鸡娃不只是中国特色。在美国精英私校和排名靠前的公立学区，鸡娃现象比起中国不遑多让。伴随名校录取率下降的，是鸡娃的白热化，是普通本科学历的贬值，是整个教育投入以超过相对平均收入水平八倍的增幅疯涨。鸡娃在某些社会形态下，是个很普遍的现象。这里要探讨的，是它背后的经济学原理，形成机制，逻辑终点，以及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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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予一岚廷斋
说起鸡娃，很多人会觉得这是中国特色，首先映入脑海里的，不是各路虎妈虎爸的推娃经爬藤咒，烧钱烧时间的特长课补习班，就是来自中关村二小、人大附中的超级学霸。美国式教育的特色呢，好像是无排名，零压力，快乐教育，一团和气。美国脱口秀大咖Bill Maher（江湖人送外号彪叔）经常挂在嘴边的Trophy Syndrome （奖杯综合症），嘲讽的就是这种号称“人人有特色，个个拿奖杯的‘快乐教育’”。其实这种描述只适用于普通公立学校，在美国精英私校和排名靠前的公立学区，鸡娃现象比起中国不遑多让。
美国式鸡娃
耶鲁法学院教授Daniel Markovits在《英材制的陷阱》（The Meritocracy Trap）一书中，用大量篇幅描述了美国式鸡娃现象。
美国式鸡娃的起点是经济学家所谓的assortative mating （分类婚配），终点是以高薪高压为特色的精英工作（主要集中在金、管、法、医等行业）。assortative mating通俗地说就是精英们倾向于强强联合，在自己内部解决人生大事。2010年的时候，美国有四分之一的夫妇双方都有本科学历（美国成年人拥有本科学历的比例是30%），大约超过5%的夫妇双方都有研究生以上学历。assortative mating的直接后果是精英家庭出生的孩子不仅拥有基因优势，更从出生就得到父母精心呵护，着力栽培。比如，纽约的Ethical Culture Fieldston School (幼儿园) 每年学费超过5万美金，录取率只有5%，很多家长为了让孩子进入这类幼儿园，仅找教育咨询机构准备申请就需支付数千美金的费用。
Ethical Culture Fieldston School 幼儿园的孩子们在户外活动。（来源：ecfs.org）
进入小学以后，鸡娃的目标是不惜一切代价进入那几所屈指可数的顶级名校，俗称“爬藤”。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父母们绞尽脑汁寻找精英公立学区或者不惜血本送孩子进入私校，辅以精心设计的各种课外兴趣特长班。提升课业或者考试冲刺必备的精英补习班价格之高，令人咂舌。某些专门补习机构基本科目私课每小时收费600美金；纽约市一家考试机构90分钟Skype课程收费1500美金（最少要求上14次课）。
然而，顶级名校还不是鸡娃的终点。要修炼成真正的精英，还需要继续努力，争取挤入顶级法商医三大研究生院。耶鲁法学院招收的一个“中等水平”的学生，他（她）在本科的学分积(GPA)是3.9（全A），LSAT考试成绩在全美排在1%。这些研究生院的学生本身大多数也来自顶级名校。再以耶鲁法学院为例，它的学生有40%来自八大藤校，有四分之一仅来自三所学校：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
最后，小朋友们要迎来真正的挑战：找到一份对得起这些天价教育投入的精英工作。顶级名校出来的同学们要拿到这些工作虽然依然艰难，但是因为精英雇主们的名校情结，他们总算有一块靠谱的敲门砖。这些工作里最拉风的大概是金融和管理，其次是律师和医生。但若论回报率，大概还是金融业独占鳌头，因为按平均工资计算，金融业比其他任何行业都高出至少70%。例如，高盛一名22岁刚出道的小分析员可以拿到15万美金的年薪，超过大量美国高校正教授。因此，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大约有一半的毕业生会面试与金融相关的工作，最后有大约三分之一从事金融业相关的工作。这样的比例，虽然让我这样在高校教工科的人听来一声叹息，但细思也属人之常情。
总而言之，鸡娃在某些社会形态下，是个很普遍的现象。这篇文章想探讨的，是它背后的经济学原理，形成机制，逻辑终点，以及解决方案。
教育消费的外部性：鸡娃的经济原理
