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华人
第1791篇文章
编者按
理想的社会人人生而平等，个体努力是通向成功的唯一条件；在英才制模式下，大学录取和社会各界选拔人才只看成绩和才能，不分肤色和背景，就像马丁路德金梦想的那样。然而在美国，现实与梦想之间还有一段遥远的路程要走。面对系统性种族主义，华二代大学生态度鲜明，并开启了跟父母一代的对话🔗。今天的文章从华人父母最关心的大学录取政策谈起，回顾历史，剖析政策，资料翔实，论证清晰，为两代人之间进一步对话提供了良好范例。
正文共：14481字
预计阅读时间：35分钟
撰文：棣华
翻译：过天赐，赵文秀
杨丽君，周少平
插图制作：Sunnie Liu
提要：
取消现行政策，改为只按成绩录取，是不是更加公平？
系统性种族主义以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为代价，让其他一些人得益，而美国华人在等式的两端都有份。
种族主义的消长与经济和政治形势有关，亚裔作为劳工和替罪羊的身份被种族化了。
系统性种族主义剥夺了我们决定自己生活轨迹的能力，无论我们是否选择关注它。
我在新泽西郊区一个聚集了很多华裔的社区长大，从小到大一直被教导，在美国成功有一个关键因素：努力。我所在社区的华人移民就是明证——美国梦是真实的，只要努力，你就能无往不胜。他们中的很多人，包括我父母，来美国时几乎一无所有。他们靠奖学金，做助教，打零工辛苦读完研究生院，他们从公司底层做起，他们自己安置诊所，给自己的私人诊所打广告。通过努力，他们拿到学位，得到晋升，积累客户和病人。他们给我讲这些故事，让我记住我是多么幸运，能在一个环境优美的小镇长大，拥有我想要的一切，并让我记住，我，也有责任努力，把他们的成功发扬光大。
这些故事隐含着一个威胁性的警示：那些不努力工作的人，那些懒惰的人，在美国不会成功。我听说，纽约城里裹着层层冬衣向路人乞讨零钱的无家可归者，在乔治·华盛顿大桥拥堵的车流间徘徊的乞丐，还有坐在纽瓦克破旧公寓门槛上的酒鬼，他们之所以生活在如此悲惨的境地是因为他们失败了。他们不够努力，没有得到好的教育，没有好工作好房子。是的，他们的生活如此糟糕，这很可悲，但他们只能怪自己。幸运的是，我不会落得他们那样的结局，除非我自己愿意。只要我努力，我就会成功——就像我的父母，我朋友的父母，我的儿科医生，还有教我们读书写字跳舞画画的中文学校老师一样成功。
我仍然相信，我们社区的华裔移民为成就他们和家人今天的生活，付出了难以置信的努力。我对我的父母充满感激和敬佩，他们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才有了我们一家在美国这样的生活。我不知道我自己有没有勇气和决心在身无分文，无亲无故的情况下，去学一门新的语言，搬到一个完全不同的国家，所有这些都是为了确保我的孩子在成长中能有无限的机会。尽管如此，我并不认同努力是在美国取得成功的唯一条件。在这篇文章中，我想探究个中的原因，还有为什么华裔社区继续相信美国的精英主义是多么危险：
首先因为，从大学录取可以看出，美国远非英才制；其次，因为系统性种族主义影响的远不止我们能进哪所大学；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因为支撑系统性种族主义的势力不仅伤害美国黑人，也伤害了美国华裔，只要我们没有对这些势力保持清醒的意识，我们就仍然在跟他们同流合污，继续做压迫自己的帮凶。
平权法案与精英主义的神话
我们不妨用大学录取这个实用的例证，来检验一下美国的精英制是成功还是失败。“学生公平录取组织”（Students for Fair Admissions）在对哈佛的指控中宣称，哈佛大学和许多其他精英大学一样，录取的亚裔申请者比其他种族的申请者要少，尽管被拒绝的亚裔申请者的成绩和分数可能跟被录取的非亚裔美国人申请人相当，甚至更高。对我认识的许多华裔来说，这看起来极不公平。他们的孩子在学校学习很努力。他们的孩子在没有外界帮助，不求放宽标准，不作弊的情况下成绩完美，SAT拿到高分。所以他们不应该被录取吗？难道他们不比其他学生更应该被录取吗？
那些相信这种观点的人发出抗议，他们把被拒当成证据，试图证明大学录取中存在针对亚裔的种族歧视。如果美国真的平等真的是精英制的话，录取或是拒绝学生，应该只看他们所展露出的能力。
他们没有错：美国并非精英制。事实上，大学录取从两个对立面（注：照顾校友子弟受惠者和平权法案受益者）体现了唯才是论的不可行和失败。问题在于，所谓“公平”录取的倡导者们把这两项政策混为一谈，却不看两者如何为对立阶层的利益服务。分开探讨，我们可以看出这些利益集中体现出美国社会不公的一个核心方面。
