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裕:瑞典大选后政府未更迭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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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瑞典议会的“多党制”,使选民在大选中有更多选择,而不必面临只是两选一的极端对立局面,更不至于被极端派以“赢者通吃”的原始民主制度绑架。


正文共:674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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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张裕


张裕:瑞典大选后政府未更迭的启示


1月18日,瑞典大选后的131天,终于组成了新政府。去年9月9日,瑞典举行四年一度的国会大选,原少数派联合执政的中左两党——国会最大党社会民主工人党(Sveriges socialdemokratiska arbetareparti,社民党)和第四大党绿色环境党(Miljöpartiet de gröna,绿党)大败,共损失22议席,仅保持116席,不足国会349席的三分之一,但在经过四个多月的历史最长组阁拉锯战后,两党仍在国会达成多数妥协而得以继续执政。


这个结果大大超出国际舆论在大选前后认定的预料:瑞典政局已经进入百年未有的大动荡时期,至少多年执政创造了“瑞典奇迹”的中左政府必定更迭,甚至会被卷入近年来在欧美不断扩展的极右民粹大潮。


尤其是对比曾经是二战后政局最稳定“两党制”的美英两国,近年来却相继发生严重政府危机——美国政府部分“关门”已达四星期,创政府停工历史最长记录;英国政府提案在国会遭否决,创反对票比例历史最高记录,瑞典大选变局及选后政府未更迭的结局,颇有值得探讨分析的意义。


张裕:瑞典大选后政府未更迭的启示

1月18日,Stefan Löfven再次当选为瑞典首相。(图片来自维基百科)


瑞典大选变局及选后政府组阁倾向,其实在2014年9月的上次大选后的政府更迭中就已颇显特色。当时极右的瑞典民主党(Sverige-demokraterna)成为唯一大赢家,得票率从2010年的5.7%翻了一番还多,大升到13%,一跃成为国会第三大党,使以第二大党温和联合党(Moderata samlingspartiet,保守党)为首的中右四党组成的“瑞典联盟”(Alliansen)政府得票率跌到仅41%,损失国会大量议席而下台,中左两党——社民党和绿党组成的“红绿联盟”(De rödgröna)得票率虽只约占40%,比执政联盟仍少三席,但由于有得票率6%的左翼党(Vänsterpartiet,前共产党)在国会内支持,而“瑞典联盟”又拒绝与极右党合作以54%的多数继续执政,反而与“红绿联盟”达成妥协,不反对后者以少数派政府上台执政。笔者在当年发表了一篇评论《极端派实际上帮助了谁?——瑞典大选后政府更迭的启示》,总结说:


“红绿联盟”新政府在国会中所占议席数不但没有绝对多数,甚至也非相对多数,但仍是瑞典这种相当稳定的民主政治的一种选择。由此可见,民主也并非一些人误解概括的“少数服从多数”,而更在于多数与少数之间的互动和妥协,包括为了坚持基本原则,两害相权取其轻,不惜放弃多数的领导地位,宁愿“多数服从少数”。左右两大党领导人在选后都明确表示:绝对不与瑞典民主党合作,也绝对不让它在瑞典政治中发挥作用,因为87%的人民反对他们的极端理念。而“红绿联盟”的中左新政府,由于更与极右党缺乏同质性,因此极端派虽然是今年大选得票的唯一大赢家,实际上帮助了左派政府上台,但在国会中比上届更边缘化,更无法影响政府政策,虽得犹失。


2018年9月9日,瑞典再次举行国会大选,选前大量民调显示:执政的“红绿联盟”和在野的“瑞典联盟”都会败选,瑞典民主党将继续成为最大赢家,得票率很可能超过20%,夺得国会第二大党,甚至有望争取为最大党。执政两党为保证国会相对多数席位,同意左翼党加入“红绿联盟”投入联合竞选。


国会大选结果(如下表)显示:极右的瑞典民主党果然又成为最大赢家,但得票率只增加到约18%,国会席位增加13席,仍保持为第三大党。在野的保守党虽然保持了第二大党的地位,但得票率跌破20%,损失14席,成为最大输家。执政联盟两党也大败,社民党虽然保持了最大党地位,但得票率跌破30%,为110年以来的新低,损失13席;绿党虽未如有些民调预计会跌破4%而从国会出局,但也损失了9席,成为国会八党中的老幺。其它四小党都各有所得,以中间党(Centerpartiet)为次大赢家,增加9席,从原来无足轻重的国会倒数第三党,升为第四大党,有待扮演比极右党更有“造王者”特质的“关键少数”角色;左翼党也增加了七席,从国会次小党升为第五大党。


