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人节特刊】情定武康路 — 一对海华的珠婚恋

 

【情人节特刊】情定武康路 — 一对海华的珠婚恋武康路图片来自网络)

那是一条被称为上海最美小街之一的小路,长约一公里半。大部分路段,由于两边梧桐树的枝桠宽叶遮掩,而成了林荫路。路边满是从小就看惯了的欧式建筑。让我们去巴黎逛到一些小街时,有似曾相识的熟悉感。

内住着十几户人家包括他家的那栋法式楼房,位于弄堂口,与著名的巴金居所,相隔百来米。我家所在的那条弄堂,就在他那弄堂的斜对面。本弄堂建于60年代文革前,有五栋楼,居住着几十家市委机关干部家庭。近弄堂口的是三号楼。那楼就是一个灰色大盒子形状,在这条被誉为“一幅流动的油画”的优雅路上,略有点煞风景。

这里记载着我们的童少年岁月和青年时代。这里留下了我俩从同学到恋人到夫妻的足迹。

时间过得真快,新婚那日仿佛就在昨天,可转眼就已过了我们珍珠婚纪念一年多了。结缘前的那一幕幕,不时还会在脑海里回放。

先提示一下,文中用到“他”时,指的是文中男主人公。谈及其余人可用他字时,则用“其”来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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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印象


黎明中学座落在与武康路北段交汇的安福路上。六十年代末年,我们走进黎园,年方十三。学校里闹哄哄的,不教什么知识,就是常要学生们写些不着边际的批判文章,算是上着政治课和语文课。


记不清是什么时候起,才对他有了印象。那印象里的他就是高高的个儿,黑黝黝的样儿,穿着还算合体的一身深蓝色衣裤,脚上一双深绿色解放牌跑鞋,常常是在一帮男生的最后走进教室。有一段时期,班上男生可能是被青春期荷尔蒙搅得躁动不安,偏好打群架,时不时将别班的对手揍得头破血流。那股狠劲儿打遍全校无敌手,可没听说他卷入其中。教室里,他坐末排,我在头排。两人相距颇远。

他父亲是上海市委印刷厂一普普通通的车间主任,居然敢于“反江青”,抵制印刷江青讲话。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被关押受隔离审查。挨了一阵批斗后,因出身普通农民,找不出反革命动机,被赶出市委印刷厂,去了家一般印刷厂。虽档案里有了反动言行的记录,但算是回到了工人阶级队伍。于是他在中学第二年得以加入红组织。

中学班里约半数人,是他在安福路三小时的同班同学。他在小学班里曾先任少先队中队长,后当红小兵排长,自然就有一定威信。入红卫兵不久,他便当上了班级红排副排长,校篮球队长,成了学校里的红人。


那时我老爸和一些市委机关的领导们,被关押在郊县某少儿管教所之地。爹妈因质疑江青在文革中所为,都有了“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名。我在安福路二小里,当过少先队中队委员和学校红小兵团干部。可在“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年月里,因“家庭成分不确定”,被赶出红小兵团部。进了中学后,更是家庭成分为上。被一帮爷娘是从三野来的、文革中没怎么受冲击的干部子弟压着,抬不起头来。我可以在野营拉练时吃苦耐劳,获个“五好战士”奖状,但由于父母仍在被审查而家庭成分不明,入不了红卫兵。我和他,在所谓“政治身份”上,两人也相距颇远。

中学第三年之初,谢天谢地,我老爹老妈终于被定性为 “人民内部矛盾”。三十多年的老共产党员被留党察看数年,降职降薪,可总算是归到了人民群中。我也终于能入了红组织。接着,老邓的“修正主义教育黑线回潮”,我在各门课都冒出点尖来,当上了数学课代表。写的文章在学校里被贴出、被广播,有了些小名气。当时不多的生活乐趣和目标之一,是当(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三好学生。我和他,便成了在班里争当学校三好学生的有力竞争对手。可是有老师说我有骄傲情绪。我的三好生资格,在年级组老师讨论中被否了。他成了全班唯一的校三好生。
 
接下来的大半年里,我收起自己的锋芒,虚心向老师求教(装也得装哦),热心帮助同学(那倒是真心的,助人为乐么)。还刻苦锻炼(为了做到身体好,咬咬牙),在年级女生1500米赛跑中进入前五(前十名都有奖状),并顺利拿到了首批通过(试行)中学生体育锻炼标准的证书。于是,毫无争议地与他同登校三好生光荣榜。这才有了点与他平分秋色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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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生好感