先看看这样两个群体，以分数为衡量标准，被“不公平”录取的几率比亚裔学生高：校友子弟关系生和黑人学生。校友子弟主要是白人，他们的录取率超过哈佛总体录取率的五倍。经济学家Peter Arcidiacono、John Kinsler和Tyler Ransom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在2014年至2019年的六个招生周期中，哈佛大学录取的白人学生中有43%是校友子弟、运动特长生、教工子女，或者是在院长的特别名单上的（1），相比之下亚裔、非裔和西班牙裔加在一起只有16%。
这并不奇怪。哈佛和其他精英大学长期以来都由白人占绝大多数，因此从校友子弟录取中获益最多的学生当然也主要是白人。2016年，哈佛2020届入学的第一年，是哈佛大学自1636年成立以来头一次“少数族裔占多数”的一届，也就是说，这一届略低于半数也就是48.6%的学生仍然是白人（2）。事实上，社会学家Jerome Karabel指出，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大学在20世纪初的招生政策中纳入了校友亲属考虑，目的是排除犹太学生（3），以确保他们的学生以白人为主体。换言之，照顾校友子弟的录取政策就是以白人为主的大学为维护自己的权力而牺牲非白人学生所付出的努力的例证。
此外，照顾校友子弟的录取帮助了那些已经领先在起跑线上的学生：校友关系生有至少一个亲属不仅上过大学并完成了学位，而且上过美国最著名的某个大学并拿到学位。多项研究表明，父母至少有一方拥有学位的学生更有可能在高中选择难度大的课程，更有可能上大学，更有可能从大学毕业（4）。因此照顾校友子弟的招生制度综合并助长了一系列既有优势，所有这些都是为了确保和巩固白人在精英大学拥有的位置和权力。
那黑人学生呢？如果照顾校友子弟的录取政策代表的是对维护特权的一种尝试，那么平权法案考虑的则是给没有特权的人以保护。从学前班开始， 大约三四岁左右，黑人儿童就会受到老师更严厉的惩罚。美国教育部2014年的一项研究发现，“黑人儿童占学龄前儿童进入学前教育（幼儿园）人数的18%，但进入幼儿园的儿童中有48%不止一次被停学（5）；相比之下，白人学生占学龄前儿童上幼儿园人数的43%，他们中的26%受到一次以上的停学处分”。随着学生年龄的增长，这种趋势仍在继续。虽然黑人学生只占注册人数的16%，但他们占被捕学生人数的31%，而且他们被停学和开除的频率是白人学生的三倍（6）。
为什么？原因并不在于黑人学生被逮捕、停学、开除或处分都因他们罪有应得，而是因为，早在十岁左右开始，黑人学生就经常被视为比同龄白人学生年纪更大、不像同龄白人学生那样无辜（7）, 结果教师、学校顾问和其他管理人员对他们的惩罚更多。多项研究发现，黑人学生往往不会受到鼓励选修高级课程或参加课外活动（8），他们被推着上职业课程，而不是上大学走专业路子（9），他们往往得不到高中老师和学校顾问的认可（10）。这些劣势是代代相传的：一边是大学校友子弟在整个受教育过程和职业生涯中一直得益于来自他们常春藤大学毕业的父母和亲属的专业知识和信心，另一边是许多黑人大学生是家族中第一个上大学的。根据国家教育统计中心2008年的一项研究，在6岁至18岁的黑人学生中，只有17%的学生的母亲拥有学士或以上学位，而白人学生则有36%。美国教育部2017年的一份报告发现，黑人大学生占第一代大学生（指父母只有高中文凭或更低学历）的14%，但在非第一代大学生中仅占11%（11）。（白人学生占第一代学生的49%，占非第一代大学生的70%；亚裔美国学生占第一代学生的5%，非第一代的6%。）
我从幼儿园到十二年级上的都是新泽西郊区公立学校。我的小学和初中过得很愉快，我崇拜我的老师，他们经常鼓励我挑战自我，并常常赞不绝口地跟我父母夸奖我在课堂上是多么可爱和听话。上高中时，每当我要选下一年的课程时，没有人会因为我选择好几门荣誉课或高级课程而眨一下眼睛。到了申请大学时，也没有人因为我对耶鲁感兴趣而挑起眉毛。虽然我的父母大学是在中国上的，他们对美国的申请程序不太了解，但我父亲总会在我考试前给我出一些额外的物理题，或者给我讲解一道我不懂的微积分。我周围的人不仅相信我有能力成功，他们也预料到我会成功，他们也相应地对待我。
尽管我很幸运，但功课并非那么容易。如果父母不能帮助我，如果老师拒绝支持我，如果学校顾问一直对我吹毛求疵，我无法想象上学要有多难，进入一所好大学的目标会变得更加遥不可及。