张裕:瑞典大选后政府未更迭的启示


此次大选结果还显示:瑞典政党政治不但继续远离社民党“一党独大”曾超过半世纪的传统,也更加偏离曾被认为具有稳定民主特点的欧美“两党制”,进一步“碎片化”,走向看来已不可逆的“多党制”,而且似乎也难以摆脱各传统民主国近年来的主流体制分裂的两极化尤其更极右化的趋向。因此,大选结果公布后,不大熟悉瑞典民主政治特点的国际舆论纷纷惊呼——或包括部分华人在内支持极右的各种舆论欢呼:瑞典已出现百年来未有大变局,极右民粹势力将在瑞典政治中起到空前作用,扮演“造王者”的角色。


事实上,瑞典民主党虽然在国会增加席位而显示实力增强——该党领袖伊米·奥克松(Jimmie Åkesson)一再强调:瑞典民主党一定要对瑞典新政府组阁发挥应有的作用,反对任何使该党无影响的政府。但是,由于瑞典仍有高达八成以上的选民反对其极右反移民的种族主义倾向,执政党和最大反对党的选票损失虽然流向两个极端且偏极右,但也有相当比例流向中派党,从而形成了更加微妙的政党政治平衡——国会中新“红绿联盟”比“瑞典联盟”刚好多出关键的一席,而前者三党加后者两个中派党——自由党(Liberalerna)和中间党,一直坚持拒绝与极右党进行任何形式的合作或妥协,因此使极右党的作用与本次大选前并无本质不同,即虽然可以在两大联盟完全对立时,通过选边来发挥“关键少数”的作用,但目前仍被限制到只能“为他人做嫁衣”的角色!


9月24日,瑞典新一届国会首次开会,保守党议员安德烈亚斯·诺伦(Andreas Norlén),在“瑞典联盟”和瑞典民主党议员的支持下,以205:144票当选为新议长,取代了原社民党人前议长。但是,瑞典民主党无法得到“瑞典联盟”的回报,因此第一至第三副议长分别选出的是社民党、左翼党、中间党议员。根据瑞典宪法,议长通过与国会各党领袖协商,提出一名首相候选人,而该候选人只要争取到反对票不达到全体议员过半数即175票——无论多少赞成票,就得以当选首相,然后就可组阁报国会批准。在首相候选人被国会否决后,议长在半年内还可提新的人选,如果四次遭否决,就将重新举行国会大选。


9月25日,鉴于瑞典政府坚持“红绿联盟”在新国会中为最大政党联合而拒绝总辞,“瑞典联盟”在瑞典民主党议员支持下,又以204:142票通过对首相斯特凡·勒文(Stefan Löfven)的不信任案,使原政府正式成为“看守政府”,勒文不再以国会最大党领袖理所当然作为首位首相候选人。随后,新议长经过多方协商,提名保守党领袖乌尔夫·克里斯特松(Ulf Kristersson)为首相候选人,但其为首“瑞典联盟”内部无法就谋取瑞典民主党至少不反对的妥协达成一致,克里斯特松在国会投票前宣布放弃。议长又先后提名社民党领袖斯特凡·勒文和中间党领袖安妮·略夫(Annie Lööf),但也都因无法争取到反对票不过半而放弃。各政党都在这几次筹组新政府的过程表示坚决不妥协的政治底线:


  1. 社民党:愿意与瑞典民主党以外的任何政党合作,但作为国会最大党,反对任何不以社民党人为首相的政府;

  2. 保守党和基民党:反对以社民党人为首相或有左翼党影响的政府;

  3. 瑞典民主党:反对任何不让该党产生影响的政府;

  4. 中间党和自由党:反对任何有瑞典民主党或左翼党影响的政府;

  5. 左翼党:反对任何右倾尤其受瑞典民主党影响或不让左翼党有影响的政府;