初次对他生出些好感,是看见他抱着一小娃儿,在斜对面的弄堂口转悠。听同学们说,他家就在那弄堂口边上的那栋楼里。他有仨哥都在外地工作或下乡。他抱着的是他大哥的孩子,在新疆军垦农场出生。还说他很顾家,从来不在学校里或街上闲逛。上完课打完篮球就往家跑,帮他妈带侄子,好让他妈腾出手来做家务。那十五六岁的高大男孩,抱着小侄子在弄堂口转悠的形象,有点儿动人。


72年那一年里,我们算正儿八经地学了些文化知识。可这样的好日子瞬息而逝,轮到我们下乡学农的时候了。不知为何,学农时各个班都从排升级为连,他当上了连长。班里同学被分成了三个队,分别下到上海市郊奉贤县庄行公社的三个生产队。

起初,我俩被分在同一个队,他任负责人,我是写稿通讯员。出发前还开过一次队干部会。他身为队长,吩咐着要我们各人分别带上一些集体所用的物品,比如淘米用的淘箩什么的。说话时他脸朝着我们,眼睛却不敢直视我们女生,那略有点窘的样儿,让我们看得蛮开心的。可是我们人还未下去,由于班里有个捣蛋男生,只愿意与他住在一起,班主任老师就把他调入了那捣蛋男生所在队,放在老师的眼皮底下。我们错过了一次加深认识的机会。两人依然相隔很远。

接着,学工、争取入团,然后就是那决定人命运的毕业分配。按兄姐下乡或工作或学习的情况,他在可以读书人的里面属硬档,加上他又是学校红人,被分在令人羡慕的华东电业管理局技校。我因下乡的仨姐中,两人已从农场和插队知青,“考”成了在读工农兵学员,属于可上技卫校人中的软档,被分在招人嫌弃的区卫生学校。

两年多后,我们都是所在学校的人尖子。他在他那技校留校任教,我却因学校执行毛的“六二六指示”,被迫带头去外地山区工作,成了上海在安徽小三线医院的医务人员。这下两人就离得更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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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七八年高考


77年底恢复高考。我人在安徽,又深怀大学梦,参加高考自然是毫不犹豫。经过了两个多月没日没夜的攻读、和放榜时有惊无险的“一波三折”(见我万维博文《我的山区岁月和蓝颜知己(六)(高考录取篇)》),考上了上海的所谓名牌大学。

他参加高考就有较多的羁绊了。一是他当时的工作不错,所在的学校有升为大专的可能。他不用干什么,就可成为大专学校的老师。二是经济上的考虑。与前面几年文革中受迫害有关,他父亲已患病去世,家里相对比较拮据。他若上大学,就非但不能给家里带来一份工资收入,还要向家里伸手要读书期间的费用。可是他考虑到,在升为大专的学校里,自己的学历很可能难以胜任教学。若不读大学,就会不得不成为他不想当的政工人员。在他兄姐的一致支持下,他参加了高考。77年他高考的分数过了体检线,但未获录取;78年再考,才得以如愿,进了一所普通大学。我俩的“距离”似乎有点拉近了,可实际上依然是两股道上跑的车,并没有汇集的趋势。

我们曾在路上见到过几回。有时是他带着他大哥的小儿子在前面走,矜持的我,不会上前去打招呼。有时是我走在他前面,老实的他,也不会过来问个好。

在这中学毕业后与他没有来往的六、七年内,我基本上蓝颜知己不断。他的情感经历比较简单。可我们对彼此的情况却不乏了解,原因是我们有个共同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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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阿山


阿山是他的发小死党好友、我们的中学同班同学,因在家里排行第三而得名阿三。可文中用阿三太不够文学,会给人带有贬义的“红头阿三”的联想,就叫其阿山吧。反正在沪语里,三和山的发音是一样的。阿三和他同于78年考上大学,两人爱在一块儿下棋聊天。

阿山原来和我毫不搭界。其之所以会走进我的朋友圈,是由于我中学闺蜜潇萍的老哥。她老哥现今已是国家一级作家、某市文联主席,我们见证了其从知青文学混混到知名作家的历程。当我在卫校读书期间,她老哥虽插队在山东老家,可常滞留在上海练笔写作。潇萍的父亲是胶东放牛娃出身,读过一两年私塾,在共产党队伍里成长为业余作者。文革前已有一些文作发表,和有些名气的作家峻青是老友。潇父因自己的作家梦被文革给搅了,就把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督促着儿子每日写文数千上万字。潇萍老哥的口才甚好,自编自讲故事很吸引人,交了一大帮文友杂友,其中爹妈是三野来的干部子弟居多。

