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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理性、包容
高踞2016-2017年《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第一名的，竟然是位乡巴佬出身，在硅谷的创业基金公司工作的范斯（JD Vance）的回忆录：《乡巴佬的挽歌》（Hillbilly Elegy）。这本书所以畅销，因为它触动了社会的一根神经，也就是美国白人蓝领族群的困境。范斯从小居住在俄亥俄州的钢铁业小城，以及肯塔基州的煤炭业小城。他的家人和邻居的遭遇正好是这个全国性问题的缩影，自然得到很大的共鸣。
在这些白人蓝领聚居的城市，很少有人上大学。由于汽车业、钢铁业、煤炭业工厂的撤出，能够找到每周20小时以上工作的人极少。家庭暴力、离婚率、酗酒、吸毒不断攀升，每年因鸦片类药物致死的人比例上超过其他族群，其数字远远超过自然死亡的人数！这里虽然是所谓的“圣经带”，可是去教堂的人越来越少，社区丧失了凝聚力，前途一片黑暗。
人类历史的教训是不断重复的。为了解整个问题的关键所在，让我们从历史说起。
英国画家Frederick Goodall 所绘《被地主赶出家园》油画，1850年，藏于 Leicester New Walk 博物馆与画廊
19世纪的爱尔兰是“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的一部分。爱尔兰大约三分之二为农民，其中大部分的土地都属于远方的英格兰地主。土豆是农民的主要粮食之一。由于所种植的土豆种类过于单一，屡屡遭遇虫害。
因为出生率高，爱尔兰人口几十年间从19世纪初的500万增长到1841年的800万。农民是世袭，每传一代，所瓜分的土地就会越来越少。当粮食不足时，农民只好变卖土地给地主，以换取粮食。所以佃农越来越多，自耕农越来越少。
大饥荒是从1845年开始，一直持续到1852年左右。因为虫害泛滥，土豆产量极速下降。佃农付不起租金，地主就收回土地、房屋、产业，农民被大批赶逐到寒冷的野外，没有居住的地方，也买不起食物。几年间，据估计至少一百万人死亡，200-300万移居海外（主要是美国）。爱尔兰人口降到400万左右。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爱尔兰大饥荒”，或是“爱尔兰的土豆大饥荒”。
学者们分析大饥荒的成因，直接的因素有三：单一种植容易遭遇虫害，远方地主的无情，以及“谷物法”。什么是“谷物法”？那就是英格兰的农民为了保护农产品的价格，限制从外国进口农产品。谷物法使得农产品的价格居高不下，爱尔兰的穷人买不起粮食，就活活饿死。
都柏林爱尔兰大饥荒纪念铜像
十九世纪的英国已经相当文明了，怎么英国政府对这场大劫难竟然没有大力解救？ 这不是因为缺乏能力，而是理念使然。什么理念？地主的贪婪？英国佬排斥爱尔兰人？新教徒排斥天主教徒？都不是。
最关键的是当时流行的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一个理念如果被认为是“真理”，它的力量往往就是巨大的，能够扭曲人类直观和情绪上的是非之心。
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1766-1834
马尔萨斯是位英国正教牧师，他1798年出版了一本影响深远的《人口学原理》（后经过数度修正，第六版1826年）。那正是工业革命的开始，布道家约翰·卫斯理刚刚逝世，但他所推行的“圣洁运动”对英国的影响还在。不过英国正教与卫斯理路线不同。
马尔萨斯的基本理念：人口是呈几何级数成长（每25年翻倍），而食物则呈线性级数成长。因此由于人口的膨胀，人类一定会遭遇食物短缺的命运。如果没有外力，这是条无法越过的定律。
他说，科技的发展增进社会资源的供应（食物、生活所需），提高生活的基准水平，因此人口开始膨胀。然而，膨胀带来匮乏，使得生活水平又回到起初。这个循环被称作“马尔萨斯陷阱”。为了增进生活的素质，政府必须控制人口。
控制的方式有两类，一类是“积极的”，就是增加死亡人数；一类是“消极的”（预防性的），就是减少出生率。他书中对英格兰如此建议（注1）：“我们应该鼓励相反的做法，不向穷人推荐清洁的习惯。在城镇里，我们应该把街道变得狭窄，使得更多人聚集在房屋里，瘟疫回归。我们应该在死水塘附近修建村庄，特别是在沼泽地和不卫生的环境里。”
他反对各种慈善举动，认为“善事”不过延长严重性。为什么一位牧师会有这样冷酷的想法？因为穷人生养众多，反正是要死的。死于饥饿过分残忍，还不如促进他们“人道地”死亡。
马尔萨斯认为：“爱尔兰人口过多。由于资源有限，很大一部分人应当从那块土地除去”（否则后果堪虑）。在大饥荒开始的时候，马尔萨斯已经去世十多年，可是，他的理念深植人心。