平权法案试图顾及这样一个事实，就是黑人（和拉丁裔）学生要比完成课业付出更多努力才有可能被大学录取：他们必须跟那些本应帮助他们学习，却怀疑、蔑视和不信任他们的人做斗争。换而言之，黑人学生已经不得不比白人或亚裔美国学生更加努力，那是跟白人或亚裔美国学生截然不同方式的努力，才能有机会申请精英大学。因此，平权法案是直接与那些维护白人权势的力量比如照顾校友子弟的录取政策对抗的。事实上，经济学家Dennis Weisman曾提出，“照顾校友子弟政策可能与考虑种族因素的招生政策存在某种平衡关系”（12）——根据他与同事Dong Li建立的模型，如果取消考虑种族因素的招生政策，校友子弟优先录取的影响可能会扩大。在某种程度上，这是说得通的：如果平权法案帮助非白人进入一直以白人为主的学校，那么白人需要一种相应的方法来捍卫他们对权势的拥有。
也就是说，平权法案和照顾校友子弟录取政策的存在，坐实了大学只看成绩的“择优录取”招生政策的失败。但是，把照顾校友子弟政策和平权政策的受益者归为一类，实则走入逻辑误区。给校友身份以特权的政策旨在加强既有的优势，保护白人在精英机构中的地位，而平权法案则是为了弥补现存的劣势，提高传统上被排除在精英机构之外的非白人的地位。
说了这么多，亚裔美国人被夹在交火的两方中间似乎太冤枉。毕竟，亚裔美国人不也是传统上被排斥在精英机构之外的非白人吗？
对。
但是，解决的办法是不是要取消现有的大学招生制度，代之以一种以分数为基础，因而显然是“唯成绩论”的招生制度呢？
想想我们刚刚探讨了黑人（和拉丁裔）学生在努力奔向成功的路上受到他们无法控制的势力的磕绊， 这样的制度真的公平吗？
在一个公平的环境中开始竞争不正是精英制的必要前提吗？在没有公平竞争环境下追求精英主义，难道真的不是作弊吗？
那么，难道赋予所有学生同样的机会——让努力工作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衡量成功的标准和通往成功的途径，不是更好的方案吗？
系统性种族主义
事实上，我上面讲述的黑人学生在美国学校体系中的经历并没有反应出叙事的每个方面。跟生活在美国的黑人通常经历的一样，黑人学生受到一股股令人震惊的势力的影响，这些势力不仅使他们的生活更加艰难，而且让他们的处境倍加危险。综合起来，这些势力被称为“系统性种族主义”。怎样理解系统性种族主义？它最重要的特征就是，系统性种族主义时时发作，哪怕没有任何个人在以貌似种族主义的方式行事。甚至，系统性种族主义已经渗透到美国社会的基础结构中，它影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它以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为代价，让其他一些人得益，而美国华人在等式的两端都有份。因此，至关重要的是，无论生活在美国的人们是不是近期移民，是不是公民，我们都要了解系统性种族主义是以哪种方式，在哪些方面影响了我们的生活和信念。
我不太可能列出一个完整详细的清单，尽数系统性种族主义在美国是如何以各种悄无声息的方式发作的：因为这样一个清单篇幅就太长了。相反，我想指出系统性种族主义存在的几种方式，以说明它的广泛性、伤害度和不公正性。我还要强调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既要对系统性种族主义保持醒警，又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进行抗争，努力去消除它。
让我们先从就业说起。我的父母从我很小开始就一直提醒我，一份稳定、高薪的工作是安全和幸福的基础。你需要一份固定的薪水来支付食物和住房费用，为退休存足够的钱，并支付养育孩子的费用。如果你管理好自己的财务，也许有一天能在一个更好的社区买得起更大的房子，这意味着你可以享用到更好的市政设施，你的孩子也可以上更好的公立学校，他们打好基础将来获得更好的高等教育机会，并且能使他们在进入社会开始自己的生活时，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和经济保障。因此，你的子女将有条件在社会阶层中比你爬得高——他们会有更大的房子，能把下一代送进私立学校，并有能力在你年迈时为你提供经济上的支持。一份稳定的工作是社会流动得以实现的关键条件。
然而，对于美国黑人来说，得到这样一份工作要比其他种族的美国人困难得多。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13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在过去60年里，美国黑人的失业率是白人的两倍（13），在经济形势好时如此，在经济形势不好时亦如此。也就是说，一代又一代的美国黑人都受到经济压迫的影响。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发布的一项2019年的研究报告证实了上述结论。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缩小这一差距：虽然拥有高中学历的美国黑人失业率为8.2%，而非西班牙裔白人失业率为3.8%，如拥有大学学历，上述两组人群的失业率分别降至3.5%和2.2%，如果拥有研究生学历，则上述两组人群的失业率分别降至2.1%和1.9%。即便如此，“拥有大学或研究生学历的黑人员工比拥有同等学历的白人员工更有可能找不到与他们的技能水平相匹配的职位（14），这类黑人中近40%的人所从事的工作通常不需要大学学位，而同类情况在白人大学毕业生中只有31%。”