我课余时间常去她家,听那些兄长们天南海北地聊天。她家里像文艺沙龙一样,常常热闹得很。一伙人高谈阔论议时事,也俗聊老爹们的旧事私事比如“黄脸婆”问题,不时也会谈谈有点儿高雅的《约翰·克利斯朵夫》、《静静的顿河》等文学作品。我们关紧了窗户,一起倾听古典音乐“天鹅湖”和“命运交响曲”等,轻声哼唱《外国名歌两百首》里的歌曲。“喀秋莎”,“红莓花儿开”,“深深的海洋”,“ 桑塔露琪娅”,“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和“在乌克兰辽阔的原野”等歌,我都是在那时,跟着他们学会的,并由此受到了些“浪漫情怀教育”。阿山是个好奇多问、嗅觉灵敏、不放过附近一带热闹事儿之人,自然也进了“沙龙”,成了潇萍老哥的文友之一。后来阿山看上了潇萍的小妹花儿,老是往她家跑,成了她家的常客。

我们这一届中学同学里,大学77、78级的人数稀少,五六百人中考上的不超过十人。我班就我、他和阿山仨人中榜。在我们分别上了大学后,阿山以自己是他的朋友而有点儿得意,聊天时,把他的信息时不时地传来。说他学习得很轻松,高等数学直接通过考试而免修等等。言者无心,听者留意,这一来,我对他就一直感觉挺熟悉。同样,阿山也以是我们的朋友而自得,和他聊天时,把自己与潇萍老妹的感情发展和我的信息也一并传了过去。

大二的暑期,我和花儿结伴去山东旅游,到她哥那儿去小住游玩。阿山为了护花,与我们同行。一路上趣事多多,也聊人生、谈时事、说说个人志趣和所了解的世态炎凉,阿山对我就有了较深的了解。那时潇萍的老妈老念叨着要我成为她的儿媳,可我却无此意。实在是与潇老哥太熟悉了,有点儿兄妹情,不来情爱电。阿山多少有点配合未来丈母娘的意思,在我和其未来的大舅哥之间制造一些“机会”,直到潇萍的老哥在山东有了确定的女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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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番“偶遇”


在大三期间,我整理了一下自己的感情生活。与那“山楂树下两青年”,志群和海鹏(见我万维博文《我的山区岁月和蓝颜知己 (五)》),明确了只是红蓝颜知己关系。之后,我的情感经历出现了一小段空白。老天爷便开始安排了我和他的偶遇。

一日,我骑车出去办完事儿往家跑,他从他那弄堂骑车往外跑。就在离他那弄堂不远处的街上,我们迎头相遇了。两人先是一愣,互道了一声什么(诶 或 嗨),差点儿就这么擦肩而过了。不知脑里哪根筋搭到,我回头看了一下他,正巧他也回过头来看我。两人便不约而同地打了个U转,下车聊了起来。这一聊就是约两个钟头。具体聊了些什么已记不清楚,但能感觉到对方已从中学毕业时的十七岁青涩少男少女,长成了成熟的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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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我们的“偶遇”处 (图片来自网络)

接着又一日,我匆匆骑车出去,见到他迎面步行往家的方向走。他朝我挥挥手,像老熟人似地问道,你去哪里啊?我因赶着去办什么事儿,胡乱应答了一声,就急急骑走了。

不久后的一个早上,是个星期日。前晚,我那在安徽小三线医院结识认下的妹子瑞洁,来我家聊天。多半是聊她和志群在感情发展中的波折,要我这当姐的给出出主意。聊得太晚了,她就在我家过夜。一大早起来,她不愿在我家用早餐,急着要赶回去。我就陪她去附近公交车站,送她上车后往回走。在我家所在的弄堂口,见到他好像刚跑完步,气喘吁吁地走来。两人又聊了二十来分钟。期间我老妈出去散步回来,也不打搅我们,只是经过他身旁时,抬头看了看他。

这短期内一连再三的“偶遇”,在我心里产生了涟漪。莫非是老天爷在暗示我们什么?当年埋在心底的好感上了心头,拨动了爱意。从他眼中也可以看出,他对我有不一般的好感。但我清楚,他知道我是干部子女和名校学生,凭他的自尊,是不会主动提出什么的。何况同班的海鹏当年在中学时,就让全班都知道其与我有校外来往。海鹏这些年几经努力,已于80年考上了挺好的大学。他很可能以为我当时还在与海鹏交往。毕竟与他相比,海鹏和我似乎还算得上门当户对。若我主动约他会面,他也会有疑虑。看来我俩不太容易能走到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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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赐鹊桥


