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不同意秦晖的崇周贬秦论？

（秦晖教授的《中国思想史》公开课截屏）

作者：予一岚廷斋

最近在油管上断断续续听完了清华秦晖教授的《中国思想史》，颇有所获，居然忍不住想要班门弄斧，提笔博诸公一笑。秦教授的课观点鲜明，立论犀利，且学贯中西，旁征博引，听来受益良多。所不敢苟同者，是他以崇周贬秦、遵儒抑法为纲来解读一部中国思想史。愚以为，秦制法家虽开启中华两千年封建帝制，流弊至今，但以万恶归之，斥为洪水猛兽，则有失偏颇，过犹不及。

秦教授以“周秦之变”，即从儒家到法家的过渡，作为中国思想史上的头等大事。儒家认为人性本善，崇尚小国寡民的小团体；法家认为人性本恶，主张中央集权的大一统。战国以降，“礼崩乐坏”，周制分崩离析，政治秩序向法家的大一统过渡，最终集大成者为秦。秦制兴，以法家为根基，收儒家为己用，传承至今。

一方面，秦教授对法家深恶痛绝。韩非被描述为最纯粹的性恶论者，人与人之间都适用丛林法则、博弈关系(类似Thomas Hobbes所谓的人的“自然状态”，即war of all against all)，连至亲骨肉也不例外。秦教授认为韩非的性恶论甚至超过了Hobbes，因为就连Hobbes都觉得至亲之间也许可以超越“自然状态”。对于法家“王子犯法，与民同罪”的主张，秦教授指出它并非意味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是指皇帝面前，人人平等。法律是皇帝意志的表现，随时可以改变。虽然秦教授对法家帝制之深恶痛绝可以理解，但是需要指出，韩非说过“明主使法择人，不自举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因此他建议皇帝要“使法”，而非随心裁夺。韩非也说“国无常强，无长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如果朝令夕改，如何“奉法”呢？正如美国学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所说，中国帝制并非完全的暴政专制(despotism)，而是在相当程度上依法治国(我称为法治，rule by law，以区别于rule of law，法制)。皇权受制约的例子，在中国历史上很多，比较知名的例子是明神宗以一生对抗“立长不立幼”之法，但始终不能如愿把郑贵妃的儿子立为储君(即国本之争)。

另一方面，秦教授推崇以恢复周制为理想的儒家，赞美它的性善论，以及以家族为社会组织核心，“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的政治理念。虽然若隐若现，秦教授似乎认为儒家思想的性善论与西方的宪政民主思想很合拍，俨然已经有了通过John Locke的社会契约形成有限权力主体的基础。他以晚清郭嵩焘、谭嗣同为例，论证儒家与西方宪政民主心有戚戚焉的融洽，由此说明周制和儒家思想更能保障个人自由，约束国家权力，因此以今天(西方)的眼光来看，实为更先进的政治秩序。秦教授也很小心地指出了儒家与公天下的左翼理想的分歧。诸子百家中的杨朱鼓吹爱己远人，而墨翟则主张兼爱互利。儒家既反杨朱，也批墨翟，但是秦教授告诉我们，孟子认为墨翟的兼爱甚至比杨朱的极端个人主义更危险。大概兼爱的逻辑终点是公天下，未免令人想起Hayek那条《通向自我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

秦教授把明治维新解读为发生在日本的周秦之变。明治维新提倡个人自由，但目的却是为了打破宗主诸侯对个人的约束，从而让个人成为国家之人，形成大一统的秦制。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章太炎、鲁迅等为代表)普遍受日本影响，认同秦制，而没有看到周制和儒家的优势，所谓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终于眷恋穷城，徘徊歧路。

周制和儒家真的如秦教授所说，代表了或者可能发展出一个比秦制更先进的政治秩序吗？

福山说理想的政治秩序包括三个元素:强国(strong state)，法制(rule of law)以及民主(democracy)。

• 国家(state)是在领土范围内维护秩序、保证安全的暴力机构(Hobbes的Leviathan或者Sovereign，即主体)；
• 法制是一套规则体系，用于规定和限制国家范围内任何机构和个人—包括立法者和执法者本身—的权力和义务；
• 民主等同于代表国民并对国民负责的政府(林肯的government 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

用这个标准来衡量，儒家推崇的周制离理想政治秩序之远不可以道里计。首先，周制下以家族为核心的小国寡民，是MaxWeber笔下典型的早期patrimonial state，即从家庭衍生，通过亲缘或者互利的个人关系实施统治的主体。它根本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其次，儒家强调以“礼“治国，这里的礼既指约束个人行为的道德标准，也指周制下君臣父子、伦常纲纪的整个制度安排。从约束行为的目标来说，儒家的“礼”与“法”相似，但轻执行，强调通过提高个人修养守礼，即所谓“克己复礼”。说到法源，儒家的礼最远大概可以追溯到三代，而孔子只说周礼“郁郁乎文哉”，因此“吾从周”。荀子说，“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按此说礼为“先王所制”，因此源出人而非天，当属实证法(positive law)而非自然法(natural law)。最后，周制没有任何现代民主色彩，这一点秦教授也承认。孔子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但这种契约关系仅适用于统治阶级内部。政治秩序需要的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先王所制的礼规定了每个人的位置(权利)，而每个人必须呆在自己的位置才能克己复礼。