简单地说，鸡娃现象的本源是教育作为消费品的外部性（externality）。在经济学上，外部性是指消费某种商品对个人的价值并不只取决于商品的内在属性，也跟外部因素，尤其是他人对这种商品的消费有关。开车出行这种消费品就是典型的具有外部性的商品。上世纪20年代英国经济学家Arthur Pigou在《福利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Welfare）里提出，由于出行时间随开车上路的司机人数的增加而变长，每个开车出行的人都会给路上其他所有人带来延迟，从而影响他们对出行这一商品的估值。换句话说，开车出行对个体的价值并不只跟道路、车辆以及司机自己的需求有关，也跟其他人是否开车出行有关。
而教育作为消费品，是一个比出行更特殊的存在。奥地利经济学家Fred Hirsch在他写于上世纪70年代的名作《增长的社会上限》（Social Limits on Growth）中写道:
“我的教育对我的价值——即我从教育中获得的满足感——取决于跟我竞争同一工作但排位在我之前的那些人受教育的程度。”
“The value to me of my education – the satisfaction I derive from it – depends upon how much education the man ahead of me in the job line has.”
Hirsch的中心论点是教育是“排位商品”（positional good），更是选拔工具（screening device）。换句话说，通过教育获得的回报，不管学了多少，最终要通过社会地位提升（social advance），也即在“排位”上超过其他人来实现。为了在人群中脱颖而出看得更远而努力踮起脚尖的个人，当然可以看得更远。但是，如果每个人都踮起脚尖，则大家都回到原点，所有人做的都是无用功。前一段微信上广泛流传一个段子，把上鸡娃补习班比作练葵花宝典，其实是一个道理。第一个挥刀自宫练宝典的人当然傲视群雄，但是当大家都挥刀自宫以后，还是谁也奈何不了谁，而大家都因此落得断子绝孙。同样地，个人在教育上拼命投入（鸡娃）,当然有机会改变境遇，获得提升。因此，对个人来说，努力产生的效益是实际存在的。但是，把这些效益加起来，它们的和却只能是零，这就是所谓的零和博弈。实际上，算上个人的投入，社会的净收益为负，这个博弈其实是人人皆输。
所以Hirsch总结道:
“教育作为选拔工具这一特性，决定了(通过受教育)实现社会共同提升根本上是一种幻觉”
“To the extent that education is a screening device, then the possibility of general advance is an illusion”.
本科上过ECON101（经济学导论）的同学可能会有疑问，不是说好那只看不见的手可以调节经济活动，优化资源分配，通过把蛋糕做大或者水涨船高来解决消费问题吗？问题在于，标准市场经济理论主要适用于物质经济（Material Economy），而不适用于排位经济 （Positional Economy）。Hirsch说当某种排位商品发生短缺时，一般有三种分配方式：定价，通过拥堵效应打压需求（所谓以堵治堵），或者选拔（screening）。但是鸡娃的终极目标——精英工作——这类排位商品明显是没法通过前两种方式来进行分配的，唯一适用的方式是竞争上岗，也就是选拔。
通过强化选拔来解决短缺的必然后果是整个社会为必须为之投入更多资源，从而破坏了资源的最优配置，伤害了“把蛋糕做大”的逻辑。这就是鸡娃现象的经济原理。PayPal的创始人Peter Thiel说竞争是失败之母（Competition is for losers），放在这里虽有违他的本意，但做个小结倒也妥帖。
英材制：鸡娃的形成机制
如果说教育消费的排位属性是鸡娃产生的本源，那么英材制则是推动它形成气候的引擎。英文中英材制这个词——meritocracy——出现得很晚，是英国社会学家Michael Young在上世纪５０年代写作《英材制的兴起》（The Rise of Meritocracy）一书时首创的。Young把aristocracy (贵族制) 这个词的里代表 “贤” (virtue) 这个意思的希腊词根“aris“，换成了代表“挣”（“earn”）这个意思的拉丁词根“meri”，造出了英材制这个词【1】。meritocracy这个词有时也译为精英制，或者精英主义【2】，通常含有“择优录取，唯才是用”这类褒义。比如Francis Fukuyama（福山）认为中国实行千年的科举制，就是成功实施英材制的典范【3】。
上个世纪中叶，在战后旧秩序瓦解的废墟之上，在信息革命的背景之下，英材制开始打造一个崭新的精英阶层。跟贵族以世袭出身论英雄截然不同，英材制提倡的理想社会是个人必须以自己的天赋和努力（merit），通过平等竞争来争取（earn）成功（财富和地位）。表面来看，这个理念无可挑剔，因为正常人都会同意，靠自己努力获得成功，既公平又合理，诠释的正是美国梦的真谛。
