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华人
第1382篇文章
被公认为旷世奇才的爱因斯坦，除了钻研科学之外，他对宇宙人生有广泛的关心和同情，包括犹太人的命运、音乐、政治和宗教。人们最感兴趣的问题就是：爱因斯坦如何看待上帝，什么是他人生的终极关怀？这的确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正文共：7423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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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临风
编辑：雯君
“上帝之信”
《美联社》所发布《上帝之信》的第一页，德文手稿
《英国卫报》2018年12月4号报道，爱因斯坦1954年写给一位德国哲学家的信将被拍卖。这封价值150万美元的亲笔信，被称为是“上帝之信”，因为信中讨论爱因斯坦对上帝、圣经和犹太教的看法。
这封信讨论的是犹太教信仰，爱因斯坦是阿什肯纳兹犹太人。他说：“上帝对我来说只不过是人类弱点的表达和产物，圣经是一系列光荣的，但仍然是原始的传说，内容十分幼稚。” 1
不过，他一生对宗教的看法并不那么单纯。作为顶级科学家，他的世界观到底是什么？与他的科学研究有什么关系？他的信仰观有没有盲点？这就是本文所希望探讨的。
爱因斯坦与玻尔的争论
我认为要了解爱因斯坦的世界观，最耐人寻味的例子莫过于他与玻尔两人长达三十年，为了量子力学而产生的激烈辩论。这个辩论是廿世纪物理学界的大事，所牵涉的物理学家很多，前后也经过几个不同的阶段，直到爱因斯坦去世。辩论虽然激烈，但都是为真理而争，并未伤及友谊。
其实，他们争论的焦点并非物理，而是哲学与世界观的差异。虽然他们对物理的了解都一致了，然而两人（或两派意见）对“实体”的看法还是无法统一。这个争论不但有趣，对认识爱因斯坦的信仰观也至关重要。
海森堡在丹麦哥本哈根大学里的玻尔研究室，与玻尔一同研究量子力学的数学基础。1927年，当玻尔有次远行的时候，海森堡忽然有了突破。他根据马克斯·玻恩的“波函数概率诠释”发展了“海森堡不确定性原理”。这是个违反直觉的理论，粒子的性质居然会受到观察者的影响。玻尔对海森堡这个“测不准”理论的表达方式并不十分满意，为了寻求更好的解释，同年两人共同提出了“哥本哈根诠释”（Copenhagen interpretation），即：量子系统的量子态，可以用波函数来描述。量子力学的革命正式开始！
“哥本哈根诠释”尝试在实验证据的范围内，给予实验结果和相关理论表述一个合理的解释。此后，量子理论中的概率特性便不再只是个猜想，而是作为一条定律而存在了。可是这种用概率为基础的理论却遭到了爱因斯坦及薛定谔等人坚决的反对。爱因斯坦与玻尔之间长期的论战于是开始。
爱因斯坦其实是第一位意识到普朗克量子发现将改写整个物理学的物理学家。他在1905年就已经提出光有波（电磁波）、粒（光量子）二性。玻尔却坚决反对光子（光量子）的假设，一直到1925年才接受。但是，1927年当他的“哥本哈根诠释”提出来以后，现在是爱因斯坦坚决反对了。
起先，爱因斯坦不能接受量子的非决定论（不确定性原理）。这就是他“上帝不会与宇宙玩骰子”这句名言的由来。他前后举出了好几个“思想试验”，试图推翻量子力学的基础，但是玻尔总能有惊无险地巧妙化解。爱因斯坦对量子力学持续而深入的挑战，反而帮助玻尔坚固了他的理论。经过多次交锋，最后，爱因斯坦固然接受了“哥本哈根诠释”，但是他并没有全盘接受量子力学的理论基础。
他认为，量子力学只能描述现象，但是无法解释现象后面的“实体”到底是什么？到底是什么原因构成这些物理现象？他关心的是哲学上“本体论”的范畴，玻尔关心的只是“认识论”的范畴。难怪他们的辩论常常不对港，因为两个人看问题的出发点完全不同。
在爱因斯坦的观念中，科学需要对“本体”（实体）提出解释，不能只停留在描述表象。他认为，这个宇宙是（已经）“决定的”，而非由概率控制。他希望找到一组物理原理，以统一宏观与微观的宇宙，代替这个从概率和统计出发的（不完全）理论。
这就是争论的关键点。
爱因斯坦的信仰观
爱因斯坦被公认是廿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他的名字几乎与“天才”是同义词。我们通常以为科学家比较愣头愣脑，实而不华，但爱因斯坦却可能更接近艺术家，他也以此自许。他曾说：“如果我不是物理学家，我很可能会是音乐家。我常用音乐的眼光来看待人生……我最快乐的时间是花在小提琴上。” 2 他特别强调直觉、灵感、和“想象力”的重要性，甚至认为想象力比知识还重要。其实，他并非唯一特例，许多重要的科学发现（例如，理查德·费曼的量子电动力学）都是从直观和想象力出发的。