歧视性的招工制度可能是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之一。在2003年国家经济研究局的一次实地实验中，研究人员回应波士顿和芝加哥报纸上的招聘广告，他们虚构了简历，使用的求职者名字“一个听起来很像非裔美国人的名字，还有一个像白人的名字”。他们发现，有“白人名字”的求职者收到的回电率要高出50%（15），简历是一样的，而且招聘方自称是“机会均等的雇主”。对简历内容做了改进后，这种差距依然存在。一份更高质量的简历，再增加一年的工作经验、外语技能和认证学位，使那些有“白人姓名”的简历得到的回电率提高30%，但是使用“非裔美国人名字”的简历所得到的回电率并没有显著增加。这意味着“白人和非裔美国人之间的差距随着简历质量的提高而加大……歧视似乎是双倍的，使得非裔美国人更难找到工作，而且也使得他们在提高就业能力上面临更大的困难。”换句话说，对黑人来说，获得合适的学位、工作经验和技能并不能保证就业，更别说能找到充分利用这些学位、经验和技能的职位了。
可以想象，这种长期的就业歧视造成的后果是灾难性的。就业不足和失业使得美国黑人很难像其他美国人一样积累财富。低储蓄或没有储蓄同样会使物质生活质量的微小改善难上加难，并阻碍了他们将有经济意义的资产（比如遗产和不动产，与收入相比，遗产课税较轻）(16）留给后代，从而使他们陷入一代又一代的贫困之中。
美国家庭财富的分配——即一个家庭在某个时间点上可获得的全部资源，包括收入、储蓄和遗产继承，是衡量就业歧视和代际贫困等状况带来的综合影响的一个有意义的标准。根据无党派的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e）的一份报告，一个典型的白人家庭在2016年的净资产为171,000美元，几乎是典型黑人家庭所持有的17,150美元的10倍（17）。将数据按年龄分类后，该报告发现，尽管“两个种族中典型的年轻人（18-34岁）几乎都没有财富”，但随着人们年纪增长，大概累积（或艰难积累）了收入和资产，不同人群的财富差距会急剧扩大：65-74岁年龄段的白人预期财富中值为302,500美元，而同一年龄组黑人的预期财富中值只有46,890美元。如将这些数据按收入百分位数分类，报告发现所有收入组别都存在财富鸿沟，只有“最底层的五分之一家庭除外”（因为这个组别的白人和黑人家庭的平均净资产均为零）。事实上，财富档次越高，财富鸿沟越大——2016年最富有的10%的黑人家庭的平均净资产为343,160美元，仅为最富有的10%的白人家庭的平均净资产（1,789,300美元）的五分之一。
种族间的贫富差距一直存在，但这些数字也反映了2008年次贷危机造成的灾难。次贷危机对黑人家庭的打击比对白人家庭的打击更大，从而扩大了这一差距。2007年至2013年间，黑人家庭的平均净资产值下降了44.3%，而白人家庭的平均净资产值下降26.1%。为什么？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黑人不成比例地成为掠夺性贷款的靶子。
理解这一点需要一些历史背景。正如住房和城市发展部（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2004年的研究证实的那样，拥有住房长期以来为美国低收入家庭提供了一条相对稳定的积累财富途径；事实上，住房产权可能是低收入家庭的主要甚至唯一财富来源。在大萧条最为严重的1934年，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签署了《国家住房法》，试图通过帮助更多的美国人拥有住房来刺激住房产业和改善经济。该法案设立了联邦住房管理局（FHA），这是住房和城市发展部下属的一个机构，旨在“为银行和其他私人贷款人提供的住房抵押贷款提供保险，从而鼓励他们向潜在的购房者提供更多贷款”（18）：