问题出在哪里呢？让我们来分析构成英材制的两大要素：精英工作和精英教育。精英工作的特点简单说就是任务超重，压力超大，工时超长，回报超高。数据表明，美国收入排在前1%的“精英工人”的平均工作时间比收入排在后50%的普通工人大约要高出50%。“工作拼命，忙到没时间吃饭睡觉”是新精英们喜闻乐见的荣誉勋章，这跟旧秩序下精英阶层以有闲为荣正好相反【4】。就像Markovits调侃的那样，对于精英们来说，对“你好吗”（How are you doing）这个简单问候语的正确回复永远是“太忙了”（I am too busy）。为什么要这么忙？因为英材制讲究一切都要“挣来”；所以要对得起超高薪，就必须把自己搞得超忙。
精英们如此拼命工作的结果是社会收入分配开始向他们急剧倾斜：从1960年到2015年，收入排在前1%的精英们在总收入中的占比从不到10%变成了超过20%，整整增加了一倍。与此同时，精英工作和中产工作的收入差距也急剧加大：前1%的平均收入跟中位收入的比值从1962年的12.5增加到大约22，也差不多翻了一倍。
精英工作的回报如此丰厚，上岗竞争呈现白热化势所难免。精英们在搞定自己的工作之后，魂牵梦萦的问题跟当年靠寻租过日子的贵族们是一样的：怎么才能把财富和地位传给下一代呢？这就产生了对精英教育——也就是鸡娃——的急迫需要。精英教育的目标是让下一代拥有可以从事精英工作的技能和执照（精英学历），其特色是时间超长（从出生到从法/商/医学院毕业，差不多要耗去一生中的三分之一），价格超贵，淘汰率超高。这就是鸡娃的产生机制：它是英材制之下，实现代际财富和地位传承的工具。
得益于鸡娃这个刚需，整个教育体系，从学前班到大学，开始向精英培育倾斜。有了精英制的加持，一批老牌大学开始有意无意地给自己戴上超级名校的光环，录取通取书变得一票难求。川总的侄女Mary Trump回忆【5】川总在60年代转学到常青藤盟校之一的宾大时提到，那时候宾大对学生并不像现在这样挑三拣四，录取率高达50%。读者也许会觉得这说明宾大那时候并非名校（间接证明川总也就是个混混）。其实耶鲁在1950年代中期的时候，还维持着60%左右的录取率，哈佛和普林斯顿也大体相当。在30年前，美国排名前十的大学的平均录取率还有30%；到今天，这个数字已经降到了10%以下，几所超级名校已经降到5%的水平。
沃顿商学院。(来源：poulinmorris.com）
伴随名校录取率下降的，是鸡娃的白热化，是普通本科学历的贬值，是整个教育投入以超过相对平均收入水平8倍的增幅疯涨【6】。最终，英材制创造了一个由鸡娃和精英工作组成的闭环。在这个环路中，鸡娃负责为精英工作输送“超级工人”，而精英工作丰厚的回报则为鸡娃提供了必须的财力物力。不难想象，这样一个带有正反馈的环路一旦形成，它的入口对绝大多数没有好运加持的普通中产已经关闭了。他们只能看着精英们远去的背影，在夕阳的余晖里叹息。
而生活在闭环中的精英们日子也同样煎熬。正反馈竞争意味着他们面临着囚徒困境：做为一个整体，他们挣得太多，花得太狠，鸡娃太猛，而为了支持这种过度消费，他们又不得不透支生命，过度工作【7】。套用一句俗话，精英们最终还是成为了自己成功的受害者（they finally become the victim of their own success）。这，就是Markvits笔下的《英材制的陷阱》。
两极分化的社会：鸡娃的逻辑终点
美国在二战后的20年间（1950-1970），制造业的繁荣带来中产阶级的快速扩张，实现了收入结构的大压缩（Great Compression），工资水平不仅在各地区间趋同，在中产阶级和富人之间的差距也达到历史最低水平。1970年后，形势逆转，富人和中产的收入差距开始拉大，中产和穷人之间的差距开始变小。
很多年以后，我们也许会发现，1970年代是人类历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分水岭。西北大学经济学家Robert Gordon认为美国从1870（以泛美铁路的建成为标志）伊始经历了史无前例、长达一个世纪的高速发展后，从1970年开始减速，至今没有复元。无独有偶，Peter Thiel也把美国经济陷入停滞（stagnation）的元年放在1970年代。一定程度上，这种判断可以从1970年以后美国工人的实际中位工资几乎完全陷入停滞这一点得到印证。
为什么美国的发展陷入停滞？Gordon认为1870-1970这一百年间发生的技术革命，虽然触及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医疗、卫生、交通、家电、通讯等等），创造了经济发展的奇迹，但它们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巨变归根到底只能发生一次，无法复制。Peter Thiel则把停滞的原因归因于美国政府，说它对科研的过度干预和引导桎梏了创新。另一个可能原因是全球化。70年代不光是美国经济陷入停滞的元年，也是中国经济开始腾飞、开启中国奇迹的元年，这两个时间节点的重叠多半并非巧合。