爱因斯坦来自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犹太家庭。由于对大自然的敬畏和出自对家庭的反叛心理，他很早就接受了犹太教信仰。10岁的时候，他接触了整套的科普读物，爱不释手。到了12岁，当他正准备要接受犹太教成人礼时（满13岁），却忽然宣布脱离犹太教，以后就再也没有回去了。
他后来回忆说，他之所以离开犹太教的信仰，是因为在阅读过科普书籍以后，认定圣经上许多故事不可能是真的（不合科学！）。他承认放弃信仰有点鲁莽，并没有经过冷静和理性的思考。纵然如此，爱因斯坦还是一直对宗教中那深层的信仰、敬畏、和谐以及美丽留下深刻的印象。他用“上帝的心智”（mind of God）来表达宇宙的创造和它的法则。
50岁那年，在一个晚宴上，他有个机会表达自己的宗教信仰。他批评“占星术”是迷信的。有位客人问他是否信仰上帝。爱因斯坦安静地回答说：“你可以这么说。如果我们尝试用有限的手段去参透大自然的奥秘，你会发现，在所有明显的规律和关联的后面，仍然有种微妙、无形和无法理解的存在。我的宗教就是对这个超越理解的力量的崇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其实是有宗教信仰的。”3
1929年，在他50岁生日后不久，他接受了乔治·西尔维斯特·维埃里克（George Sylvester Viereck）的专访。这时，他还以为维埃里克是犹太人，更不知道他日后是纳粹的同情者。这是一个非常不寻常的访问。
维埃里克首先问爱因斯坦认为自己是犹太人还是德国人。爱因斯坦说：“国家主义就跟德国麻疹一样，是人类年幼时的疾病。”一语双关！
在问到基督教对他的影响时，他说：“童年时，我既受到《圣经》的教诲，也得到《塔木德》（Talmud）的指导。我是犹太人，但是我沉醉在拿撒勒那位伟大人物（耶稣）的光辉中。”
维埃里克问他：你真相信耶稣在人类历史上存在吗？
爱因斯坦说：“无可置疑！没有人读福音书会感受不到他的临在。他的个性在每句话中悸动。没有人能够编织这样的故事。”
“你相信上帝吗？”
“我不是个无神论者。我也不是个泛神论者。这个问题太大，不是我们小小的脑袋可以理解的。我们人类就好像是个孩子，走进一间巨大的图书馆，里面充满了各种语言的书籍。这个孩子知道一定有人写了这些书，但是他不知道这些书是如何写成的。他或许也有点概念，知道这些书籍是按着某种次序排列的，但是他搞不清楚是按着什么次序。这是最聪明的人对待上帝应有的态度。我们看到这个宇宙奇妙地安排在一起，它遵照某些定律运转。而我们对这些定律只不过有非常朦胧的了解。”
“这是犹太人的上帝观吗？”
“我是个决定论者。我不相信自由意志。犹太人相信自由意志。他们相信人们塑造自己的一生。我拒绝这样的教条。从这点来说，我不是犹太人。”
“那是斯宾诺莎的上帝吗？”
“我对斯宾诺莎的泛神论很感兴趣，但我更崇拜他对现代思想的贡献。他是第一位把身体和灵魂整合来看的哲学家，没有把二者划分成两个不同的领域。”
“你相信不朽吗？”
“不，一次人生对我已经足够了。”
1930年夏天，他在卡普思（Caputh）航海和反思期间，为着一个人权团体的要求，写下了他的信条《我所相信的》（What I Believe）。在末了，他为自己的“宗教信仰”作出解释：“我们可以经历到最美好的情感是神秘的。那是站在所有真正艺术和科学摇篮里最根本的情感。谁对这种情感陌生，谁就不再能幻想，不能全神贯注地敬畏。这样的人好像已经死亡，有如一支熄灭的蜡烛。要能感受到经验事物背后还有其它东西，那些我们的思维无法捕捉的东西，它们的美和崇高只能间接地传递给我们，这种信念就是宗教心。从这个角度来讲，也只有从这个角度来讲，我是一个虔诚的宗教信仰者。”
看到这则消息后，纽约著名正统犹太领导人赫伯特·格尔德斯特恩拉比（Rabbi Herbert S. Goldstein）立刻发了一封电报给爱因斯坦：“你相信上帝吗？回电已付。答案限50字。”结果，爱因斯坦仅仅用了大约25个字：“我信仰斯宾诺莎的上帝，他从万有的和谐存在中启示他自己。但是，我不相信一位关心人类命运和作为的上帝。”
我们一方面窥见他对浩瀚宇宙的敬畏。他认为神学家太不谦卑，自以为知道上帝。对他而言，“这世界所最不能了解的事就是它居然可以被人所了解”。另一方面，他认为保持被造的完美，不去干预人世的上帝才是更伟大的上帝。这真是一种奇特的想法！