恰好大三结束时那年的寒假,潇萍的老哥携女友来上海。这位老兄在文革间,把不得不回山东老家插队,当作积累写作素材的生活源泉。其文笔渐已修炼成,其文作在八十年代初,已先后获得山东省文学奖一等奖和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老兄此时已有了爱慕追求者,收获了稳定的爱情,并得到了亲友们的祝福。潇萍的母亲也就放下了望我成为其儿媳之念。我和潇老兄当然依然是好友,有着聊得来的纯真友情。

那天早上,潇老兄和其女友与上海的亲友告别,启程回山东去。送行后,我和阿山留在潇萍家,又聊了一会儿天。阿山为潇兄未能和我结缘有些感慨,突而关心起我的终身归宿来。我在其关心的询问下,脑际闪过一念头,这位可能正是老天送来的助搭鹊桥人。于是我说了,我大学同学中,没有什么年龄合适又让我动心的,想看看中学同学中有无合适的,比如某某,我提到了他的名字。阿山一下子激动起来,涨红了脸说:“真没想到你没有门第观念。你很有眼光啊,他人非常好。对你来说,他无疑是很合适的人选。不过你可要想好了,他家不会有房子,家境很一般,你家里人会接受他吗?”

阿山之所以会这么问,是与潇萍的母亲有关。潇母在前不久,刚拆散了潇萍与她那工人家庭出身的男友。老人在儿女婚姻问题上,旧观念比较严重。另外,也要怪上海那时各家的住房紧张。年轻人不过是要谈个恋爱,八字还没一撇,竟要先考虑到婚房条件。

阿山虽和我家在同一弄堂,但对我家并不了解。我家人通有的恋爱婚姻观,基本上由我母亲引导。母亲和父亲因是远房亲戚而相识。父亲因我祖父早逝家道中落,较早考入上海某局工作,挑起了养家重担,只有中学文化程度。但父亲由于嗜书好学而显得知识广博,并有较好的文学功底。母亲是在40年代初上海大同大学就读时,在抵制日伪势力侵入大学的斗争中,为抗日而入共的老党员。当年地下党员(尤其是女党员)若要成亲,是要由组织上调查对方根底,经过组织批准的。母亲从父亲爱好鲁迅的文章,参加过鲁迅的葬礼而判断,这位远房表兄很可能是革命者。当这点经组织证实后,母亲那时的喜悦和对自己眼力准确的得意,可想而知。母亲这种重人不重学历、不重家庭贫富背景的恋爱婚姻观,对我们子女后来的择偶很有影响。

我笑笑回答阿山说:“你对我家还不够了解啊。我父母结合时,父亲的家境就比母亲家差很多,母亲毫不嫌弃。外婆曾说过我母亲,你图他家什么?除了兄弟多,他家什么都没有。”

阿山一听笑了起来说:“这还真巧了,他有仨哥,真是叫‘除了兄弟多,他家什么都没有’。”

我说:“所以啊,不看门第只看人,已是我们家的传统。房子这个事儿,只好到时再说,相信‘船到桥头自会直’了。”阿山回应道:“好!我这就去他家找他,给你们牵线搭桥。我真的是很高兴这样去做。”

当天下午,我还在午睡,阿山匆匆来到我家。阿姐叫醒了我。阿山满脸带笑,一见我就说:“原来你俩是心有灵犀一点通,他一下子就猜到我要做媒介绍的是你。”

我只好说了曾和他三次偶遇。阿山说:“这就对了,我还奇怪他怎么会反应得那么快。我没有告诉他,是你让我找他,这样对你比较有利。”哈,这就是善解我意的阿山。阿山接着说:“他的疑虑有二。一个就是你和海鹏的事。我已告诉他,你和海鹏并没有什么,我们以前都错看你了。另一是大家都知道,你家这幢楼里上辈人的干部级别比其他楼里的要高些,他有点儿顾虑家境相差过大。我和他说了,我对你家很了解,你和你爹妈都不看家境。这下好了,我们已约好,今晚就一起上你家来。”

这里有一让人莞尔的细节。阿山和他那晚前来,生怕被弄堂里的同学看到是上我家。他俩约好了,若在靠近我家所在这栋楼遇到同学,他们就绕过这楼往前走;若进了楼后,在我家所在的楼面遇到同学,他们就绕过我家往楼上走。至于绕过了后怎么办?伺机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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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老家所居的弄堂(图片来自网络)

