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康路（图片来自网络）
那是一条被称为上海最美小街之一的小路，长约一公里半。大部分路段，由于两边梧桐树的枝桠宽叶遮掩，而成了林荫路。路边满是从小就看惯了的欧式建筑。让我们去巴黎逛到一些小街时，有似曾相识的熟悉感。
内住着十几户人家包括他家的那栋法式楼房，位于弄堂口，与著名的巴金居所，相隔百来米。我家所在的那条弄堂，就在他那弄堂的斜对面。本弄堂建于60年代文革前，有五栋楼，居住着几十家市委机关干部家庭。近弄堂口的是三号楼。那楼就是一个灰色大盒子形状，在这条被誉为“一幅流动的油画”的优雅路上，略有点煞风景。
这里记载着我们的童少年岁月和青年时代。这里留下了我俩从同学到恋人到夫妻的足迹。
时间过得真快，新婚那日仿佛就在昨天，可转眼就已过了我们珍珠婚纪念一年多了。结缘前的那一幕幕，不时还会在脑海里回放。
先提示一下，文中用到“他”时，指的是文中男主人公。谈及其余人可用他字时，则用“其”来代之。
最初印象
黎明中学座落在与武康路北段交汇的安福路上。六十年代末年，我们走进黎园，年方十三。学校里闹哄哄的，不教什么知识，就是常要学生们写些不着边际的批判文章，算是上着政治课和语文课。
记不清是什么时候起，才对他有了印象。那印象里的他就是高高的个儿，黑黝黝的样儿，穿着还算合体的一身深蓝色衣裤，脚上一双深绿色解放牌跑鞋，常常是在一帮男生的最后走进教室。有一段时期，班上男生可能是被青春期荷尔蒙搅得躁动不安，偏好打群架，时不时将别班的对手揍得头破血流。那股狠劲儿打遍全校无敌手，可没听说他卷入其中。教室里，他坐末排，我在头排。两人相距颇远。
他父亲是上海市委印刷厂一普普通通的车间主任，居然敢于“反江青”，抵制印刷江青讲话。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被关押受隔离审查。挨了一阵批斗后，因出身普通农民，找不出反革命动机，被赶出市委印刷厂，去了家一般印刷厂。虽档案里有了反动言行的记录，但算是回到了工人阶级队伍。于是他在中学第二年得以加入红组织。
中学班里约半数人，是他在安福路三小时的同班同学。他在小学班里曾先任少先队中队长，后当红小兵排长，自然就有一定威信。入红卫兵不久，他便当上了班级红排副排长，校篮球队长，成了学校里的红人。
那时我老爸和一些市委机关的领导们，被关押在郊县某少儿管教所之地。爹妈因质疑江青在文革中所为，都有了“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名。我在安福路二小里，当过少先队中队委员和学校红小兵团干部。可在“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年月里，因“家庭成分不确定”，被赶出红小兵团部。进了中学后，更是家庭成分为上。被一帮爷娘是从三野来的、文革中没怎么受冲击的干部子弟压着，抬不起头来。我可以在野营拉练时吃苦耐劳，获个“五好战士”奖状，但由于父母仍在被审查而家庭成分不明，入不了红卫兵。我和他，在所谓“政治身份”上，两人也相距颇远。
中学第三年之初，谢天谢地，我老爹老妈终于被定性为 “人民内部矛盾”。三十多年的老共产党员被留党察看数年，降职降薪，可总算是归到了人民群中。我也终于能入了红组织。接着，老邓的“修正主义教育黑线回潮”，我在各门课都冒出点尖来，当上了数学课代表。写的文章在学校里被贴出、被广播，有了些小名气。当时不多的生活乐趣和目标之一，是当（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三好学生。我和他，便成了在班里争当学校三好学生的有力竞争对手。可是有老师说我有骄傲情绪。我的三好生资格，在年级组老师讨论中被否了。他成了全班唯一的校三好生。
接下来的大半年里，我收起自己的锋芒，虚心向老师求教（装也得装哦），热心帮助同学（那倒是真心的，助人为乐么）。还刻苦锻炼（为了做到身体好，咬咬牙），在年级女生1500米赛跑中进入前五（前十名都有奖状），并顺利拿到了首批通过（试行）中学生体育锻炼标准的证书。于是，毫无争议地与他同登校三好生光荣榜。这才有了点与他平分秋色的感觉。