然而，这些政策并没有惠及所有美国人，而是将种族隔离的做法编入法典，明文规定其目的是“[遏制]……非裔美国人居住在指定的社区，这是为建立稳定、同质的白人业主社区的更广泛努力的一部分”(19）。为了帮助金融机构决定投资地点，联邦住房管理局开发了一套房地产估价系统。根据居住人口统计数据，社区被分为“A级”（最受欢迎）到“D级”（明确拒绝）。那些得到“D级”评定的社区中有更多的“救济家庭”、“外国出生”的人（包括华人、其他移民）和黑人（20）。在许多城市，中国城是那些获得“D”级的社区之一（21）。联邦住房管理局拒绝为这些社区及其附近地区的抵押贷款提供保险，从而心照不宣地阻止银行和其他贷款机构对这些社区进行投资。同时，该机构还对专为白人家庭建造的住宅小区提供补贴，条件是“除该房产原来锁定居住的种族以外，禁止其他人入住”（22）。这个机构认为，如果黑人或其他非白人在这些地区购买住房，该地区所有房产的市值将下降。
需要说明的是，这些（房子将贬值的）假设都没有得到统计证据的支持。美国联邦住房管理局（FHA）将拥有大量黑人和非白人居民的社区定为高风险投资（地区），这并不是基于现有数据（即黑人和非白人拖欠抵押贷款或损害附近房价的概率更高），而仅仅是通过将黑皮肤臆断成一个独特的金融类别，将黑人融入白人社会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概率本身定义为风险和不稳定因素。正如律师John Kimble在2007年的一篇文章（23）中所解释的那样，将种族和风险混为一谈“使得联邦住房管理局能够控制信贷的流向，将信贷专门注入中产阶级和上流社会的白人社区，而信贷对任何社区的健康和发展都至关重要。它还确保了多种族社区和有色人种社区实际上无法获得来源于主流的金融资本，以及这些资源可能产生的附带利益。” 这些被称为“红线”的政策剥夺了黑人和其他非白人族裔获得购房贷款、房屋维修和抵押贷款再融资的机会（24），从而促进了市区投资的减少，驱逐了杂货店、餐馆和其他企业，并导致当地房地产价值下降（25)。
1968年的《公平住房法》规定，基于种族的借贷行为是非法的。但现在许多分析师都认为，美国尚未全面查明红线借贷行为所造成的巨大损失（26）。据房地产经纪公司Redfin统计，仅根据“绿灯区”或更高端社区的房价相对增长计算，红线居民的个人财富损失超过21.2万美元（27）。而且，没有任何方法可以计算出在曾经被划红线地区长大的孩子们因为被机会被剥夺所承受的损失。由于公立学校的大部分资金来源于房产税，下跌的房价不断地从黑人聚居区抽走资金，进一步加剧了我在前面概述的教育困境。
最重要的是，基于种族的借贷制度在美国从未消失：它只是在不断演变。让我们回到2008年的金融危机。政治经济学家Jackie Wang认为，在之前的几年里，贷款机构开始将扩大信贷渠道作为解决种族财富差距的“市场解决方案” (28）。从1989年开始，银行和私人贷款人使用FICO信用评分来确定你有资格获得的贷款类型：你的信用评分越低，给你贷款风险就越大。由于FICO不将种族、性别、宗教、婚姻状况或其他类型的潜在歧视性人口统计信息纳入其分数计算中，因此，信誉度被誉为银行对你的未来进行投资而承受的风险系数的一种公平、客观的衡量方法。这在很大程度上就像所谓不分种族的“择优录取”大学入学政策一样。但是，这些计算没有考虑到系统性种族主义的后果。2020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即使是从未被监禁过的黑人，尽管拥有更多的资产和背负更少的债务，他们的FICO平均信用分数也与曾经被监禁过的白人相似（29）。”正如王所说，“信用分数不好被视为道德败坏，而不仅仅是一种结构性不平等的指标。”借信用分数来评估贷款的适当性，使得贷款机构能够打着客观和平等机会的幌子，让已经陷入困境的黑人负担更多的风险和债务。换言之，不良信用是给一个人打上“应该在未来被没收（剥夺）财产”的标记，而不是把他们认定为遭受过伤害和欺压的人。
在2008年危机之前的几年里，银行和私人贷款机构不成比例地以向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借款人提供次级贷款，这些贷款的形式是根据风险级别而浮动抵押贷款利率和定价（30）。王指出，这些抵押贷款“的设计结构会导致几乎不可避免的最终失败”：“一旦‘上钩’利率到期，自由浮动利率就会迅速膨胀，” 放贷人则保证可以获得巨额投资回报，而且最终取消抵押品赎回权，并卖掉借款人试图购买的房产，这对放贷人是利好，因为房地产市场正以如此之快的速度增长，房地产保证能以更高价格转售。由于信用不良的借款人此前被拒绝获得住房贷款，抵押贷款仍被视为史上（最）安全的投资，因此，随着房地产市场泡沫的扩大，投资者继续购买抵押贷款支持的有价证券（MBSs）和债务抵押债券（CDOs）。但因为“作为这种金融元结构之基础的抵押贷款，其设计目标是要追踪所谓的“有风险的”借款人而使进入次级贷款的回报金额最大化，因而整个融资结构随着借款者开始违约而土崩瓦解。