当时，大不列颠和爱尔兰联合王国的首相是约翰·罗素一世爵士，他拒绝援助爱尔兰。他的一位传记作者说，他受到马尔萨斯的影响，担心援助带来长期副作用。
联合王国驻爱尔兰的代表，克拉伦登四世伯爵认为：“为了养活人而发放食物，这不会有任何永久性的好处。”
马尔萨斯的学生查尔斯·特雷维莱安负责处理饥荒。他说：“饥荒是那位有完全智慧和完全恩典的上帝的旨意”。饥荒是上帝纠正人口和资源之间失衡的方式！有了上帝背书，那更是理直气壮了。
马尔萨斯人口论之所以可怕正因为它是假“上帝旨意”之名，麻木人良知的本能，以恶为善。连恩格斯都认为，马尔萨斯的理论“是现存最冷酷无情、最野蛮的理论，摧毁了‘爱人如己’和‘世界公民’等所有的美好词汇，它是个绝望的系统。”
几十年后，这种处理饥荒的政策再度被英国政府使用在印度殖民地。马尔萨斯人口论再度合理化了殖民地政策的正当性。控制贫穷（底层）人口的念头或许直到今天还在以不同的形式存在。它们也都并非恶意，乃是为了维护社会“更大的善”。
维多利亚女王统治的时期（1837-1901）是大英帝国的巅峰（大国崛起）。与她的祖先不同，维多利亚没有任何宫廷丑闻，帝国强调道德与家庭的价值。可就在这个鼎盛时期，由于工业革命和启蒙运动所带来的冲击，社会充满了矛盾和张力。这段时期是英国上流社会弥漫着虚假和伪善的时代，包括宗教信仰。
廿世纪英国著名艺术史家和博物馆长肯尼思·克拉克（Kenneth Clark）曾对19世纪的英国做过很深刻的观察。他认为，这种普遍伪善的作风也有其“神学基础”。大家口头上尊崇的是“基督教”，可是这些体面人士所真正信奉的是个“新宗教”。这个“新宗教”的“圣书”就是马尔萨斯的人口学，以及大卫·李嘉图的经济学！（注2）
李嘉图政治经济理论是当时最有影响力的经济理论。他的“比较优势”理论主张，工资应当自由竞争，也不该限制从外国进口产品。基本上，也是个“适者生存”的理念。马尔萨斯与李嘉图虽然看法不尽相同，但却是亲密的战友。
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一方面有虔诚的宗教信仰。另一方面，由于在“智识上”全盘接受他们两人的理论，已经把“适者生存”当做天经地义的至理了。在“新宗教”的框架下，“虐待劳工”或人口论就都被合理化了！
劳动群众的疾苦和宗教爱人如己的教训，这中间显而易见的矛盾竟都视而不见了。人类对道德观作选择性接纳的能力令人吃惊！
基于人性，所有人类社会都有“虚假”和“伪善”的现象。但是，在经济和当道者利益的前提下，就像克拉克所说：“普遍地伪善”是19世纪英国的标志。在这个“新宗教”的庇护下，是非观和道德感被扭曲了，人们的良心也不再让他们烦恼了。
这种虚假到了一种高度，使得宗教信仰被形式化、僵化，甚至于像“敬虔的”、“可敬的”、“值得的”，这些形容词已经变成了讽刺性的字眼！
这不正是滋生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温床吗？
人口论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先声，它处理的对象是人类社会有意识的抉择。达尔文处理的是生物界的自然选择。
达尔文在1838年，也就是马尔萨斯去世四年后，读到《人口学原理》。马尔萨斯成为达尔文最佩服的学者。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于1859年出版，距离《人口学原理》的初版已将近60年了。
受到马尔萨斯深刻影响的还有一位英国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他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创始者。他第一次发表讨论社会进化原理的著作：《进步：法则和原因》比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还早两年。不过，他的理论与达尔文的进化论还是有段距离。
斯宾塞认为：宇宙中的所有的结构都从简单的，未分化的同质性发展到复杂的，有区别的异质性，这个变化同时伴随着一个整合的过程，把相异的部分更大地整合。他是从“拉马克主义”，以及实证主义大师孔德的“三阶段定律“得到灵感。
孔德的“三阶段定律”认为：知识与社会的发展经历三个阶段：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和实证阶段。当人类知识进步到实证阶段，就不需要上帝和形而上学了。它是种社会进步的“文化社会的进化论”。