从这里，我们可以窥见，他的宇宙观决定了他对人生和对上帝的看法。这个宇宙观建立在他个人的直观和主观的认定上，并非什么科学理论。他认为，宇宙的一切都是受到一些我们并不十分知晓的定律所操纵。这个“决定性”的宇宙观也让他不能接受“自由意志”的存在。跟斯宾诺莎一样，爱因斯坦对“自由意志”的了解，就好像卫星绕着星球转的自由一样，完全是受到定律控制的，是决定的。他喜欢引用叔本华的名言：“一个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但是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去主宰意志。”（A man can do as he wills, but not will as he wills.）
他的友人如马克斯·玻恩对这种决定论非常不能接受，认为这个立场毁灭了人类道德最基本的原则。既然人并不真能作自由的抉择，那么道德就没有意义，良心也不过是个假象，人类也因此就没有了尊严。我们不过是宇宙里的玩偶，按着预先安排的命运生活而已。这种“宿命论”的思想怎能激发人创新呢？相对地，玻恩或然率的量子观，表明的是个“不确定”的宇宙，当然就没有这个问题。
要解决这个明显的问题，爱因斯坦的答复是，为了人类文明的前途，我们要活得好像有自由意志。这样，我们也就有了责任感和善恶观。他说：“我知道，虽然一个杀人犯不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但是，我还是不会和他饮茶。”这种避重就轻并不足以服人。对爱因斯坦而言，道德意识不是来自内在的需求，而是为了造福人类全体福祉的必需。4
让我们思考一下，这种世界观并没有科学作为后盾，而且非常可怕，它让希特勒显得无可厚非。爱因斯坦如果当真，那所带来的灾难远比他所瞧不起的神学家们要严重多了。爱因斯坦虽然值得我们尊敬，但他终究并非完人。我不知道他私人行为中一些放任的表现是否可以用这个世界观来作解释。无论如何，这种世界观可以带来毁灭性的影响。我不能想象一个比不需要为自己行为负责更可怕的社会现实。
可是，不像今天一些“新无神论者”那样武断，爱因斯坦从来不觉得科学与宗教之间存在着冲突。他有句名言：“没有宗教的科学是跛足的，没有科学的宗教是盲目的。”他对被人认为是无神论者的指控，反应非常激烈。他曾对一个朋友说：“最让我愤怒的是，有人用我的话支持这种论点。”与佛洛伊德、罗素和萧伯纳不同的是，他从来没有冲动去诋毁信仰上帝的人。相反地，他偏向于批判无神论者。他说：“我与所谓无神论者不同的地方在于，我对宇宙中那种不可触及的和谐有种深刻的谦卑感。”
爱因斯坦不能接受一位有位格的上帝，可能不仅是受到他哲学偏好的影响，也可能有部分是他对人类现实的失望。他虽然没有“锡安主义”的心态，不认为犹太民族特别优越，但是他一直关心着犹太民族的前途。一次大战以后，犹太人在德国所受到的虐待，已经让他非常遗憾。他自己就是从德国逃出来的科学家，连他的科学在德国都受到打压。
根据爱因斯坦自己的话（1943年）：“我不愿意教会对孩童灌输有位格的上帝的教条，因为教会两千年来做了许多不人道的事……你只要看看教会在历史上对付犹太人和穆斯林的仇恨表现，十字军所做的坏事，宗教裁判所的火刑柱，当犹太人和波兰人在挖掘自己坟墓的时候，教廷对希特勒的默许。希特勒年幼时还作过圣坛童子。” 5
爱因斯坦特别对庇护十二世没有公开反对纳粹感到非常痛心。犹太人在纳粹手下所遭受的迫害让他痛苦。他希望了解上帝的属性（品格），这不只是智识上的好奇心，而是个极其真实、切身的问题。作为犹太人，他不能接受一位容许邪恶存在，特别是容让犹太人被屠杀的上帝。对他而言，这样的上帝不可能是全爱的。他不过只是位旁观的钟表匠，而不是有情的上帝。这是他的障碍，也或许是许多人的障碍。
“对现代人来说，这位不废除苦难的上帝，是一个丑闻，更糟糕的是他居然用苦难（基督受难）的方式来解决罪的问题。对现代的心灵来说，这种解决方式忽视了最主要的问题（苦难、残酷、灾难）。从基督徒看来，现代式思维才忽视了最主要的问题（罪）。”
-彼得·克利夫特（Peter Kreeft）, “苦难的意义”，“On the Meaning of Suffering,” 1986。
邪恶与苦难为什么存在，人类不可能完全了解。爱因斯坦为着奥秘的宇宙而惊叹，但是如果他不是囿于自己决定论的哲学立场，如果他容许不完美的人有自由意志这个事实，或许他对邪恶与苦难的奥秘性能够比较认同，或许他也对苦难之外，人类所能表现出的尊严更能体会。邪恶与苦难固然不是我们所愿望的，尤其是不公的苦难，但是免予邪恶与苦难也并非人类终极的目的。在上帝更高的善和更高的意志面前，我们这有限的人生所能了解的十分有限，十分片面。
世界观往往限定了人的视野，形成盲点，聪明如爱因斯坦大约也无可避免。