略生好感
初次对他生出些好感，是看见他抱着一小娃儿，在斜对面的弄堂口转悠。听同学们说，他家就在那弄堂口边上的那栋楼里。他有仨哥都在外地工作或下乡。他抱着的是他大哥的孩子，在新疆军垦农场出生。还说他很顾家，从来不在学校里或街上闲逛。上完课打完篮球就往家跑，帮他妈带侄子，好让他妈腾出手来做家务。那十五六岁的高大男孩，抱着小侄子在弄堂口转悠的形象，有点儿动人。
72年那一年里，我们算正儿八经地学了些文化知识。可这样的好日子瞬息而逝，轮到我们下乡学农的时候了。不知为何，学农时各个班都从排升级为连，他当上了连长。班里同学被分成了三个队，分别下到上海市郊奉贤县庄行公社的三个生产队。
起初，我俩被分在同一个队，他任负责人，我是写稿通讯员。出发前还开过一次队干部会。他身为队长，吩咐着要我们各人分别带上一些集体所用的物品，比如淘米用的淘箩什么的。说话时他脸朝着我们，眼睛却不敢直视我们女生，那略有点窘的样儿，让我们看得蛮开心的。可是我们人还未下去，由于班里有个捣蛋男生，只愿意与他住在一起，班主任老师就把他调入了那捣蛋男生所在队，放在老师的眼皮底下。我们错过了一次加深认识的机会。两人依然相隔很远。
接着，学工、争取入团，然后就是那决定人命运的毕业分配。按兄姐下乡或工作或学习的情况，他在可以读书人的里面属硬档，加上他又是学校红人，被分在令人羡慕的华东电业管理局技校。我因下乡的仨姐中，两人已从农场和插队知青，“考”成了在读工农兵学员，属于可上技卫校人中的软档，被分在招人嫌弃的区卫生学校。
两年多后，我们都是所在学校的人尖子。他在他那技校留校任教，我却因学校执行毛的“六二六指示”，被迫带头去外地山区工作，成了上海在安徽小三线医院的医务人员。这下两人就离得更远了。
七七、七八年高考
77年底恢复高考。我人在安徽，又深怀大学梦，参加高考自然是毫不犹豫。经过了两个多月没日没夜的攻读、和放榜时有惊无险的“一波三折”（见我万维博文《我的山区岁月和蓝颜知己（六）（高考录取篇）》），考上了上海的所谓名牌大学。
他参加高考就有较多的羁绊了。一是他当时的工作不错，所在的学校有升为大专的可能。他不用干什么，就可成为大专学校的老师。二是经济上的考虑。与前面几年文革中受迫害有关，他父亲已患病去世，家里相对比较拮据。他若上大学，就非但不能给家里带来一份工资收入，还要向家里伸手要读书期间的费用。可是他考虑到，在升为大专的学校里，自己的学历很可能难以胜任教学。若不读大学，就会不得不成为他不想当的政工人员。在他兄姐的一致支持下，他参加了高考。77年他高考的分数过了体检线，但未获录取；78年再考，才得以如愿，进了一所普通大学。我俩的“距离”似乎有点拉近了，可实际上依然是两股道上跑的车，并没有汇集的趋势。
我们曾在路上见到过几回。有时是他带着他大哥的小儿子在前面走，矜持的我，不会上前去打招呼。有时是我走在他前面，老实的他，也不会过来问个好。
在这中学毕业后与他没有来往的六、七年内，我基本上蓝颜知己不断。他的情感经历比较简单。可我们对彼此的情况却不乏了解，原因是我们有个共同的朋友。
朋友阿山
阿山是他的发小死党好友、我们的中学同班同学，因在家里排行第三而得名阿三。可文中用阿三太不够文学，会给人带有贬义的“红头阿三”的联想，就叫其阿山吧。反正在沪语里，三和山的发音是一样的。阿三和他同于78年考上大学，两人爱在一块儿下棋聊天。
阿山原来和我毫不搭界。其之所以会走进我的朋友圈，是由于我中学闺蜜潇萍的老哥。她老哥现今已是国家一级作家、某市文联主席，我们见证了其从知青文学混混到知名作家的历程。当我在卫校读书期间，她老哥虽插队在山东老家，可常滞留在上海练笔写作。潇萍的父亲是胶东放牛娃出身，读过一两年私塾，在共产党队伍里成长为业余作者。文革前已有一些文作发表，和有些名气的作家峻青是老友。潇父因自己的作家梦被文革给搅了，就把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督促着儿子每日写文数千上万字。潇萍老哥的口才甚好，自编自讲故事很吸引人，交了一大帮文友杂友，其中爹妈是三野来的干部子弟居多。
