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于1976年9月9日逝世。半个世纪后，这位领导中国共产党（Chinese Communist Party，CCP）取得政权、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革命领袖，仍处在中国政治象征体系的中心。他塑造了革命、国家建设和民族独立的叙事，也因连续的政治运动留下巨大社会创伤。毛泽东的名字仍写入中共党章，其思想仍属于中国官方意识形态，画像继续悬挂在北京天安门广场。

毛泽东去世时，中国还是一个贫穷且相对孤立的共产主义国家；如今，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规模、社会结构和国际联系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政治遗产并未随经济转型一并消失。巴黎塞尔吉大学（Cergy-Paris University）教授张伦（Zhang Lun）认为，毛泽东留下的四项主要遗产包括威权且高度集中的体制、革命运动式治理、民粹主义倾向，以及乌托邦式平均主义。

张伦把过去五十年中国最根本的变化概括为“去毛化”，同时强调，这一过程从未彻底完成。改革和经济开放削弱了毛泽东时代的若干制度安排，却没有否定毛泽东作为中共、国家和军队创建者的历史地位。苏黎世大学（University of Zurich）教授让·克里斯托弗·米特尔施泰特（Jean Christopher Mittelstaedt）说，毛泽东帮助缔造了中共，而他坚持党领导国家和社会，这项原则在数十年间一直是基本政治准则。

资深记者兼政治评论员长平（Chang Ping）认为，真正延续下来的，是“党领导一切”的制度核心，以及依靠集中资源实现国家目标的愿景。按他的分析，中共可以“不惜一切代价”追求目标，维护政权时，普通民众的利益可能被最大程度牺牲。这种判断涉及毛时代遗产中最具争议的部分：国家动员能力与个人权利保障之间长期存在紧张关系。

在习近平（Xi Jinping）领导下，毛泽东时代的一些政治概念和治理方式重新受到关注，包括意识形态统一和“斗争”精神。习近平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强化个人权威，并将其政治思想写入宪法，引发外界与毛泽东的比较。长平说：“习近平从文化大革命中吸取的不是受害者的教训，而是权力的教训。”他随后补充，失去权力者会“任人宰割”。

不过，学者警告不要把习近平与毛泽东简单等同。米特尔施泰特指出，毛泽东是革命者，在文化大革命中摧毁既有制度，具有反官僚的一面；习近平则是“彻头彻尾的党的人”，其权威来自党的机构，也通过机构进行自上而下的治理。米特尔施泰特用一句话概括这种关系：“归根结底，习近平仍是毛泽东所创制度的产物。”

科隆大学（University of Cologne）现代中国研究教授费利克斯·韦姆霍伊尔（Felix Wemheuer）认为，习近平从文化大革命经历中得出的结论，并不是彻底抛弃毛泽东。出于政治原因，毛泽东作为党、国家和军队创始人的历史地位必须得到维护。韦姆霍伊尔形容当前中共领导层对毛泽东的态度“根本上是马基雅维利式和实用主义的”。他同时指出，习近平既没有毛泽东的历史权威，也不具备同样的个人魅力。

两人的治理方式也存在重要差异。毛泽东可以绕过党的机构，多年不召开党代会，并动员群众反对党政机关；习近平则更强调控制、自上而下的治理，以及通过强化制度和党的机构巩固权力。米特尔施泰特因此反对使用“回归毛泽东时代”概括当前局势：毛泽东是破坏制度的革命者，习近平则依赖并加强毛泽东留下的制度。

经济政策同样显示出断裂。专家认为，中国没有回到毛泽东时代的迹象，现行模式是国家资本主义，实行混合所有制并保有强大的私营部门；中国也无意恢复毛时代的共产主义福利国家模式，更难以退出全球经济和国际供应链。相似之处主要集中在中共至上、突出核心领袖，以及强调人民与领导层紧密联系的民粹主义元素。

中国周期性出现的毛泽东怀旧潮，则把政治遗产带入日常社会情绪。一些网民怀念他们想象中没有严重不平等、人人温饱的时代。长平认为，人们怀念的并不是毛泽东本人，也不是真实的毛泽东时代。米特尔施泰特指出，那个时代存在严格等级制度：城乡户口分治、官员特权不同，家庭出身可能决定个人命运，许多方面比今天更不平等，表达不满甚至可能致命。

因此，想象中的平等社会也被学者视为对现实的控诉，指向当下加剧的不平等、高企的房价和受限的社会流动。长平认为，公共批评空间持续收缩，独立工会、街头抗议、自由媒体和反对党受到限制，许多人遂借用毛泽东的形象和革命语言表达不满。毛泽东由此成为一把双刃剑：他仍是中共政治合法性的重要象征，但革命语言也能被用来衡量和批评当代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