发展停滞跟鸡娃之间的因果关系大概很复杂，暂且不论。但是，停滞一旦出现，鸡娃无疑会加速社会的两极分化。前面讲到，鸡娃是精英们是通过培养超级工人，把成功复制到下一代的基本工具。而超级工人的出现，挤压了中产阶级的生存空间，因为他们既有能力，又有动机去拿走中产的工作。
一方面，信息革命改变了劳动生产的组织方式，强化了金融工具和管理技术的重要性，超级工人因此可以以一当十，甚至以一当百。在企业里，信息技术使超级工人能远程实时监控和管理企业运作的细枝末节。最极端的例子如Uber和滴滴出行的打车软件，超级工人们通过搭建虚拟打车平台，可以坐在办公室里就为遍及全球、数以百万计的司机和乘客提供服务。又比如，金融衍生工具把房屋抵押贷款打包证券化，转移银行风险之后，曾经风光无限的中层贷款经理们在微观层面管控借贷风险的经验几乎失去价值。现在，真正对银行有用的技能，经过复杂的包装，只被少数能够熟练操控金融工具的超级工人掌握。
另一方面，由于英材制把收入和工作挂钩，超级工人们对成功的渴求被异化为对“努力工作”的狂热。为了充分利用精英教育赋予的超级技能，超级工人们热衷于推动企业结构向着对使用这些技能有利的方向发展，结果是管理结构呈现扁平化，大量能够支持富裕中产生活的中层管理岗位消失。
从1980年代开始，美国企业开始进行结构改革，剑指中层管理岗位。在之后的20年间，中层管理者下岗的速度是非管理岗位的两倍。从1987年到2006年，年龄在45岁到64岁之间的资深经理人的数量下降了25%。受伤的当然不止是他们，实际上，随着超级工人的增加，很多行业整体用工数量相对于行业规模都出现了下降。从1977年到2005年，精英工作集中的金融业在GDP中的比重从4.55%增加到了7.69%，但在工作数量的占比则几乎持平，从4.12%微增为4.35%。
因此，鸡娃的目标和结果是培养超级工人，而超级工人是中产工作的克星。随着普通中产逐渐失去昔日帮助他们实现美国梦的工作，他们的收入和精英阶层差距日益增大，并向缓慢升高的贫困线靠拢。在这个日益分化的社会中，社会流动性开始急剧下降。从上世纪中叶以来，出身中产的美国孩子收入超过父母的概率下降了50%以上，下降的速度甚至超过了穷人的孩子。
最后，挥之不去的发展停滞会限制超级工人绝对数量的增长，鸡娃的竞争生态会进一步恶化，困在闭环里的精英们为了保护自己和下一代的财富和地位，所承受的压力会越来越大。这个故事的逻辑终点将会是一个贫富不均，阶层固化，左右分裂，极端思潮横行的社会。
解决方案？
英材制催生的鸡娃问题需要解决吗？有人说，就算英材制是个坑儿，鸡娃会造成社会分裂，阶层固化，但是这世间还能找出比这更公平合理的制度吗？难不成要回到贵族制，或者社会主义大锅饭？英材制虽然有问题，其他制度多半更糟。
这种思路的前提是鸡娃能够保证择优录取，以能力（merit）论英雄，以成果（accomplishment）定收入。但是merit的价值是相对的，也是变化的。所以诺奖得主、印度裔经济学家Amartya Sen说【8】：
“能力这个东西，不仅起源是随机的，就连它被认定为‘能力’这一点上都是随机的”。
“Merit is a bit of an accident not only in its origin, but also in its being treated as merit.”
譬如在农业社会中，解偏微分方程、做复杂金融产品风险评估的能力就远不如耐力、敏捷、膂力这些能力有价值。更极端的例子是棒球比赛里的明星投手，年薪动以数百万美金计。但是如果没有棒球比赛，投球这个超级能力根本一文不值【1】。精英们通过鸡娃给下一代装备的超级能力其实也有这个问题。虽然绝非一文不值，但它很可能卖不出那么高的价，甚至如果按照真实价格出售也许都不够收回鸡娃的成本。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超级工人们把大量工作（以及跟工作挂钩的收入）集中到自己手里，以超级能力替换其他工人，彻底改变了生产的组织方式。这样的系统也许一定程度上为企业节约了人力成本，但它未必是对社会最有利的，甚至未必是效率最高的。就像Anand Giridharadas在《赢者通吃》里说的那样，我们不能指望精英们在改造社会的时候，把社会利益放在自己的核心利益——即维护英材制的闭环——之上【9】。
总而言之，通过鸡娃制造的超级能力，经过英材制的循环加持，不仅含有水分，而且有极强的排他性，以这个merit（能力）来论英雄，远没有这个英文单词本身投射的那种纯净、公平和合理。