我课余时间常去她家，听那些兄长们天南海北地聊天。她家里像文艺沙龙一样，常常热闹得很。一伙人高谈阔论议时事，也俗聊老爹们的旧事私事比如“黄脸婆”问题，不时也会谈谈有点儿高雅的《约翰·克利斯朵夫》、《静静的顿河》等文学作品。我们关紧了窗户，一起倾听古典音乐“天鹅湖”和“命运交响曲”等，轻声哼唱《外国名歌两百首》里的歌曲。“喀秋莎”，“红莓花儿开”，“深深的海洋”，“ 桑塔露琪娅”，“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和“在乌克兰辽阔的原野”等歌，我都是在那时，跟着他们学会的，并由此受到了些“浪漫情怀教育”。阿山是个好奇多问、嗅觉灵敏、不放过附近一带热闹事儿之人，自然也进了“沙龙”，成了潇萍老哥的文友之一。后来阿山看上了潇萍的小妹花儿，老是往她家跑，成了她家的常客。
我们这一届中学同学里，大学77、78级的人数稀少，五六百人中考上的不超过十人。我班就我、他和阿山仨人中榜。在我们分别上了大学后，阿山以自己是他的朋友而有点儿得意，聊天时，把他的信息时不时地传来。说他学习得很轻松，高等数学直接通过考试而免修等等。言者无心，听者留意，这一来，我对他就一直感觉挺熟悉。同样，阿山也以是我们的朋友而自得，和他聊天时，把自己与潇萍老妹的感情发展和我的信息也一并传了过去。
大二的暑期，我和花儿结伴去山东旅游，到她哥那儿去小住游玩。阿山为了护花，与我们同行。一路上趣事多多，也聊人生、谈时事、说说个人志趣和所了解的世态炎凉，阿山对我就有了较深的了解。那时潇萍的老妈老念叨着要我成为她的儿媳，可我却无此意。实在是与潇老哥太熟悉了，有点儿兄妹情，不来情爱电。阿山多少有点配合未来丈母娘的意思，在我和其未来的大舅哥之间制造一些“机会”，直到潇萍的老哥在山东有了确定的女友。
连番“偶遇”
在大三期间，我整理了一下自己的感情生活。与那“山楂树下两青年”，志群和海鹏（见我万维博文《我的山区岁月和蓝颜知己 （五）》），明确了只是红蓝颜知己关系。之后，我的情感经历出现了一小段空白。老天爷便开始安排了我和他的偶遇。
一日，我骑车出去办完事儿往家跑，他从他那弄堂骑车往外跑。就在离他那弄堂不远处的街上，我们迎头相遇了。两人先是一愣，互道了一声什么（诶 或 嗨），差点儿就这么擦肩而过了。不知脑里哪根筋搭到，我回头看了一下他，正巧他也回过头来看我。两人便不约而同地打了个U转，下车聊了起来。这一聊就是约两个钟头。具体聊了些什么已记不清楚，但能感觉到对方已从中学毕业时的十七岁青涩少男少女，长成了成熟的青年。
昔日我们的“偶遇”处 （图片来自网络）
接着又一日，我匆匆骑车出去，见到他迎面步行往家的方向走。他朝我挥挥手，像老熟人似地问道，你去哪里啊？我因赶着去办什么事儿，胡乱应答了一声，就急急骑走了。
不久后的一个早上，是个星期日。前晚，我那在安徽小三线医院结识认下的妹子瑞洁，来我家聊天。多半是聊她和志群在感情发展中的波折，要我这当姐的给出出主意。聊得太晚了，她就在我家过夜。一大早起来，她不愿在我家用早餐，急着要赶回去。我就陪她去附近公交车站，送她上车后往回走。在我家所在的弄堂口，见到他好像刚跑完步，气喘吁吁地走来。两人又聊了二十来分钟。期间我老妈出去散步回来，也不打搅我们，只是经过他身旁时，抬头看了看他。
这短期内一连再三的“偶遇”，在我心里产生了涟漪。莫非是老天爷在暗示我们什么？当年埋在心底的好感上了心头，拨动了爱意。从他眼中也可以看出，他对我有不一般的好感。但我清楚，他知道我是干部子女和名校学生，凭他的自尊，是不会主动提出什么的。何况同班的海鹏当年在中学时，就让全班都知道其与我有校外来往。海鹏这些年几经努力，已于80年考上了挺好的大学。他很可能以为我当时还在与海鹏交往。毕竟与他相比，海鹏和我似乎还算得上门当户对。若我主动约他会面，他也会有疑虑。看来我俩不太容易能走到一起。
天赐鹊桥