结 语
1950年12月，爱因斯坦在普林斯顿收到邻近罗格斯大学一位19岁大学生写来的长信。他说：“先生，我的问题是‘人活在世界上到底为什么？’” 6
这位学生先排除了挣钱发财、博取功名或助人为乐之类的答案。然后，他认为人活着“什么目的也没有”。
这位大学生非常苦恼，恳请爱因斯坦指出一条明路，并请说明理由。他说：“请不必照顾情面，如果你认为我已误入歧途，烦请你把我引入正途。”
爱因斯坦并没有敷衍他。他立刻回信：
“为了探索个人与整个人类的生活目的，你如此认真的努力，使我深受感动。我认为，这样的问法没有一个合理的解答。如果你问的是，某个行动的目的是什么……或是这个行动背后所希望达到的愿望是什么……这样的问题，还比较容易处理……”
“尽管如此，我们都感觉，一个人活着就应该扪心自问，我们到底应该怎样度过一生。这是个合情合理的问题，也是个重要的问题。在我看来，问题的答案应该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量满足所有人的欲望和需要，建立人与人之间和谐美好的关系。这就需要大量的自觉思考和自我教育。不容否认地，在这个非常重要的领域里，开明的古代希腊人和古代东方贤哲们所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我们现在的学校和大学。” 6，7
虽然在哲学上他奉行“决定论”，认为人没有自由意志。但是，在做人上，他一生都希望看到公平和正义的伸张，希望能够对人类社会有所贡献。很可惜，他没有更深地认识这位耶稣基督，与耶稣失之交臂。这或许是他人生的一大憾事。
写了“上帝之信”的次年，1955年４月爱因斯坦的生命走到了尽头。13日，他说：“当我必须走时，就应该走。人为地延长生命是毫无意义的，我已尽了我的责任，是该走的时候了。我会走得很体面的。”他坚持不注射吗啡。18日凌晨1时15分，爱因斯坦停止了呼吸。当天下午，12位最亲近的人聚在一起，与他告别。其中一人吟诵了歌德的诗句：“我们全都因他受益，他的教诲惠及全球。那专属他个人的东西，早已传遍人间。他如将陨的彗星，光华四射，无尽的光芒与他永伴。”随后，遗体被火化，骨灰撒在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8
爱因斯坦毫无遗憾地走完了一生。但是，我不知道他给这位19岁学生的指导是否能够帮助他找到人生的意义。我感觉，他的回答中有种无奈感。在心灵上，这位年轻人已经跨越了爱因斯坦的劝告。他已经认定，“乐意助人”并不足够构成生命的意义，生命应当比这个更深，更高贵、更有价值。人的心灵犹如一只自由飞翔的鸽子，又犹如万丈深渊，深不见底。这个世界不能满足它，任何努力所达到的目的立刻会让心灵陷入绝望。这就是人心灵的奥秘。我认为，寻找这个奥秘是这个学子真正的苦恼。或许这个内在奥秘是爱因斯坦所未曾探索过的。
注：
1.What He Wrote，《英国卫报》，2008年5月13日： https://www.theguardian.com/science/2008/may/13/peopleinscience.religion 。
2.请参考 “What Life Means to Einstein,” George Sylvester Viereck的访问, The Saturday Evening Post Vol. 202 (26 October 1929) , 或 Glimpses of the Great (1930) by George Sylvester Viereck.
3.请参考《时代周刊》，”Einstein & Faith,”2007年4月5日。
4.同上。
5.请参考William Hermanns, “Einstein and the poet: in search of the cosmic man”, Branden Books, 1983,
6.请参考Albert Einstein: The Human Side, Selected and Edited by Helen Dukas and Banesh Hoffma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9.
7.李鹏：《一生应结识的25个人》，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或“新浪读书”。
8.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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