拉马克是法国生物学家，他在1809年发表了《动物哲学》，其理论基础是“ 获得性遗传” （Inheritance of acquired traits）和“ 用进废退说” （use and disuse）。拉马克认为，这既是生物产生变异的原因，又是适应环境的过程。特别是第二点：生物界凡是有用的就会继续保存、进步，不用的就会逐渐废弃。
这个哲学理论应用到科学上有很多漏洞。例如，罗素指出，它违反了热力学第二定律。
斯宾塞认为，拉马克对生物界的理论可以同样使用在人类社会。与（达尔文）进化论（其实应当翻译作“演化论”）不同，他认为社会的“演化”有个方向感，从低到高（低端被高端替代），也有个终极点，就是社会达到平衡。
斯宾塞的“进化论”虽然不同于达尔文的学说，但是在参照了达尔文学说以后，他提出了“适者生存”这个理念，来概括达尔文进化论。把“适者生存”的原则应用到人类社会，这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
更准确地说，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是“社会达尔文主义”（适者生存）与拉马克的“ 用进废退说”的组合。他的社会进步观带来了19世纪末西方世界的乐观情绪。可是经过两次世界大战，这种乐观情绪早已破灭。
“适者生存”的社会“进化论”把低端形式淘汰出局，这就变成是理所当然了。社会达尔文主义不但可以应用在社会整体，也可以应用到个人。它特别被应用到男性身上，男性必需经过竞争而生存。穷人也一样，必须自己奋斗，不能接受任何馈赠。
社会达尔文主义在欧洲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德国的纳粹。社会达尔文主义与优生学、安乐死、（白人）种族主义，等往往不可分割。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种族为了生存必须具备侵略性。白种人所以被看作是最伟大的人种，因为他们具有优越感和征服欲。这种思想一直存到今天，特别是在保守的地区。
这个词汇要到1944年才第一次被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引进美国（《美国思想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虽然社会达尔文主义在今天已经失去了它的光环，但这并不表示，今天的世界没有类似的问题。
美国保守政治学家查尔斯·默里（Charles Murray）2010年出版了一本很有争议性的畅销书《分化：美国白人的现况，从1960到2010》（Coming Apart：The State of White America，1960-2010）。默里用许多图表和统计数字，从经济能力分析美国白人中的两个族群，一个是高端的20%，另外一个是低端的30%。
默里一向被知识界视为“挑衅者”，认为他用研究来支持自己的偏见。这次，他单在白人中取样，避免了种族间的差异，不至于再受到早年发表《钟形曲线》（主张黑人智力水平偏低）所受到的批评。
美国保守政治学家查尔斯·默里（Charles Murray）
默里发现，这两个族群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不论是经济情况还是精神状况都走向两极化，形成了高端族群（upper tribe）和低端族群（lower tribe）两个完全隔断的社族群。他认为，这个世界并没有报赏种族，而是报赏脑力。他把两个族群的形成归纳为“智力”与“遗传”两个因素：高端与高端通婚、交往、子女上名校，低端与低端通婚、交往、子女无高等教育。
他认为，人们的智力和生活方式决定了他们属于哪个族群。低端的素质差，没有努力工作的欲望，纵使把财富重新分配，照顾他们的福利，情形也不会好转。 换句话说：咎由自取，素质决定命运。
这个结论受到很多学者的批评，包括保守政论家大卫·弗诺姆（David Frum）写的五篇，嘲笑他倒果为因。不过另一位保守政论家大卫·布鲁克斯（David Brooks）却大加赞赏，认为这本书“极具说服力”。让我们不去为他的结论辩论，至少默里在《分化》中所引用的数据，还是非常有价值的。
默里用两个虚拟的市镇来代表这两个族群：贝尔蒙特（Belmont）代表白领的高端市镇，鱼镇（Fishtown）代表蓝领的低端市镇。默里发现：虽然贝尔蒙特的思想比较自由、开放，但是生活比较保守，更接近美国建国时期的价值。鱼镇的思想比较保守，但是生活却比较放纵，距离建国时期的价值较远。
贝尔蒙特的离婚率低，犯罪率低，上教堂的比例高。鱼镇却正好相反，而且两者差距越来越显著。
对30-49岁年龄所作的调查发现，贝尔蒙特的居民对婚姻越来越满意，鱼镇相反
离婚率的曲线也类似
默里发现，美国的白人是两个国家：一个是高功能的，靠本事取胜的精英群体；一个是伤痕累累，不满和低功能的工人群体。当然还有（50%）的中间地带，不过这两个群体更为突出。