恰好大三结束时那年的寒假，潇萍的老哥携女友来上海。这位老兄在文革间，把不得不回山东老家插队，当作积累写作素材的生活源泉。其文笔渐已修炼成，其文作在八十年代初，已先后获得山东省文学奖一等奖和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老兄此时已有了爱慕追求者，收获了稳定的爱情，并得到了亲友们的祝福。潇萍的母亲也就放下了望我成为其儿媳之念。我和潇老兄当然依然是好友，有着聊得来的纯真友情。
那天早上，潇老兄和其女友与上海的亲友告别，启程回山东去。送行后，我和阿山留在潇萍家，又聊了一会儿天。阿山为潇兄未能和我结缘有些感慨，突而关心起我的终身归宿来。我在其关心的询问下，脑际闪过一念头，这位可能正是老天送来的助搭鹊桥人。于是我说了，我大学同学中，没有什么年龄合适又让我动心的，想看看中学同学中有无合适的，比如某某，我提到了他的名字。阿山一下子激动起来，涨红了脸说：“真没想到你没有门第观念。你很有眼光啊，他人非常好。对你来说，他无疑是很合适的人选。不过你可要想好了，他家不会有房子，家境很一般，你家里人会接受他吗？”
阿山之所以会这么问，是与潇萍的母亲有关。潇母在前不久，刚拆散了潇萍与她那工人家庭出身的男友。老人在儿女婚姻问题上，旧观念比较严重。另外，也要怪上海那时各家的住房紧张。年轻人不过是要谈个恋爱，八字还没一撇，竟要先考虑到婚房条件。
阿山虽和我家在同一弄堂，但对我家并不了解。我家人通有的恋爱婚姻观，基本上由我母亲引导。母亲和父亲因是远房亲戚而相识。父亲因我祖父早逝家道中落，较早考入上海某局工作，挑起了养家重担，只有中学文化程度。但父亲由于嗜书好学而显得知识广博，并有较好的文学功底。母亲是在40年代初上海大同大学就读时，在抵制日伪势力侵入大学的斗争中，为抗日而入共的老党员。当年地下党员（尤其是女党员）若要成亲，是要由组织上调查对方根底，经过组织批准的。母亲从父亲爱好鲁迅的文章，参加过鲁迅的葬礼而判断，这位远房表兄很可能是革命者。当这点经组织证实后，母亲那时的喜悦和对自己眼力准确的得意，可想而知。母亲这种重人不重学历、不重家庭贫富背景的恋爱婚姻观，对我们子女后来的择偶很有影响。
我笑笑回答阿山说：“你对我家还不够了解啊。我父母结合时，父亲的家境就比母亲家差很多，母亲毫不嫌弃。外婆曾说过我母亲，你图他家什么？除了兄弟多，他家什么都没有。”
阿山一听笑了起来说：“这还真巧了，他有仨哥，真是叫‘除了兄弟多，他家什么都没有’。”
我说：“所以啊，不看门第只看人，已是我们家的传统。房子这个事儿，只好到时再说，相信‘船到桥头自会直’了。”阿山回应道：“好！我这就去他家找他，给你们牵线搭桥。我真的是很高兴这样去做。”
当天下午，我还在午睡，阿山匆匆来到我家。阿姐叫醒了我。阿山满脸带笑，一见我就说：“原来你俩是心有灵犀一点通，他一下子就猜到我要做媒介绍的是你。”
我只好说了曾和他三次偶遇。阿山说：“这就对了，我还奇怪他怎么会反应得那么快。我没有告诉他，是你让我找他，这样对你比较有利。”哈，这就是善解我意的阿山。阿山接着说：“他的疑虑有二。一个就是你和海鹏的事。我已告诉他，你和海鹏并没有什么，我们以前都错看你了。另一是大家都知道，你家这幢楼里上辈人的干部级别比其他楼里的要高些，他有点儿顾虑家境相差过大。我和他说了，我对你家很了解，你和你爹妈都不看家境。这下好了，我们已约好，今晚就一起上你家来。”
这里有一让人莞尔的细节。阿山和他那晚前来，生怕被弄堂里的同学看到是上我家。他俩约好了，若在靠近我家所在这栋楼遇到同学，他们就绕过这楼往前走；若进了楼后，在我家所在的楼面遇到同学，他们就绕过我家往楼上走。至于绕过了后怎么办？伺机而动。
我老家所居的弄堂（图片来自网络）
结果他俩在路上什么熟人也没有碰到，一路顺利地进了我家门。我们交谈愉快。从此我俩的感情就步步发展，逐日加深。
有点巧合的是，他那未来的姐夫，是我母亲朋友的儿子，当时是上海某校77级的校学生干部，在上海青联里任着什么职务。他姐和未来的姐夫对我们很照顾，常提供给我们各种票，看电影看演出。我们常在周六看完电影或演出后，乘着夜幕在住处附近一带晃悠。方圆数百米内的武康路、华山路、高安路、安福路、五原路和复兴西路，都留下了我俩牵手遛达的足迹。（此处省略百余字… 😊）
