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当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人类进步已陷入“大停滞”时，埃里克·布林约尔松（Erik Brynjolfsson）却逆势预言：人工智能将改变一切。2010年，公共知识分子泰勒·考恩（Tyler Cowen）断言我们处于“技术高原”，西北大学的罗伯特·戈登（Robert Gordon）紧随其后出版畅销书，称前所未有的增长和创新时代已经结束。但布林约尔松与安德鲁·麦卡菲（Andrew McAfee）合著两本书，坚称数字革命才刚刚起步。他相信，生产力增长将回升，生活水平会提高，自动驾驶汽车和超级智能计算机不过是“暖场表演”。

布林约尔松的乐观并非空谈。他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并任教三十年，研究技术对产出、就业和效率的影响。刚毕业时，他提出“生产力悖论”一词，解释为何信息技术革命需数十年才在国家统计中显现。他注意到，智能手机、社交网络、GPS等数字服务尚未显著提升美国生产力或GDP增长，但坚信拐点将至。1985年，他在哈佛大学延伸教育学院教授的第一门课程便是关于“专家系统”——早期人工智能。

2012年，布林约尔松决定“宣扬”技术已达拐点的信念，以回应考恩和戈登等知名学者。他与麦卡菲合著的《与机器赛跑》和《第二次机器革命》探讨了技术加速和失业问题。然而，真正让他震惊的是2020年获得GPT-3访问权限时。他将自己的一篇论文输入系统，请求评论，结果被“震撼了”。“看到我所看到的，”他回忆道。这一经历坚定了他对AI潜力的判断。

如今，布林约尔松在斯坦福大学任教，并在计算机科学大楼内运营一个追踪AI对劳动力影响的实验室。他成为连接学术界与工业界的桥梁，硅谷精英如Anthropic的达里奥·阿莫代（Dario Amodei）和Google DeepMind的德米斯·哈萨比斯（Demis Hassabis）常与他交流。他的课程爆满，学生们担忧知识型工作岗位可能消失。布林约尔松认为，AI将提高白领生产力，并将数百万人推向新角色，就像机器曾对蓝领所做的那样。

他的研究提供了实证。一篇与丹妮尔·李（Danielle Li）和林赛·雷蒙德（Lindsey Raymond）合著的论文发现，生成式AI将客服人员的产出提高了高达30%。另一项研究表明，AI正在增加某些工人的就业，同时减少另一些工人的就业。他还发现，使用AI机器人的企业初期效率下降，但随后会提升。斯坦福与ADP合作开发的“金丝雀仪表盘”显示，年轻工人是AI影响的先行指标。

然而，布林约尔松并非毫无忧虑。他担心算法可能进一步割裂0.001%的精英与大众，使前者巩固政治和社会权力。他的父亲曾是冰岛北部的牧羊人，后移居丹麦师从尼尔斯·玻尔（Niels Bohr），再移民美国参与阿波罗计划。这种背景塑造了他对技术进步的双重看法：技术具有组合性、数字性和指数性，但其社会后果取决于人类选择。

学界不乏质疑者。戈登认为AI并未真正提高整体经济生产力，尤其在非居家办公领域。“除了看似神奇的互联网，从物质生活角度看，我们与1953年并无太大不同，”他曾写道。他指出，如果AI使白领更高效，但低生产力公司吸收更多工人，整体效益会被抵消。此外，监管审批（如FDA对AI软件迭代的审核）和高昂初始成本可能减缓技术普及。

布林约尔松的同事称赞他的人际交往能力。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丹尼尔·罗克（Daniel Rock）说：“埃里克异常温暖，善于凝聚共识。”这种特质使他能协调多学科研究。面对人口老龄化、医疗教育成本上升等逆风，布林约尔松仍保持谨慎乐观。他相信，AI终将提高生产力，但适应需要时间。“人们需要学习如何使用新技术，”正如他自己的研究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