两者经济状况的差异就更不用说了，美国贫富差异的“基尼系数“老早就超过0.42，是发达国家中最高的。
2013年各国基尼系数的比较（注3）
默里是保守的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他的理论与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相比，相似处甚多。在社会中富者越富，贫者越贫的情况下，贫困者被认为是懒惰、不努力、智力低下、不应当受到特别照顾。这个思想在美国自由意志主义者（或作自由至上主义者，Libertarian）当中非常普遍。
低端族群中懒惰、滥用社福的情形必然存在，就如高端族群中逃税、欺诈的情形必然存在一样。但是如果因此认为低端无可救药，政府不应当在家庭、教育、经济、职训上加以扶助，它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距离就几乎是零。
近年来，鸦片类药物（Opioid）上瘾在美国白人中（不是有色人种！）已经极其严重，而且正在继续恶化，大都发生在低端族群聚集的地区。2016年美国用药过度的死亡人数将近6万人，远远超过车祸死亡的数字。今年川普总统终于宣布，这是个“公共卫生紧急状况”（public health emergency）。
不过，因为总统并没有宣布这是个“国家紧急状况”（national emergency），所以并没有拨款，也没有什么具体的计划来改善这些低端地区的生活素质，这个宣布几乎是个具文。或许川普期望用经济起飞，增加就业来改变这个危机。如果按照默里的说法，穷人天性懒散，这样做也没什么用。
这个世界的经济模式正在加速转型。因为科技的突飞猛进，许多职业正在极速改变中，或是被淘汰中。多开几个煤矿，或是多打几个油井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当年肯尼迪意识到世界面临的危机，呼吁全国青年投入“和平队伍”（Peace Corps）去改变世界。结果许多人投入这个壮大的队伍。美国今天同样需要新的热情、新的理想来重建一个正在老化中的社会和经济结构。
这个问题其实很复杂，很难突破瓶颈，更不可能一蹴而就。然而，事态严重，让我们作些大胆的思考。
首先，美国的政府和民间需要配合自动化的趋势，做大规模的职业训练，协助年轻人接受大学教育。
其次，如果高端族群和低端族群各自生活在他们自己的“安适区”（enclave），彼此隔断，毫无瓜葛，那么情形就不可能改善。联邦和州政府应当有积极的作为，例如，鼓励企业到落后地区建立据点（新型工厂、客服部门）。
第三，政府可以预备环境，那么，谁来担负这种融合社区的任务？或许这就是宗教可以扮演的角色？马丁路德金牧师曾说，星期天上午11点钟是美国“最隔离的时刻”，因为各族群都到他们自己的教会聚会，彼此隔阂，没有来往。
就如《乡巴佬的挽歌》作者范斯所说，宗教可以把各族群凝聚到一起的地方，没有社区层次的推动，低端的情况很难自动改善，因为这牵涉到家庭、婚姻、社交、精神归属和教育。
宗教信仰不仅是安慰心灵的。基督教有句话：“这些事你们既作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作在我身上了”。什么是“最小的弟兄”？就是社区里最弱势的人。在这个族群撕裂的时刻，宗教如果不能主动扮演服务和融合的角色，那么，它就违背了爱人如己的原则。
如果不把低端问题当作“国家紧急状况”，问题就不能真正解决。美国联邦和州政府需要正视这个社区重建的使命。各宗教，特别是基督教会，应当发挥媒介的功能和精神的支柱，努力促成社区的融合和互助。
这种想法，在一个派性思维盛行的社会，一个（实质上）社会达尔文主义当道的今天，会不会是个奢念？
参考文献：
1. The Ideology That Caused the Avoidable Irish Famine of 1846, from Psychology of Evil, https://understandingevil.wordpress.com/2013/04/09/the-avoidable-irish-famine-of-1846-and-an-ideology-that-is-still-with-us/
2. Kenneth Clark, “Civilisation,” 1969.
3. John Cassidy, American Inequality Six Charts, 2013-11-18, New Yorker.
作者：临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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