反观秦制，它当然也没有半分民主色彩。与周制相比，个人受国家直接约束，少了亲缘政治温情脉脉的面纱，国进民退，从民权的角度来说的确算是倒退。在秦朝恶政苛刑、横征暴敛之下，“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周制当然看上去很美。但是，通过法家理论实现的权力中心化，官僚制度化，运作法治化，一句话，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在丛林法则下如鱼得水，生存能力大增，至少从这个角度来说相比周制是巨大的进步。最后，秦制下的法治当然离真正的法制尚远，但是与儒家的礼相比，出于同源(均为王法)而更为完善实用。

因此，我们看到秦制与周制相比，如果不是完胜，也绝非一无是处。秦制建立起了现代国家，实现了一定程度上的法治，对发展生产，抵御外敌，传承文化皆功不可没。那我们应该怎么来解读秦教授的扬周贬秦论呢？

首先，秦教授似乎把秦制完全等同于专制帝制(despotism)来批判。需要指出，中国帝制并非都产出暴君(despot)，也颇有贤王(benevolent king)。唐太宗时时把“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挂在嘴边，雍正在养心殿写“惟以一人治天下，岂为天下奉一人”，说他们都是官宣大概也算诛心太过。其次，在我看来帝制仅是政治秩序中代表政府这一部分，应该和国家(state)分开。谴责帝制是一个不能代表人民的政府无妨，但把秦制建立的现代国家也一并抹杀则大可不必。

其二，秦教授大概觉得把国家放在民主之前是错误的，因为一个不是通过契约(宪法)建立的国家都是不公正(injustice)的，这样的国家越强则人民越遭殃。新文化先驱们受了日本维新的影响，就犯了这个致命的错误。但是，福山说“限制政府滥用权力并不是政治秩序的全部”(“political order is not just about constraining abusive governments”)。政治秩序更常需要的是国家有足够的执行力，能够保证公民人身财产安全，提供教育、医疗等服务，以及建设经济活动所需的基础设施。大量的民主国家由于缺乏有强大执行力的国家做保障，民主最终无法维持，因为“people begin to wish for a powerful authority—a dictator or savior—that will cut through the blather of politicians and actually make things work”(人民开始希望有个能干成事的强人—独裁者或者救世主—来绕过那些只会耍嘴皮子的政客)。

秦教授的理想国大抵应该如美国，先修宪，再依法成立政府，最后形成国家。假如一切都可以画在一张白纸上，美国之路当然是个不错的选择。但是，大多数国家没有美国这样幸运，早已不是一张白纸。更重要的是，他们也没有美国得天独厚的条件:受宗教改革、启蒙运动洗礼的国民，北美大陆优越的自然条件，相对稳定安全的地缘政治环境。美国人觉得自己与众不同(所谓American exceptionalism)大概跟美国之路的不可重复性有关。但是，通向民主且稳定高效的政治秩序之路并非只有美国这一条。正相反，福山认为对国家的认同感(national identity)在稳定的政治秩序中起到的作用举足轻重，而威权体制则是形成国家认同感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实际上，今天很多成功的民主政体(尤以德国和日本为代表)都曾从长期的暴力和威权统治中受益。当然，好汉不提当年勇，福山说他们现在大概都选择性地把这些过往忘掉了(“which they have conveniently forgotten”)。

最后，在福山提到的政治秩序三要素里面，秦制最缺的其实不是民主，而是法制。中国人自始至终没有真正地法制观，前面提到，孔子的“礼”也仅能追溯到三代而已，仍是先王之法。秦制中帝制的根本问题是把法的权力来源归于圣人，而非比圣人更高一级的存在(自然，上帝，天)。如果圣人可以立法而不受法的约束，那所有人的终极追求当然都是成为圣人。只有把法的来源与个人剥离，才能有法制，有真正有受制约的权力，才能谈天授人权，才会有人民的政府。而在法源上，我认为秦制周制是一致的。因此，就算周制存活到晚清民国，或者借新文化运动复活，也很难如秦教授希望的那样，成为走向宪政民主的基石。

中国没有产生法制观的原因很多，其中比较重要的一个也许是宗教、尤其是一神教在华夏文明中的缺失。本来，把一切权力之源归诸于凌驾众生之上的万能的上帝，圣人们对自然根本之法的拥有权和解释权就自然消失了。因此，在政治秩序形成的某些阶段，神权也许是对帝制最好的制约。而中国人不信鬼神大概要归功于秦教授极力推崇的儒家。孔子说，“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鲁迅也赞他实在伟大，“生在巫鬼势力如此旺盛的时代，偏不肯随俗谈鬼神。”儒家的入世传统与帝制掌握立法和释法权的目标其实相得益彰，所以儒家自汉代以后一直为秦制所用，并非偶然。而日本之所以脱亚入欧比中国来得容易，也许也跟对鬼神更有敬畏之心(如明治维新把神道教定为国教)有关。

回到秦教授讲述的那个弱肉强食的战国时代，强国远超其他诉求，而法家的“圣人执要，四方来效”正好是那个时代生产条件下的强国之路。秦制的胜出和周制的崩溃，没有悬念，也没有对错，借用小时候耳熟能详的口头禅，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当今的中国，还在延续秦制的荣光，惟愿这个缺了rule of law和accountable government的秦制，能够在下一个千年走出那一个“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历史宿命，找到那一条通向民主、稳定、高效的政治秩序之路。

作者：予一岚廷斋

编者注：
秦晖教授的《中国思想史》公开课的YouTube链接：https://bit.ly/36YFYh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