亲友师长的首肯
我对家人接受我的选择很有信心。兄姐们的婚事早已表明，我父母在儿女婚事上，“不看门第只看人”这一条是言行一致的。未来的嫂子和仨姐夫中，没有一人是高干子弟。事实上母亲只问了一句，那天早晨看到你和他在弄堂口说话，看上去他年龄比你大不少吧？这大概就是做母亲的偏心，小女儿在她心目中总还是年少。我回答说，我俩是同班同学，自然是同龄人，他只比我早出生半年。母亲就释然了。
实际上我对年龄是比较介意的，我的他一定要比我年长一些，长几天或几个月都行。为的是在婚姻上，除了感情外，我还要有一种心安理得的阿妹受阿哥呵护的感觉。
中学的班主任老师可以说是我们的恩师，还是我俩的入团介绍人。在那疯狂的不讲人性的文革年代，她却给了我们不少人性化教育。她不势利，不偏颇，不计家庭出身，诚心关怀引导着每一个学生的成长，深受我们敬重。当我和包老师说了我将与他走到一起时，她有些惊讶。她清楚海鹏曾和我交往颇久，海鹏也是她的得意弟子。她知道海鹏将我视为努力考大学的动力之一，并以很强的毅力连考四次，终于考上了较好的大学。故而她先说了句，海鹏是日后会成大事的人。我便说了不能与海鹏深交下去的原因。主要还是其身上那干部子弟浮躁味儿过浓。和海鹏在一起，我缺乏可终身相伴的安全感。她想了一下说，能理解，像你这样要强的人，还是他最合适了，他一定会是个好丈夫和好父亲。
闺蜜潇萍和他在小学里就同班，对他印象一直很不错。她和其他中学同学好友知道了我俩的故事后，第一反应都是有点诧异，然后又都夸我的眼力，说他显然比海鹏对我更合适。
小小的一点障碍来自他母亲。老人家有些旧思想，觉得两家有点儿门不当、户不对，日后是否会生变？待我去了他家，老人见我不骄不娇，也就放下了心。有一回，他病了发烧，我凭着在卫校学的那点手艺，上门去给他打针。老人当场就和他说，你今后的福气可不浅哦。
其实我会看中他，他母亲是个大加号。中学同班女生中，有一位的姐姐与他姐是闺蜜，很了解他家。那同学知道我和他在交往后，就跟我说你很有福，你未来的婆婆是出了名的善良、人好。
头一回上他家，是和他一起看完电影，顺道而去，事先没有特意讲好。他母亲一见我，就直怪他没事先说一声。老人有点手足无措，不知该怎么招待我好。过一会儿给我端来了一碗甜甜的水潽蛋。感受着老人的慈祥，我当时就暗想，我绝不会辜负她和这家人。
回过来想想，我当年的想法根本算不上超越现实。应该说，我的潜意识里已感觉到了，今后谁还会靠父母？只要他上过大学，又肯干能干，两人的收入不会有多少差别。两人两情相悦，婆婆慈眉善目、对我疼爱有加，今后的日子肯定好过。
喜结佳缘
要说我俩是天作之合，还确实有些根据。我俩都是家中老幺，排行老五，即沪语里面的“阿五头”。他姐和我哥也是中学同班同学，但没有来往，只是互有些不坏的印象。特别巧的是，他有仨哥一姐，我有仨姐一哥，可谓天然“对称”。
其实我那时心里还是有点担忧，原因是我不确信自己毕业后能否留在上海。当初进校时，班级辅导员说过，办这个班的目的是为上海高校培养师资。录取时的要求就偏高些，今后基本上都会留上海。所以招生时，招进我班的同学里90%都是家在上海之人。
在我大二的时候，父母的所谓“恶攻毛司令部”的问题被重新做结论。他们立即要求组织上联系子女所在学校和单位，消除过去错误结论给子女带来的负面影响。我因此得系领导召见，她将从档案中取出来的、我为入团而受迫写的对父母问题认识的材料，交还给了我。该领导说，她读了我写的内容，文中见人品见笔力，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于是在大三时，我就被派去刚进校的本系80级班，做那班女生的对口学姐。这被我班同学理解成，我已差不多被内定毕业后留校了。
可是我想过，若班里真有女生去外地的名额，还是会落在我身上。因为我班几个女生的家，都在上海。我在班里是副班长，又是女生中唯一从外地考来之人。于情于理，我都不能自己逃避，推她人出去。
我把这些都和他说了，他表示这不会影响我俩的关系，遇上了什么就一起扛。话是这么说，可我有不拖累他、不伤他母亲心的打算。万一我被分在外地，就和他分手自己扛，或者再考研究生回母校来。所以当系里宣布，我班同学百分之百都分配在上海时，我俩都松了一口气。算是感情经受了一回考验。