权威人士和经济学家指责黑人和其他非白人还款违约，但这些贷款让借款人比传统贷款要多支付数万美元的利息。这些专家没有认识到，这些借款人的 “风险 “状况正是贷款机构在预计他们无力偿还债务的情况下用来锁定他们的措施。与此同时，这些借款人首当其冲地承受了危机造成的经济损失，而贷款机构则享受到了联邦政府的大规模救助。媒体叙事与客观现实之间联动互证的反复循环关系，促成了社会经济陷阱的循环往复，同时也强化了人们对黑人懒惰、经济上无能和不负责任的普遍看法。这些偏见让黑人陷入进一步遭受掠夺和被剥夺财产的境地。由此，系统性种族主义不仅支配着我们生活其中的客观环境，它还渗透到我们的思想中，导致我们的偏见。
我暂且到此为止，但是系统性种族主义影响到美国社会的许多方面，远超我所描述，从医疗保健到警察执法、监狱制度。尽管如此，我希望这一简短描述能说明系统性种族主义在众多层次上存在且根深蒂固，并且黑人正在承受着众多因素的重重压迫。我所举的每一个例子都相互印证：红线区划影响教育，教育影响就业，就业影响财富，财富影响房产所有权，房产所有权影响信用，信用进而影响就业、教育，反过来又影响财富和房产，循环往复。这里的重点不是说个别黑人没有克服这些困难——就像所有政治派别的人都喜欢指出的那样，有一位黑人在2008年就任总统——而是说，美国并不是它所宣称的充满机会之地；社会流动的唯一条件也不是努力工作。Stokely Carmichael（也称为Kwame Ture）和Charles V.Hamilton早在1967年就在《黑色力量》一书中写道：
在劳力与资本的交汇处
还有两个问题我想简单地谈谈。第一，为什么存在系统性种族主义？第二，这一切和华人移民群体有什么关系？讨论这些问题有助于理解和探讨为什么反对黑人不仅有害于黑人，而且也有害于亚裔美国人。
对这些问题的简单回答是，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消长与经济和政治环境有关。也就是说，当种族主义信仰成为靠边缘化某些群体而成就的激励机制的一部分时，种族主义信仰就会泛滥。种族主义信仰也会因为类似的原因而减少：当它们的减少（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它们的变异）比它们的加强能更好地服务于某些激励结构时。正如对待华人移民态度的历史性转变，包括最近在美国针对华人和其他东亚人的COVID-19相关攻击事件的增加所表明的那样，不朝这两个方向任何一方的发展代表着种族主义的根除。因此，反种族主义行动的目标应该是消除种族主义，而不是制造或服从于导致种族主义暂时减少却不能影响其死灰复燃潜力的激励机制。
在美国历史上，无论是反黑还是反华的种族主义，都以不同的方式共同作用于一个激励机制，那就是资本主义。（在这里，我借用了政治经济学家Jackie Wang（31）、文学学者Iyko Day（32）、监狱废奴主义者Angela Y. Davis（33）等人的观点。我还借用了历史学家Andy Liu在一篇批评像本文这样针对前几代华人移民的文章（34）中的观点，这很有讽刺意味。）。对于种族主义是否先于资本主义或者反之，学者之间存在分歧，但就我们的目的而言，这种分歧并不重要。关键在于，种族主义意识形态有助于维持让资本主义继续发挥作用和扩张所必需的两类人的存在：一类是受到剥削的劳动力阶层，另一类是被无偿征用以促进增长的。
让我们先看一下反对黑人主义。美国黑人从殖民时代被奴役开始，就面临着被剥削和征用。正如历史学家Barbara Fields所言，奴隶制的目的不是“制造白人至上”，而是“生产棉花、糖、大米或烟草”（35）：奴隶制度造就了一个被剥夺了自由、财产和权利的群体，这个群体被迫提供必要的劳动力，使殖民地的经济企业如经济作物农业得以起步。更妙的是，由于奴隶劳动是无报酬的、终身的，白人种植园主可以获得比使用有薪或临时劳动力（比如契约仆人）更大的利润。认为非裔 “天生 “或 “生理上 “低劣，因无法生存而理应被奴役的种族主义信念，有助于从叙事上强化被奴役的非裔作为被剥夺的劳动阶级的地位。种族主义信仰也缓解了两种思想的认知失调——一方面，新兴的社会公平理念深入人心，自由市场带来无限机会，另一方面，劳动力和资本之间存在着必然的不平等。
1865年《第十三修正案》废除奴隶制给资本阶层带来了几个问题。种植园主失去了他们主要的劳动力来源，自由人又成为他们争夺土地所有权的潜在对手。对资本阶层来说，幸运的是，《第十三修正案》并没有对奴隶制实行普遍的禁止：“作为对那些已被正式定罪的罪人的惩罚”，使用奴隶仍然是允许的。以前实行奴隶制的州开始用“黑色法典”取代“奴隶法典”，从酗酒到“粗心”处理钱财，都可以定罪。曾经白人居多的监狱人口现在变成了绝大多数黑人，许多州制定了囚犯租赁制度，强迫囚犯免费劳动，重新建立了一种无酬劳动模式，帮助南方工业化，同时减少了对土地和资源的竞争（36）。与此同时，把黑人与犯罪行为联系在一起，以至于有白人在触犯法律之前把自己涂成黑色（37）。这种联系构织了（事实上在持续构织）逻辑谬误式的循环推理，所以它既解释了为什么被定罪和被监禁的黑人人数不断增加，同时又促使这个人数成倍增长。