  6. 绿党:反对任何有瑞典民主党影响或以保守党人为首相的政府。


因此,在新国会前3个月的会期及年底休会前,筹组新政府的尝试先后出现了以下几种主要选择:


  1. 以克里斯特松为首相的“瑞典联盟”四党政府(不与瑞典民主党妥协):143席,得不到需要其它党至少32席不反对,因此放弃组阁,没有提交国会表决;

  2. 以勒文为首相的S+MP+L+C新四党联合政府(左翼党支持):167+28=195席,但由于中间党领袖略夫公开表示拒绝参与勒文为首相的政府,因此预计中间党31票将失去,而反对票则将达185票,因此放弃组阁,没有提交国会表决;

  3. 新建以克里斯特松为首相的M+KD两党联合政府(瑞典民主党支持):92+62=154席,11月14日提交国会表决,遭到“红绿联盟”三党加中间党和自由党共195票反对而否决;

  4. 继续以勒文为首相的S+MP两党联合政府(左翼党不反对):116席,12月14日提交国会表决,遭到“瑞典联盟”加瑞典民主党共200票反对而否决。


由此可见,瑞典新政府难产,关键并不取决于瑞典民主党坚持极右立场,反对其它政党不受其影响而执政,而更在于中间党和自由党的“左右开弓”——尤其是拥有31席的中间党,虽然只有瑞典民主党的一半席位,但只要中间党加入“红绿联盟”反对右倾政府,就刚好导致过半的175票否决;如果左倾的“红绿联盟”要继续执政,也恰好不能有中间党继续反对。因此,有瑞典民调显示:评估瑞典新政府难产有最大错失的政党领袖,指向中间党安妮·略夫的比例最高,约占三分之一(33%),其次是指向保守党克里斯特松者约六分之一(16%)——因拒绝参与社民党为首的德国式左右两大党联合政府,指向瑞典民主党奥克松者近一成(9%),指向社民党勒文者仅7%。


大选到去年底已近四个月,如国会在今年二月初之前再不选出新政府,就必须在今年4月初解散,举行新的大选,预计将多花费3.46亿瑞典克朗(近4千万美元)。近期民调显示,新大选的结果很难有太明显的变化,因此很可能是保持同样的政治僵局而白花钱,令绝大多数选民不满。也有民调显示,重新大选的结果最大可能的改变将会是:基本不起作用的自由党可能得票低于4%而从国会出局,而社民党有望回归30%以上,瑞典民主党则很可能首次突破20%——极右党继续加强,而中右阵营将进一步削弱。


自由党和“造王者”中间党为避免重新大选,就必须调整其底线而向右或向左作一定妥协,以两党共51席的资本,换取以上第3和4选择两者之一向中间靠拢——要么选择与瑞典民主党同台,则须支持保守党为首的右派两党政府,但在影响力上将面临与极右党的62席的强势竞争;要么选择与左翼党相类,只须不反对社民党为首的中右两党政府既可,其影响力面临的只是左党28席的明显弱势——两种选择的优劣利弊一目了然。


因此,S+MP+L+C四党重启谈判,彼此妥协,在新年过后不久达成S+MP新政府政策和财政预算的合作协议,在73项要点中,28项符合自由党的“社会自由主义”大选纲领,27项符合中间党的“经济自由主义和环保主义”大选纲领,将促使中左新政府进行趋向中间道路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以各种减税(除增加环保税外)措施,促进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尤其是中小企业的发展和保护,在以适度福利政策进一步防止两极分化的同时,更倾向有利占人口多数的中产阶级。


瑞典左翼党的前身为“欧洲修正主义”的共产党,在改名与“共产主义”划清界限后,具有“新马克思主义”的“民主社会主义”特点,因此公开反对新政府协议的右倾化“新自由主义”改革,一度威胁要在国会投票中反对社民党领袖勒文续任首相。但是,左翼党也明白:一旦与极右党和两个保守的右派党一起投反对票,就会像上次大选后极右党因反对中右四党的“瑞典联盟”政府一样适得其反,迫使中间两党转向妥协于得到极右支持的更右倾保守的新政府。于是在国会议长同意推迟投票的两天里,勒文和左翼党领袖尤纳斯·舍斯泰特(Jonas Sjöstedt)协商,签订了一个彼此能够接受的“备忘录”,给了左翼党一个台阶,使其同意暂时保留否决权而不再反对勒文续任首相。


