变为威权政体的案例研究。
圣索菲亚大教堂之于拜占庭，犹如帕特农神庙之于雅典，埃菲尔铁塔之于巴黎。19世纪，推行改革的奥斯曼苏丹Abdulmecid 容许复原大教堂被覆盖的马赛克圣像壁画，复原者也尽力尝试在保存基督教及伊斯兰文化之间取得平衡。1935年，在新成立的世俗土耳其共和国统治下，大教堂关闭四年后，改成博物馆重新开放。2020年，不顾世遗卫组织（UNESCO ）、众多国际机构及世界领导人的反对，埃尔多安把圣索菲亚大教堂重新改回清真寺。大教堂圣坛上方著名的圣母圣婴壁画被白布遮盖，拥有众多圣像壁画的二楼被彻底关闭，一楼参观者如果是女性必须佩戴头巾。教堂外部两座宣礼塔之间拉起一条巨大的灯光条幅 “La ilahe illallah (万物非主，唯有真主。)”。而对面的蓝色大清真寺和城中诸多的其它清真寺外部，并不见任何标语条幅。对于许多埃尔多安的支持者来说，圣索非亚大教堂不仅仅是一座清真寺；它正在成为土耳其重新伊斯兰化的象征。
夜幕中的圣索菲亚大教堂，清晰可见的伊斯兰标语
21世纪的政治强人们脱下军装，穿上了保守的西服。他们聘请民意测验专家和政治顾问，对内挑动宗教文化战争；对外强硬，以沙皇苏丹自居，给民众编织帝国崛起的美梦。国家的困境几乎总是归咎于险恶的外部阴谋者，通常是美国。这些民粹主义者通过民主选举上任，进而控制与公众的沟通渠道，同时恐吓和压制反对派政客和媒体，并垄断就业支出。自由选举不一定能产生民主，没有独立配套民主机构监督的选举，只会导致民选独裁。这样的连任竞选是自由的却不是公平的（free but unfair)。然而不承认选举结果，一味谴责选举被操纵，甚至鼓动暴力冲击国家机构，让民众失去对自由选举的信任，这种短视行为恰恰砸的是民主制度的锅。
就土耳其而言，民粹伊斯兰主义的兴起，既是保守穆斯林对旧的武断世俗主义的反弹，也是全球民粹保守主义的趋势所致。尽管目前土耳其公共生活被伊斯兰话语主导，但它仍然有着世俗的宪法和世俗的法律。一旦这种国内反应和当前的全球趋势减弱，理性有望能重返社会：新一代能接受温和的、消极的世俗主义，而不是采用强硬的世俗主义作为对埃尔多安的反弹；宗教信众也能放弃那种根深蒂固的必胜主义，接受自己只是开放社会中相互竞争的价值体系之一。待到那一天，也许圣索菲亚大教堂能再次开放成为博物馆，再续它千年不衰的精彩传奇。
后记
土耳其不仅有璀璨的文化，也有众多喜闻乐见的娱乐活动。首先强推的是土耳其浴，本人某天作死在山谷雪溪里淌水引起腹部绞痛，到旅馆后迫不及待爬进土耳其浴室，趴在暖烫的大理石板上，烙饼一样正反两面来回烤，熨贴巴适得很！
下面以图片的形式罗列一些印象深刻的活动，为这次裹脚布一样长的游记画上句号。
土耳其肚皮舞
伊斯兰苏菲教派宗教仪式之一的旋转舞
费特希耶滑翔伞
卡帕多奇亚的热气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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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薄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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