因系里新建的几个实验室都缺人，班里有约十人得以留校。被班里评为“校优秀毕业生”之一的我，很自然地成了留校人中的一员，并兼着80级班的班主任。可留校工作后不久，我就明白了自己不太有可能安心做学问。系里校里的领导们，因我的家庭红背景和我受到所带班的学生们欢迎，而推我走官场，可又不容我独立思考和有自由思想。我批评这样的挑选干部制度，会培养出一些不学无术、将来只能靠整人来获得“业绩”的官员。这下可捅了马蜂窝，上下“被谈话”了好几回。好在80年代中期的大环境，还是相对比较宽松，强调思想解放。我的“大胆评论”没有结成什么恶果，还得到了一些同事/老师们的赞许和个别有开放思想的领导默默支持。
为了不至于专搞那令我生厌的政工，像同校毕业的我哥那样出国留学，就成了最佳途径。分管学生工作的校领导老师，对我联系出国很支持。但要我办成自费公派，并建议我换专业，转商科，为的是学校的工商管理学院成立没几年，很缺人。我当时并没有长留美国的打算，只想着学成后回母校工作。考虑了一下自己的兴趣和所长，似乎确实不在自己本科所学的理工科。那时国内的经济改革刚成气候，上海办的《世界经济导报》吸引着众多读者。人们不满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里那点东西，自学现代经济学已逐渐形成了势头。我去管理学院旁听了一两门课后，觉得转商科很可能对我挺合适。教现代经济学课程的老师跟我说，经济学实际上可被称为“社会物理学”，很适合有数理背景的人攻读和钻研。
那年将我带了四年的80级学弟学妹们送出校门后，我考进了学校的教师外语培训班学习。该班由三位美国来的女士任教，注重于口语训练和美国文化的讲述，对我们帮助不小。我从培训班出来即考了托福，成绩还算过得去。联系到了后来成为我在美国的母校，由它的研究生院，提供攻读硕士学位的两年助学金。这些当然都得到了他的认同和支持。
他父亲由于“反江青”而获罪之冤早已被洗雪。他姐因在给父亲洗冤中表现出能干有识，被安排进了市委办公厅工作。来给他家落实政策并欣赏提拔他姐的，正是海鹏的父亲。他在大学里学的是机械，毕业后被分在一家工厂，离家约骑车半个多小时路程。作为厂里多年内进来的唯一大学毕业生，他很快就当上了厂长助理。经济改革的浪潮汹涌，他也被卷入其中，分管起该厂第三产业的开发和运营。他若在工厂按部就班地干下去，就是走副厂长 —> 公司 —> 局这样的实干仕途了。但他的意思很明确，若我要在国外读博，他就放下这些，随我走天涯。
在我出国前不久，我俩领取了结婚证书，办了简单婚礼。
说起来有点可乐。去区政府登记的那天，遇到的办事员竟是我们熟悉的人，是当年我们中学下一届的红团副团长，她家就在我家隔壁弄堂里。结婚登记表里有结婚理由（或者是感情基础/恋爱过程）这一栏，他觉得有点好笑，问我怎么填? 我随手写了：同窗四年，相互了解。那办事员看了忍不住脸上泛起笑意。
异国他乡立足
婚后没几个月，我就独自飘了洋。没有时间怨叹孤独寂寞，一落脚就忙着适应和了解异国日常生活环境，专注于读书和做助研/助教（见我《感恩话题：那借给我课堂笔记的美国女孩》《【留学美国】80年代留美 — 认识教会和教友》）。
来美后落脚的第一栋公寓楼
（昔日同室好友前几月重返旧地所摄）
我以头一年全A的成绩、和在数门课上名列前茅的表现，换来了从读硕士转成攻读博士学位，由系里提供资助。于是他依诺依约办了停职手续，来美与我团聚。
在异国他乡谋生谋前途，自有一番艰辛。他先是边自学英语准备考托福，边在餐馆打工。没车驾的时候，他在九十多甚至一百多华度的烈日下，骑车四十来分钟去餐馆。还曾被过往汽车带倒而腿部受轻度擦伤。后来他考完了托福，又遇到好机会，有了份与水处理设备打交道的工作。边工作边用公司的钱，在我就读的学校，一学期一两门地修课。我俩二度成了同窗。