结果他俩在路上什么熟人也没有碰到,一路顺利地进了我家门。我们交谈愉快。从此我俩的感情就步步发展,逐日加深。

有点巧合的是,他那未来的姐夫,是我母亲朋友的儿子,当时是上海某校77级的校学生干部,在上海青联里任着什么职务。他姐和未来的姐夫对我们很照顾,常提供给我们各种票,看电影看演出。我们常在周六看完电影或演出后,乘着夜幕在住处附近一带晃悠。方圆数百米内的武康路、华山路、高安路、安福路、五原路和复兴西路,都留下了我俩牵手遛达的足迹。(此处省略百余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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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友师长的首肯


我对家人接受我的选择很有信心。兄姐们的婚事早已表明,我父母在儿女婚事上,“不看门第只看人”这一条是言行一致的。未来的嫂子和仨姐夫中,没有一人是高干子弟。事实上母亲只问了一句,那天早晨看到你和他在弄堂口说话,看上去他年龄比你大不少吧?这大概就是做母亲的偏心,小女儿在她心目中总还是年少。我回答说,我俩是同班同学,自然是同龄人,他只比我早出生半年。母亲就释然了。

实际上我对年龄是比较介意的,我的他一定要比我年长一些,长几天或几个月都行。为的是在婚姻上,除了感情外,我还要有一种心安理得的阿妹受阿哥呵护的感觉。

中学的班主任老师可以说是我们的恩师,还是我俩的入团介绍人。在那疯狂的不讲人性的文革年代,她却给了我们不少人性化教育。她不势利,不偏颇,不计家庭出身,诚心关怀引导着每一个学生的成长,深受我们敬重。当我和包老师说了我将与他走到一起时,她有些惊讶。她清楚海鹏曾和我交往颇久,海鹏也是她的得意弟子。她知道海鹏将我视为努力考大学的动力之一,并以很强的毅力连考四次,终于考上了较好的大学。故而她先说了句,海鹏是日后会成大事的人。我便说了不能与海鹏深交下去的原因。主要还是其身上那干部子弟浮躁味儿过浓。和海鹏在一起,我缺乏可终身相伴的安全感。她想了一下说,能理解,像你这样要强的人,还是他最合适了,他一定会是个好丈夫和好父亲。

闺蜜潇萍和他在小学里就同班,对他印象一直很不错。她和其他中学同学好友知道了我俩的故事后,第一反应都是有点诧异,然后又都夸我的眼力,说他显然比海鹏对我更合适。

小小的一点障碍来自他母亲。老人家有些旧思想,觉得两家有点儿门不当、户不对,日后是否会生变?待我去了他家,老人见我不骄不娇,也就放下了心。有一回,他病了发烧,我凭着在卫校学的那点手艺,上门去给他打针。老人当场就和他说,你今后的福气可不浅哦。

其实我会看中他,他母亲是个大加号。中学同班女生中,有一位的姐姐与他姐是闺蜜,很了解他家。那同学知道我和他在交往后,就跟我说你很有福,你未来的婆婆是出了名的善良、人好。

头一回上他家,是和他一起看完电影,顺道而去,事先没有特意讲好。他母亲一见我,就直怪他没事先说一声。老人有点手足无措,不知该怎么招待我好。过一会儿给我端来了一碗甜甜的水潽蛋。感受着老人的慈祥,我当时就暗想,我绝不会辜负她和这家人。

回过来想想,我当年的想法根本算不上超越现实。应该说,我的潜意识里已感觉到了,今后谁还会靠父母?只要他上过大学,又肯干能干,两人的收入不会有多少差别。两人两情相悦,婆婆慈眉善目、对我疼爱有加,今后的日子肯定好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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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结佳缘


要说我俩是天作之合,还确实有些根据。我俩都是家中老幺,排行老五,即沪语里面的“阿五头”。他姐和我哥也是中学同班同学,但没有来往,只是互有些不坏的印象。特别巧的是,他有仨哥一姐,我有仨姐一哥,可谓天然“对称”。

其实我那时心里还是有点担忧,原因是我不确信自己毕业后能否留在上海。当初进校时,班级辅导员说过,办这个班的目的是为上海高校培养师资。录取时的要求就偏高些,今后基本上都会留上海。所以招生时,招进我班的同学里90%都是家在上海之人。

在我大二的时候,父母的所谓“恶攻毛司令部”的问题被重新做结论。他们立即要求组织上联系子女所在学校和单位,消除过去错误结论给子女带来的负面影响。我因此得系领导召见,她将从档案中取出来的、我为入团而受迫写的对父母问题认识的材料,交还给了我。该领导说,她读了我写的内容,文中见人品见笔力,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于是在大三时,我就被派去刚进校的本系80级班,做那班女生的对口学姐。这被我班同学理解成,我已差不多被内定毕业后留校了。