瑞典民主党领袖奥克松见大势已去,宣布可以无条件支持任何右倾联合政府——放弃原来一定要对新政府产生影响的底线,但也无法打动底线是坚决拒绝极右支持的中派两党。于是,在1月18日星期五的国会投票中,勒文获赞成115票(S+MP)、反对153票(M+KD+SD,以及来自中间党一女议员1票)、弃权77票(L+C+V),缺席4票。由于反对票不到过半的175票,勒文得以连任首相,将于三天后星期一向国会提交新内阁名单。


近年来,世界各宪政民主国家的稳定性受到越来越大的挑战。以美英为典型“两党制”——两个大党在大选中靠争取中间选民获得多数,得以轮流执政,因此以“钟摆效应”的特点,百年来一直是最稳定且强效的政府体制。议会中政党林立而无一大党过半的“多党制”,由于需要至少两党以上妥协合作联合执政,因此往往面临稳定和强效的两难——为了完成整个任期,执政各党就不能那么要强,否则就会因各党政策分歧发生政府分裂,以至难以继续执政甚至遭倒阁,因此要么就是维持一个弱效的联合政府,要么就是因某党逞强而政府更迭频繁。然而,“两党制”在近年来也凸现出一个致命的问题,即两党一旦发生严重对立,就只有“非黑即白”或“非蓝即红”两种选择,从而彼此严重对立的极端化,使得体制内妥协越来越困难。尤其是在没有中间政党生存条件的美国,两极化分裂越来越严重,而且由于各党的民主制不够完善,以相对多数占优势的极端派,得以依靠“赢者通吃”的原始民主传统而绑架整个党的走向,使钟摆幅度过大,从而稳定性大降。


张裕:瑞典大选后政府未更迭的启示

特朗普和希拉里。(图片来自维基百科)


以美国2016年总统大选为例,从无任何政治经历的川普,在共和党初选中虽然以最高票和过半选举人当选总统候选人,但普选得票率约45%,只是不过半的相对多数;而在全国总统大选中,川普只是靠选举人制的多数票当选,普选票得票率46.1%,比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还低2.1%。这也就是说,川普作为极端派,全国实际支持率本来只有约21%,反对率远远过半。川普在就任总统后的民调支持率一直没有超过当选率,基本保持在30-40%,其实有相当比例是投票者只因要支持共和党或反对民主党,而无其他有效选择。这种极端化对立和大幅右摆的结果,导致了“钟摆效应”的强烈反弹,以至川普当局的行政措施遭到了立法和司法部门建制派尤其民主党的强力阻击,也导致了在川普执政两年后的中期选举中,共和党在众议院选举大败,更由于川普一意孤行否决了国会两院中两党妥协的政府预算,创政府“关门”已近四个星期的空前纪录,发生了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的政府停工危机。


如果在瑞典也是“两党制”,中右的“瑞典联盟”和极右的瑞典民主党为一党的话,那么得票率已相差很小的瑞典民主党领袖奥克松,靠个人魅力以相对多数胜过保守党领袖克里斯特松的概率很高,因此靠中右加极右的绝对过半选票和国会议席,更可以只有两成左右的支持率就当选为瑞典首相,成为瑞典的川普,从而使瑞典政局发生急剧变化,长期稳定发展秩序不再。


正是由于瑞典议会的“多党制”,使选民在大选中有更多选择,而不必面临只是两选一的极端对立局面,更不至于被极端派以“赢者通吃”的原始民主制度绑架。每一个有影响的政党,尤其领袖人物,更无法一意孤行,在现有的宪政民主体制框架内,都必须考虑与其它党派妥协合作,不为己甚,从而避免从政治对立到社会对立的两极化分裂趋势,选择更为稳定的中间道路。“多党制”的联合政府,为避免分裂导致多数反对,虽然不可能具有“两党制”下一党执政干预社会的强势效率,但是这也正好符合自由主义对政府干预要相对弱小的要求。因此,无论在大选后政府是否更迭,各党派是否参与执政,都可以通过妥协合作,或有效反对或不反对,使政府进行有利于全民的渐进改革,确保宪政民主制的中道稳定。


(2019年1月18日,斯德哥尔摩)


撰文:张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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