那么，鸡娃这个问题有解吗？Hirsch说，单从教育的排位属性来说，解决方案可能要依赖社会协作。比如，大家通过某种社会契约达成协议，都不要踮起脚跟试图看得更远，或者禁止任何人偷练葵花宝典。中国由于政治理念的关系，对这类社会协同方案（collective action）有天然的好感。最近出台的一系列组合拳几乎都是这个风格，从推动中小学抽签入学，对校外补习班实行三限（限机构数量，限时间，限价格），到增加公立学校上课时间，甚至要把周六休息日改为集中的素质教育服务日（目的是釜底抽薪，剥夺虎妈们鸡娃的时间）。美国地方政府和高校在左派的压力之下，也开始尝试类似举措，比如取消精英公立高中（magnetic schools）按考试成绩择优录取，在大学申请中取消SAT和ACT考试成绩要求（理由是精英们可以通过课外补习提高成绩）。但是，在1970年代写作的Hirsch也清醒地认识到，社会协作也有很多局限，左派好心办坏事，甚至造成社会浩劫的例子不胜枚举，记忆犹新。所以他很干脆地承认，排位商品（positional good）这个概念和它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虽然很有价值，但未必能够转化为有用的干预政策。
普林斯顿大学。（来源：乐天博士）
更重要的是，直接打击鸡娃本质上是治标不治本，因为鸡娃不是目的，名利双收的精英工作才是。所以，要真正解决鸡娃问题，必须要从限制精英工作和普通工作的收入差异，特别是限制超级工人们对经济结构革新演化的发言权入手。至于如何限制，这个问题实在太大太沉重，既非我肚子里这点墨水可以驾驭，更无法在一篇供大家茶余饭后消遣把玩的小文章里讲清楚。
但是Markowits还是就鸡娃问题给美国开了两张很具体的方子，都是跟税改相关的。第一是取消私立大学享受的非盈利机构纳税优惠政策。他的观点是政府给私立大学减税本质上是纳税人给精英们的补贴。以普林斯顿为例，它每年省下的税大约可以折算为每个学生十万美金，相比之下，新泽西纳税人在州立大学里一个学生身上每年的总投入仅一万两千左右。第二是取消企业社保税（federal payroll tax）的收入上限。现在社保税的税率是12.4%，但收入超过132900美金的部分不用缴纳社保税。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保税是人头税，一个企业，人越多交得就越多。假定你有十个每年挣15万的经理，那企业每年需要为他们支付大约82000美金的社保税。但是，聪明的超级工人会发现，如果裁掉八个经理，自己一个人干八个人的活，每年挣120万，企业的社保税额会降到原来的20%。因此，这个联邦税制本身就是催生超级工人的温床。
最后，解决鸡娃问题需要社会和每个人的共同努力。受鸡娃之害的绝不仅是困顿的普通中产阶级，某种意义上，精英们既是鸡娃的始作俑者，也是受害者。他们过度消费，过度工作，过度焦虑，身心俱疲。所以，超级工人和中产工人，联合起来与鸡娃斗争！你们失去的只是锁链，赢得的将是整个和谐社会！【10】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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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cis Fukuyama. The Origin of Political 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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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ert Gordon. 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n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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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nd Giridharadas. Winners Take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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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d Hirsch. Social Limits