可是我想过,若班里真有女生去外地的名额,还是会落在我身上。因为我班几个女生的家,都在上海。我在班里是副班长,又是女生中唯一从外地考来之人。于情于理,我都不能自己逃避,推她人出去。

我把这些都和他说了,他表示这不会影响我俩的关系,遇上了什么就一起扛。话是这么说,可我有不拖累他、不伤他母亲心的打算。万一我被分在外地,就和他分手自己扛,或者再考研究生回母校来。所以当系里宣布,我班同学百分之百都分配在上海时,我俩都松了一口气。算是感情经受了一回考验。

因系里新建的几个实验室都缺人,班里有约十人得以留校。被班里评为“校优秀毕业生”之一的我,很自然地成了留校人中的一员,并兼着80级班的班主任。可留校工作后不久,我就明白了自己不太有可能安心做学问。系里校里的领导们,因我的家庭红背景和我受到所带班的学生们欢迎,而推我走官场,可又不容我独立思考和有自由思想。我批评这样的挑选干部制度,会培养出一些不学无术、将来只能靠整人来获得“业绩”的官员。这下可捅了马蜂窝,上下“被谈话”了好几回。好在80年代中期的大环境,还是相对比较宽松,强调思想解放。我的“大胆评论”没有结成什么恶果,还得到了一些同事/老师们的赞许和个别有开放思想的领导默默支持。

为了不至于专搞那令我生厌的政工,像同校毕业的我哥那样出国留学,就成了最佳途径。分管学生工作的校领导老师,对我联系出国很支持。但要我办成自费公派,并建议我换专业,转商科,为的是学校的工商管理学院成立没几年,很缺人。我当时并没有长留美国的打算,只想着学成后回母校工作。考虑了一下自己的兴趣和所长,似乎确实不在自己本科所学的理工科。那时国内的经济改革刚成气候,上海办的《世界经济导报》吸引着众多读者。人们不满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里那点东西,自学现代经济学已逐渐形成了势头。我去管理学院旁听了一两门课后,觉得转商科很可能对我挺合适。教现代经济学课程的老师跟我说,经济学实际上可被称为“社会物理学”,很适合有数理背景的人攻读和钻研。

那年将我带了四年的80级学弟学妹们送出校门后,我考进了学校的教师外语培训班学习。该班由三位美国来的女士任教,注重于口语训练和美国文化的讲述,对我们帮助不小。我从培训班出来即考了托福,成绩还算过得去。联系到了后来成为我在美国的母校,由它的研究生院,提供攻读硕士学位的两年助学金。这些当然都得到了他的认同和支持。

他父亲由于“反江青”而获罪之冤早已被洗雪。他姐因在给父亲洗冤中表现出能干有识,被安排进了市委办公厅工作。来给他家落实政策并欣赏提拔他姐的,正是海鹏的父亲。他在大学里学的是机械,毕业后被分在一家工厂,离家约骑车半个多小时路程。作为厂里多年内进来的唯一大学毕业生,他很快就当上了厂长助理。经济改革的浪潮汹涌,他也被卷入其中,分管起该厂第三产业的开发和运营。他若在工厂按部就班地干下去,就是走副厂长 —> 公司 —> 局这样的实干仕途了。但他的意思很明确,若我要在国外读博,他就放下这些,随我走天涯。

在我出国前不久,我俩领取了结婚证书,办了简单婚礼。

说起来有点可乐。去区政府登记的那天,遇到的办事员竟是我们熟悉的人,是当年我们中学下一届的红团副团长,她家就在我家隔壁弄堂里。结婚登记表里有结婚理由(或者是感情基础/恋爱过程)这一栏,他觉得有点好笑,问我怎么填? 我随手写了:同窗四年,相互了解。那办事员看了忍不住脸上泛起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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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国他乡立足


婚后没几个月,我就独自飘了洋。没有时间怨叹孤独寂寞,一落脚就忙着适应和了解异国日常生活环境,专注于读书和做助研/助教(见我《感恩话题:那借给我课堂笔记的美国女孩》《【留学美国】80年代留美 — 认识教会和教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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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美后落脚的第一栋公寓楼
(昔日同室好友前几月重返旧地所摄)

我以头一年全A的成绩、和在数门课上名列前茅的表现,换来了从读硕士转成攻读博士学位,由系里提供资助。于是他依诺依约办了停职手续,来美与我团聚。

在异国他乡谋生谋前途,自有一番艰辛。他先是边自学英语准备考托福,边在餐馆打工。没车驾的时候,他在九十多甚至一百多华度的烈日下,骑车四十来分钟去餐馆。还曾被过往汽车带倒而腿部受轻度擦伤。后来他考完了托福,又遇到好机会,有了份与水处理设备打交道的工作。边工作边用公司的钱,在我就读的学校,一学期一两门地修课。我俩二度成了同窗。