我的读博之路并不平坦。毕竟已过了最佳学习年龄。举个例吧，第一门博士学位资格考就受挫。问题一是出在我的大意上。我以为自己课程修得好，有的课我是唯一的得A者，通过个资格考还不是手到擒来？轻敌思想造成了我在复习准备时静不下心来，在学校图书馆里，常把大块时间花在读小说，尤其是台湾小说上。把於梨华的小说、陈若曦的回大陆后之经历小说和高阳的历史小说等读了个遍。问题二还是我的改专业和对美国商品社会/市场经济的了解过浅。从理工科转商科，我依仗着自己的数理基础，在修课上未露出底子薄。可到了博士资格考，涉及到的商学知识面广，就漏馅了。记得考题里有一道是要分析飞行常客们（frequent flyers）的策略选择。我来美时是头一回坐飞机，进了学校后的一年多里，还没有机会再坐过飞机，连什么是飞行常客的概念都没有，根本无从答起。
我第一门资格考失利的消息，让系里教过我课的教授们吃了一惊。令我感动的是，这些老师们几乎人人都来安慰鼓励我，甚至有老师质疑是否考题出得太偏了。特别是那位我跟着作助研的教授Dr. M，也是我的博导委员会的主导老师，一再告诉我，我是系里公认的系史上较少有的好学生之一，一定能在本系学成。这些真让我感到美国人师长颇有人情味。
他也有点自责，怪自己的到来，又急急忙于打工，可能让我分了心。我心里很清楚，怨不得他人，只能怪我自己。我分析找出了自己的问题，着实狠下了些功夫，课外补读补学了好些本科的课本和知识。再考该门资格考时，就有了底气。考后约一周，在系办公室遇到了主要的出题教授。老师祝贺我成功地通过了考试，并告诉我，这回我考出了同场考生中最好的成绩。
千经百历化珠联
有了博士资格考初战失利的教训，自然不会重蹈覆辙。后面的一年里，我一口气将另三门资格考一一通过。最后一门是计量经济学专业资格考，那是商学院部分系的博士生被要求参加的考试。这门计量数理统计方面的考试，令其他不少考生头痛畏难，可怎能难倒我这本科理工科生？我考出了遥遥领先的好成绩。随后不久，我通过了硕士论文答辩，并拿到了由全系教授评选出的一年一人的优秀研究生奖。
刚进入博士论文研究，就遇上了89年国内生变，我们便将立足点留在了美国。孩儿出生前两日，他母亲远渡重洋赶来相助。年已古稀的老人，克服着在异乡与人语言交流的困难，为了小孙女的成长，陪伴了我们约十年。让我们无后顾之忧地倾力于学习、工作和科研。
当年我认好的婆母，果然和我相处得极好。老人的文化程度不高，但为人贤良，善解人意，有活到老学到老的生活态度，也比较倔强自尊。她给了我不同于我母亲给予的母爱，主要是生活上的关怀。我完全视她为母亲，感激和敬爱她，尊她为一家之主。
九十年代初，我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以全A的专业课成绩，加上已在所谓一流杂志上发表了硕士论文，顺利获得博士学位。当时恰遇经济衰退期，全美大学教授新职位减少。那年我导师Dr. M 指导的学生中，有六人一起毕业。凭着比较突出的学业成绩和论文、以及当助教夏季任课时较高的学生评价，在 Dr. M和其他导师们有力推荐下，我觅得了南方一大学的“终身轨制”（tenure track）教职。
于是我又一次只身离家，来到现在所在的城市和大学工作生活。每月一两个周末和每年百余日的寒暑假飞回家过，这下算是真体会到了什么是“飞行常客”。平日里和他两人又相距很远。这过程中，我教学/科研/家庭/育儿，几头牵挂；他工作学习顾家，分身乏术；婆母忙着家务和照料孙孩儿。全家人的辛劳，无需细说。
待我清楚自己的教研成果在系里比较突出，确信能获得终身教职后，立即将婆母和孩儿接到了身边。他读完学位，即来与我合家团聚，迅速找到了合适的工作。
他的读研是在全职工作中进行，完成学业要比我多费些力和时间。但他的工作比较顺利。原来国内在技校从事过电厂水处理、大学里学习的化工和机械、和在美读研所学的环境工程/环境保护法，都被他很好地结合在水处理设备的维护和运用上，使他成为美国军用基地环境保护/水处理的专业人员。
我做着自己相对有所长也较有趣的工作，与学生和同事们都相处得颇为融洽，工作得努力又有成效。学校每年面向教职员颁发一次教学、研究、服务各方面“校长杰出成就奖”（Distinguished Achievement Award），每一单项获奖者只有一、两位。我很荣幸地、也是比较少有地在研究和核心课程教学上，先后拿到过校长奖。数年后，毫无争议地通过了包括校外专家评审的系/院/校数道审议，顺利获得终身教职。又过了数年后，通过更严格的审评，如愿升职为正教授。