我不会用这种方式来诠释整个美国历史，但我希望这两个经过大幅度简化的总结能为反黑主义怎样满足了资本需求提供一点启示。反黑将黑人作为劳工阶级的地位具体化，并为他们继续被征用制造了理由。因此，限制黑人可获得的物质机会符合资本家和公司的利益，无论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反黑化言论是这个体系的关键组成部分。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联系作用于当今系统性反黑人种族主义的反复出现。以我在上一节中提供的掠夺性贷款政策为例，（让）一大批人负债累累的目的何在？在我们目前的信用体系下，债务不仅会引发更多债务，而且还会阻止人们积累资金、搬到更好的社区和送孩子去更好的学校，获得更好工作的技能。换句话说，负债人口形成了这样一个阶层，这一阶层的劳动力和资产可以无限地被资本利用提取，从而推动（在这种特殊情况下）金融资本的增长，金融资本是资本家在近代倾注了最大努力进行扩张的虚拟领域。
相对于美国资本主义，华人移民占据了相关但又不同的地位，一个关键的区别是，反华种族主义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变化，迎合了对外交政策目标和跨国紧张局势以及严格的国内局势的变化。正如Iyko Day所观察到的那样，亚裔美国人作为劳工和替罪羊的身份被种族化了：当他们自身或他们的母国所被臆想出来的威胁超过了他们作为劳工的作用时，他们的入境可以受到限制，他们永恒的外来性甚至可以用来对付那些已经成为合法公民的人。这里的重点并不是说亚裔美国人应该通过讨好当权者来摆脱他们的“外国性”。相反，亚裔美国人被普遍认为是外国人，因为他们的另类性比他们（可能会发生的）被同化更符合资本的利益。不管有多少亚裔美国人成功地获得了财富、名声或成就，以这样的地位，仍然是不可能混合进美国这盘色拉里面的。
不妨把1882年的《排华法案》当作这一现象的最早期和最突出的例子。自19世纪30年代，随着合法奴隶制结构开始恶化，中国劳工开始陆续涌入美国。许多人定居在西海岸，尤其是在1848年的加利福尼亚淘金热期间，他们从事白人劳工鄙视的工作，如农业、烹饪和修建”中太平洋铁路”，他们的工资往往比白人工人所能接受的低，工作条件也差很多。起初，他们愿意填补这些空缺的意愿受到欢迎；有些人甚至想知道，中国劳工是否能像在古巴那样，在美国种植园取代被奴役的非洲人（38）。但随着淘金热逐渐消退，1873年和1877年，美国面临一系列经济衰退，公众情绪发生了转变。白人劳工指责中国劳工与白人资本家“合谋”，夺走他们的工作和工资（39）。当国会通过了《排华法案》，禁止中国劳工进一步移民，禁止他们入籍为公民，他们对这些担忧的明确支持不言而喻。
在我们继续之前，我想强调一下这个叙述中一些逻辑上的矛盾之处，这些矛盾有益于揭示反华种族主义的轮廓。首先，白人劳工选择将通常比他们穷的华人劳工与白人资本阶层混为一谈，而不承认他们和华人劳工作为劳动者的共同身份。其次，白人劳工实际上同时反对华人劳工和白人资本阶层，但美国政府为了满足白人资本阶层的要求，去惩罚华人。华人移民被标记为不可救药的外国人，因此是“不可模仿、低人一等、不道德”的（40），华人移民背了黑锅，这样才能保持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的完整。
诚然，美国华人并不总是受到早期劳工所面临的那种程度的暴力或仇外心理影响。但即便是华裔移民明显地融入美国上层社会，那也是跟更广泛的经济和政治目标相呼应的。历史学家徐元音（Madeline Y.Hsu）认为，冷战时期的地缘政治有助于激发（美国）国内对华人移民更友好的态度（41）。这种态度最早是在中国内战共产党胜利后，在美国滞留了大约5000名“高技能、人脉广”的学生、技术实习生、外交官和军事人员，他们于1942年被送到美国接受进一步教育。徐写道：“由于同情的高涨，以及对让这些有用的人落入敌人手中的现实性担忧，国会拨出总额约1000万美元的资金，帮助中国知识分子和学生完成学业，其中许多人达到博士学位水平，然后相对平稳地进入白领或专业工作岗位，入住郊区住宅。” 在整个1950年代和1960年代，美国采用权宜之计（基于短期行为）的难民收容政策，让大批中国知识分子进入美国，优先考虑“有能力在经济上作出贡献的人，以完整的家庭为单位，从而促进他们融入美国中产阶级”：