我的读博之路并不平坦。毕竟已过了最佳学习年龄。举个例吧,第一门博士学位资格考就受挫。问题一是出在我的大意上。我以为自己课程修得好,有的课我是唯一的得A者,通过个资格考还不是手到擒来?轻敌思想造成了我在复习准备时静不下心来,在学校图书馆里,常把大块时间花在读小说,尤其是台湾小说上。把於梨华的小说、陈若曦的回大陆后之经历小说和高阳的历史小说等读了个遍。问题二还是我的改专业和对美国商品社会/市场经济的了解过浅。从理工科转商科,我依仗着自己的数理基础,在修课上未露出底子薄。可到了博士资格考,涉及到的商学知识面广,就漏馅了。记得考题里有一道是要分析飞行常客们(frequent flyers)的策略选择。我来美时是头一回坐飞机,进了学校后的一年多里,还没有机会再坐过飞机,连什么是飞行常客的概念都没有,根本无从答起。

我第一门资格考失利的消息,让系里教过我课的教授们吃了一惊。令我感动的是,这些老师们几乎人人都来安慰鼓励我,甚至有老师质疑是否考题出得太偏了。特别是那位我跟着作助研的教授Dr. M,也是我的博导委员会的主导老师,一再告诉我,我是系里公认的系史上较少有的好学生之一,一定能在本系学成。这些真让我感到美国人师长颇有人情味。

他也有点自责,怪自己的到来,又急急忙于打工,可能让我分了心。我心里很清楚,怨不得他人,只能怪我自己。我分析找出了自己的问题,着实狠下了些功夫,课外补读补学了好些本科的课本和知识。再考该门资格考时,就有了底气。考后约一周,在系办公室遇到了主要的出题教授。老师祝贺我成功地通过了考试,并告诉我,这回我考出了同场考生中最好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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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经百历化珠联


有了博士资格考初战失利的教训,自然不会重蹈覆辙。后面的一年里,我一口气将另三门资格考一一通过。最后一门是计量经济学专业资格考,那是商学院部分系的博士生被要求参加的考试。这门计量数理统计方面的考试,令其他不少考生头痛畏难,可怎能难倒我这本科理工科生?我考出了遥遥领先的好成绩。随后不久,我通过了硕士论文答辩,并拿到了由全系教授评选出的一年一人的优秀研究生奖。

刚进入博士论文研究,就遇上了89年国内生变,我们便将立足点留在了美国。孩儿出生前两日,他母亲远渡重洋赶来相助。年已古稀的老人,克服着在异乡与人语言交流的困难,为了小孙女的成长,陪伴了我们约十年。让我们无后顾之忧地倾力于学习、工作和科研。

当年我认好的婆母,果然和我相处得极好。老人的文化程度不高,但为人贤良,善解人意,有活到老学到老的生活态度,也比较倔强自尊。她给了我不同于我母亲给予的母爱,主要是生活上的关怀。我完全视她为母亲,感激和敬爱她,尊她为一家之主。

九十年代初,我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以全A的专业课成绩,加上已在所谓一流杂志上发表了硕士论文,顺利获得博士学位。当时恰遇经济衰退期,全美大学教授新职位减少。那年我导师Dr. M 指导的学生中,有六人一起毕业。凭着比较突出的学业成绩和论文、以及当助教夏季任课时较高的学生评价,在 Dr. M和其他导师们有力推荐下,我觅得了南方一大学的“终身轨制”(tenure track)教职。

于是我又一次只身离家,来到现在所在的城市和大学工作生活。每月一两个周末和每年百余日的寒暑假飞回家过,这下算是真体会到了什么是“飞行常客”。平日里和他两人又相距很远。这过程中,我教学/科研/家庭/育儿,几头牵挂;他工作学习顾家,分身乏术;婆母忙着家务和照料孙孩儿。全家人的辛劳,无需细说。

待我清楚自己的教研成果在系里比较突出,确信能获得终身教职后,立即将婆母和孩儿接到了身边。他读完学位,即来与我合家团聚,迅速找到了合适的工作。

他的读研是在全职工作中进行,完成学业要比我多费些力和时间。但他的工作比较顺利。原来国内在技校从事过电厂水处理、大学里学习的化工和机械、和在美读研所学的环境工程/环境保护法,都被他很好地结合在水处理设备的维护和运用上,使他成为美国军用基地环境保护/水处理的专业人员。