由于一港台同胞的赞助，本校和国内几所学校包括我母校在内的商学院之间，建立了多年交换学生的交流关系。我在这中间出了些力，并回国内母校兼过EMBA的课，也算尽了点回报母校母国心。
尽管后来经历过几回他的短期失业，两人有过一些大小病痛，但都被克服，终于过上了再不分离的安定好日子。这过程可说不易，但也无须叹息有多难。作为第一代移民，大家不都是这样一步步地走过来了。
为了让孩儿学好中文，我与几位朋友合力在本地办起了周末中文学校，义不容辞地承担起教务主任职责。用业余时间为之忙活了好几年后，由年轻些的朋友们接了手。约六、七年前，这校被交给了办在我所在大学的孔子学院，从此有了更好的办学条件和发展。我们为之庆幸，也如释重负。
还未满四岁就已略显亭亭玉立的孩儿
最值得我们高兴的是，孩儿在各方面都成长得优秀，被当地报纸不止一回地报道过，上过电视台。她现已从被称为“大藤”的学校毕业数年，从金融业转到IT业，边工作边作着创业打算和探索，业余爱好音乐、旅游、和攀岩，生活得快乐健康，完全自立了。
孩儿历年（主要是在高中）获得的百十来座奖杯、
奖牌、未计其数枚奖章
要说这三十年来两人之间从未有过磕磕碰碰，那是不可能的。毕竟都是家中老幺，他的性子认真又略有些急躁，我是个嘴上不肯吃亏、总是有理之人。但有着长年的感情基础，互相终能很好地包容。有过的一些小吵小闹，基本上都是围绕着孩子，尤其是在孩子的少年期。长期磨合达成的默契是：老婆基本上事事有理，但大事商量着来，在外要由他拿主意，给他留足面子。
如今，我们老两口过着准退休生活，算得上已是财务自由。工作的位置已排在了业余生活之后。他爱在院前院后忙碌，割草种花种菜，我爱在网上网下码字，写文争吵逗乐。两人日日跑健身馆，瑜伽、游泳，桑巴舞、健身芭蕾、空拳击打，样样都来一些。他依然爱打他的篮球，时不时在健身馆或附近露天的篮球场上，和朋友们一起蹦跑跳投上一阵。
我们活跃在本地的华人社区，加入了合唱团、书法文学组和周末爬山队，和十来家朋友们常常一起聚会、美餐和玩牌、结伴去游轮游。在本地亚裔或华裔的一些较大型活动中，担任组织者或做义工。我们同时也掺和在本地多族裔人的活动中，在一些周末群体活动里当着义工，比如去新建的公园拔草锄草。日子过得快乐又充实（见我万维博文《一对普通老海华准退休生活写照–吉年祝福》）。我俩的一大共同点，就是待人实诚，乐于付出，人缘都不错，与同异乡人都愉快交往，被非同乡人“誉”为“不像上海人”。
昔日那对面弄堂的男孩女孩，如今已成刚过了花甲年的中老年人。我们算不上什么最好的一对，但可以肯定，是彼此最合适的一对，一对快乐幸运的普通海华。
同窗初遇在黎园，懵懂年华乱世难。
隐隐情思惜抚幼，悠悠爱意幸结缘。
飘洋过海学识畅，异域他乡建业欢。
喜见孩儿成隽秀，千经百历化珠联。
从武康路延伸出来的三十多年长路，我们步履匆匆，风雨兼程。熬过了艰辛，熬过了各种疾病伤痛，我们一路携手相依往前走。路还在继续延伸，我们也将继续同行，自我欣赏着珠联璧合，共同享受那雨后彩虹。回看我们走过的路，不禁感叹：
那梧桐绿枝交错形成天然拱门的武康路，连着我们的青春、爱恋和思乡情，是我们魂系梦绕的永恒福地。
老家附近的那段武康路（图片来自网络）
作者：逸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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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美国】80年代留美 — 认识教会和教友》
《感恩话题：那借给我课堂笔记的美国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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