与排斥时代的种族隔离主义做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冷战时期的难民在美国获得郊区住宅、中产和专业性工作以及公民身份，以证明美国没有种族歧视。通过成为美国人，他们展示了美国在东亚的仁慈和其多族裔民主的运作，同时也缓解了保守派对取消移民种族限制会颠覆国内种族等级制度的担忧。他们的成功“失踪”（融入美国中产阶级）为1965年《移民法》的自由化条款奠定了基础。
换言之，华人移民（在那个时期更确切地说是难民）在中世纪的美国找到了向上流动通道并受到欢迎，因为他们的融合在经济上是有利的（作为受过高等教育和高技能的专业人士，而不是十九世纪劳动阶层的劳工），在政治上堪称权宜之计（作为美国资本主义和自由民主对中国和其他同样体制的国家的优越性的一种表现）。反过来，媒体宣传这些难民的自主和自我奋斗的成功，进一步强调了黑人的低劣：认为亚裔美国人是“模范少数民族”，许多文章把华裔专业人士的社会经济进步作为证据，证明只要努力工作，任何少数族裔都可以在美国成功。因此，美国黑人缺乏的（向上的）流动能力不是任何人的错，而是他们自己的错。
我们回到了本文的出发点，而我希望现在我们可以看清楚，为什么强调美国机会平等的说辞明显是错误的，以及为什么在美国如我们所知的那种要求唯才论的呼声不仅是不明智的，而且是根植于不公之中。而且，我并不是要说华裔移民没有努力工作或他们不配取得成功，或者作为个人，我们不应该或不需要继续努力工作争取成功。我只想证明，这些中世纪华人移民的向上流动，除了与他们自己的勇气、自律和决心有关，还受到他们掌控之外的政治和经济激励机制的推动。 自1965年《移民与国籍法》通过以来，这些激励措施随着美国国内和世界经济的发展以及中美关系的发展而不断变化，进而不断影响着当今华裔移民在美国的境遇。出于同样的原因，时逢在政治和/或经济上（对主流）有利，中国移民的成功也会被夺走。事实上，我们现在正经历着权利的倒退。想想在冠状病毒大流行期间华人和其他东亚裔美国人所经历的攻击（42）。想想唐纳德·特朗普坚称冠状病毒是“中国病毒”，还有他的顾问一再指示他，通过指责中国未能控制病毒传播，转移（他应该承担的）对美国令人难以置信的感染率和死亡人数的责任（43）。想想那些中国的研究生和研究人员，他们的签证被联邦政府取消了（44），还有很多很多中国留学生，因为他们的大学在秋天把教学转移到了网上，所以他们不能在美国完成学业（45），或是被指控为中国政府窃取数据或研究的众多华裔科学家（46）。
这些事件并不是孤立的，并不是史上前所未有的。最重要的是，这些事件与夺走黑人生命的活动并非没有关系。同样的势力从对黑人的持续征服中获利——同样的势力，教导我们黑人是没有文化的，没有感情的，有罪的——从华人移民听话、勤劳、异类的观念中获利。同样的势力，教会我们看不起黑人，因为他们的无能导致他们在美国无法成功，而这种势力利用尽了华人移民默默无声的劳动付出。同样的势力在不成比例地谋杀黑人的同时，却依据地缘政治和经济便利之需，交替地或欢迎或拒绝华人移民。
系统的种族主义剥夺了我们决定自己生活轨迹的能力。它的继续存在既不是偶然的，也不是没作用的。它是帮助当权者在一个又一个世纪里继续掌权的工具，因此，我们不可能忽视或回避它，因为无论我们是否选择关注，无论我们是否选择关心，系统性种族主义仍在塑造我们的思想，指导我们的行动，并影响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被允许成功的程度（47）到死亡的频率（48）。这种知识应该使我们感到恐惧，但也应该激励我们。因为反对系统性种族主义的斗争是争取平等机会的斗争：这是正义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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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声” – The WeChat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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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棣华
翻译：过天赐，赵文秀，杨丽君，周少平
插图制作：Sunnie Liu
编辑：Jing
本文由作者授权原创首发于《美国华人》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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