我做着自己相对有所长也较有趣的工作,与学生和同事们都相处得颇为融洽,工作得努力又有成效。学校每年面向教职员颁发一次教学、研究、服务各方面“校长杰出成就奖”(Distinguished Achievement Award),每一单项获奖者只有一、两位。我很荣幸地、也是比较少有地在研究和核心课程教学上,先后拿到过校长奖。数年后,毫无争议地通过了包括校外专家评审的系/院/校数道审议,顺利获得终身教职。又过了数年后,通过更严格的审评,如愿升职为正教授。

由于一港台同胞的赞助,本校和国内几所学校包括我母校在内的商学院之间,建立了多年交换学生的交流关系。我在这中间出了些力,并回国内母校兼过EMBA的课,也算尽了点回报母校母国心。

尽管后来经历过几回他的短期失业,两人有过一些大小病痛,但都被克服,终于过上了再不分离的安定好日子。这过程可说不易,但也无须叹息有多难。作为第一代移民,大家不都是这样一步步地走过来了。

为了让孩儿学好中文,我与几位朋友合力在本地办起了周末中文学校,义不容辞地承担起教务主任职责。用业余时间为之忙活了好几年后,由年轻些的朋友们接了手。约六、七年前,这校被交给了办在我所在大学的孔子学院,从此有了更好的办学条件和发展。我们为之庆幸,也如释重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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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未满四岁就已略显亭亭玉立的孩儿

最值得我们高兴的是,孩儿在各方面都成长得优秀,被当地报纸不止一回地报道过,上过电视台。她现已从被称为“大藤”的学校毕业数年,从金融业转到IT业,边工作边作着创业打算和探索,业余爱好音乐、旅游、和攀岩,生活得快乐健康,完全自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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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儿历年(主要是在高中)获得的百十来座奖杯、
奖牌、未计其数枚奖章

要说这三十年来两人之间从未有过磕磕碰碰,那是不可能的。毕竟都是家中老幺,他的性子认真又略有些急躁,我是个嘴上不肯吃亏、总是有理之人。但有着长年的感情基础,互相终能很好地包容。有过的一些小吵小闹,基本上都是围绕着孩子,尤其是在孩子的少年期。长期磨合达成的默契是:老婆基本上事事有理,但大事商量着来,在外要由他拿主意,给他留足面子。

如今,我们老两口过着准退休生活,算得上已是财务自由。工作的位置已排在了业余生活之后。他爱在院前院后忙碌,割草种花种菜,我爱在网上网下码字,写文争吵逗乐。两人日日跑健身馆,瑜伽、游泳,桑巴舞、健身芭蕾、空拳击打,样样都来一些。他依然爱打他的篮球,时不时在健身馆或附近露天的篮球场上,和朋友们一起蹦跑跳投上一阵。

我们活跃在本地的华人社区,加入了合唱团、书法文学组和周末爬山队,和十来家朋友们常常一起聚会、美餐和玩牌、结伴去游轮游。在本地亚裔或华裔的一些较大型活动中,担任组织者或做义工。我们同时也掺和在本地多族裔人的活动中,在一些周末群体活动里当着义工,比如去新建的公园拔草锄草。日子过得快乐又充实(见我万维博文《一对普通老海华准退休生活写照–吉年祝福》)。我俩的一大共同点,就是待人实诚,乐于付出,人缘都不错,与同异乡人都愉快交往,被非同乡人“誉”为“不像上海人”。

昔日那对面弄堂的男孩女孩,如今已成刚过了花甲年的中老年人。我们算不上什么最好的一对,但可以肯定,是彼此最合适的一对,一对快乐幸运的普通海华。

 以诗为念  

同窗初遇在黎园,懵懂年华乱世难。
隐隐情思惜抚幼,悠悠爱意幸结缘。
飘洋过海学识畅,异域他乡建业欢。
喜见孩儿成隽秀,千经百历化珠联。 


从武康路延伸出来的三十多年长路,我们步履匆匆,风雨兼程。熬过了艰辛,熬过了各种疾病伤痛,我们一路携手相依往前走。路还在继续延伸,我们也将继续同行,自我欣赏着珠联璧合,共同享受那雨后彩虹。回看我们走过的路,不禁感叹:


春光留翠影,秋水卸浮华。逐梦追虹去,暮归听雨蛙。


那梧桐绿枝交错形成天然拱门的武康路,连着我们的青春、爱恋和思乡情,是我们魂系梦绕的永恒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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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家附近的那段武康路(图片来自网络)



情人节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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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逸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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