on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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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iel Markovits. The Meritocracy Trap. (本文大部分统计数据来自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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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hur Pigou. Economics of Welf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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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rtya Sen. On Economic Ine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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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y Trump. Too Much and Never Enough.
1.见参考文献The Meritocracy Trap。
2.个人以为译为精英主义不妥，英文里对应的词应该是elitism，略带贬义。Meritocracy比较中性，或者略有褒义。
3.见参考文献The Origin of Political Order。
4.实际上，就在不太久远之前的1950年代，穷人们的工作时间还普遍比高收入的富人们更长。
5.见参考文献Too Much and Never Enough。
6.https://www.forbes.com/sites/camilomaldonado/2018/07/24/price-of-college-increasing-almost-8-times-faster-than-wages/?sh=6599993366c1。
7.Markovits 的原话是，“Competitive industry establishes a prisoner’s dilemma, in which the elite earns and consumes collectively too much and must work collectively too hard to finance the excess.”
8. 注1． 见参考文献 On Economic Inequality。
9.他的原话是：“The only thing better than controlling money and power is to control the efforts to question the distribution of money and power. The only thing better than being a fox is being a fox asked to watch over hens.”
10.Markovits 的原话是：“The workers of the world—now both middle-class and superordinate—should unit. They have nothing to lose bus their chains, and a whole world to win.”学过中学社会发展史的同学们应该记得，这句话本身也是从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里的金句脱胎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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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予一岚廷斋
编辑：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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