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人犯罪与警察暴力 | 回顾美国黑人历史系列(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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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个月,美国发生多起暴恐事件,它反映出今天美国社会两极化的隐忧。其症结是“法律与秩序”不够强化吗?还是族群间的关系高度紧张?本文试图从黑人犯罪和警察暴力这个角度来探索问题的根源,并提供一个思考的方向。


正文共:8888字

预计阅读时间:23分钟

撰文:临风



回顾美国黑人历史系列 
黑人犯罪与警察暴力 | 回顾美国黑人历史系列(二)


美国的“阿喀琉斯之踵” | 回顾美国黑人历史系列(一


黑人犯罪与警察暴力 | 回顾美国黑人历史系列(二)

川普2016年大选时扬言:“我是(代表)法律与秩序的候选人” (图片为CNN截屏)


10月22-27号这周,也就是中期选举前两周,将会在美国历史上留下丑恶的记忆,因为短短一周内发生了三起仇恨暴力事件,为选举揭开序幕。美国的民众发出疑问:美国到底怎么了?一个讲民主与法治的国家怎么会变得如此分裂,怎么会如此频繁地发生暴力仇恨事件?


美国一向标榜“依法治国”,但社会的安宁绝对不是简单的“法治”问题,它牵涉到意识形态的对抗。意识形态是只讲究站队的,于是引发许多荒谬的现象。例如,主张“向犯罪宣战”的人多半主张拥有半自动步枪,以为枪支越多,火力越大,社会越安全!


“法律与秩序”与“刑事司法改革”的抗争


对“如何处理社会治安”看法的差距是美国最大的政治斗争之一。右派高喊“法律与秩序”(Law and Order),认为要严厉执法,为了向犯罪宣战,不惜侵犯少数族群的人权。左派则认同“刑事司法改革”(Criminal Justice Reform),认为警察权力过分扩张,侵犯人权,法庭选择性判刑过重,不但使得监狱人满为患,更是带来社会动荡,影响社会正义。


处于这个争执的中心就是:警察与非裔社区间的关系。


黑特·麦克·唐纳德(Heather Mac Donald)被认为是推动“法律与秩序”最热衷的学者。麦克·唐纳德女士是保守智库曼哈顿政策研究所(Manhattan Institute for Policy Research)的资深研究员,著有《警察是种族主义者吗?》(2010),《向警察宣战:攻击法律与秩序如何使得每个人都不安全》(2016)以及今年刚出版的《多样性的错觉》等书。她经常在《华尔街日报》写评论。如果要讨论“法律与秩序”这个问题,一定绕不开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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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特·麦克·唐纳德女士。(图片来自维基)


麦克·唐纳德有点像现代商鞅,一贯主张加强警察执法的力度和法庭的严刑峻罚,特别是针对黑人犯罪。她认为:唯有这样才能保护无辜的黑人。


她具体的主张有:1)加强纽约市警察“拦截与搜身”(Stop and Frisk)行动;2)认为“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 BLM)运动是个骗局;3)认为“弗格森效应”(Ferguson Effect)造成警察不愿主动执法,以致暴力犯罪增加。


让我们逐条讨论这三个议题。


1. “拦截与搜身”行动


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申明:警察不能无故搜查或扣押任何人,获取搜查和扣押状必得有相当充分的理由。警察不能无故拦截车辆,或无故搜查驾驶人身体或车辆。


根据大法官1968年对“特里诉俄亥俄州”(Terry v. Ohio)案件的判决:警察即使没有充分理由逮捕一个人,但对其有“合理的怀疑”,认为此人有可能参与犯罪时,他不需要搜索状,就可以拦截受嫌者问话,并且可以暂时拘留搜身。这就是所谓的“特里拦截”(Terry Stop),纽约市称之为“拦截与搜身”(Stop and Frisk)。


1994年朱利安尼出任纽约市长以后,大大增加“拦截与搜身”的力度,后来的布隆伯格市长仍然继续实行此条例。根据纽约市警察局的数据,从2002年到2011年,纽约市“拦截与搜身”的次数从97,296次上升到超过五十万次(68,5724)。其中88%无罪释放。被拦截的绝大多数(90%+)都是非裔和拉美裔青年。可见,纽约警察对这两类少数族裔“情有独钟”,宁可错杀一百不可放过一人。有人认为,这90%的统计数字还可能偏低,因为对那些没有“命中”的拦截,警察不一定会登记。


在2016年的大选期间,川普多次夸奖纽约市原先“拦截与搜身”的积极做法,认为这个做法成绩斐然,导致纽约市的犯罪率下降,希望能够把它推广到全国。其实,自从1990年以来,纽约市犯罪率持续下降,这主要是反映了一个全国性的趋势,与“拦截与搜身”没有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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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市谋杀率(1990-2014)。  (图片来源:纽约警察局犯罪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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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暴力犯罪趋势,每十万人的犯罪率 。(图片为《华盛顿邮报》截屏)


2013年8月,纽约的联邦法院判决,纽约市警察“拦截与搜身”的执行方式违宪,勒令改进,并提出如何改进的书面报告。经过一年多的上诉和再审,这个决定终于在2014年10月底定猷。从此,警察拦截的次数开始下降。


法庭判决违宪最大的理由是纽约警察局的奖惩制度。警察的考绩是根据其“产量”决定,看他能抓到多少罪犯,他不会因为过低的“命中率”受到处罚。由于非裔和拉美裔青少年犯罪的几率大,警察就找各种理由去拦截这两个族群的人。这种做法构成种族歧视,因此违宪。


麦克·唐纳德在《向警察宣战》这本书里面大肆诟病这个判决,认为这个改变造成了纽约市暴力案件的增加。其实,2015-2016年全国暴力事件增加有其它原因。2018年初纽约警方公布数据,2017年的犯罪率在四个重要指数上全部创下历史新低。例如,2017年整个大纽约市仅发生290件谋杀案,低于2014年的新低。


可见“拦截与搜身”的行动与减少犯罪毫无关系!甚至保守的《国家评论》于2018年1月1日的评论里都承认自己误判:我们曾声称,“拦截与搜身”的大量减少将导致犯罪增加,可是它却反而下降。我们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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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市犯罪率没有因为减少使用“拦截与搜身”而上升。(图片为《华盛顿邮报》截屏)


原来,差别对待(歧视)少数民族并非减少犯罪的良药。高喊“法律与秩序”的人必须汲取教训。


2. “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是个骗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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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人青少年特雷沃恩·马丁。 (图片来自维基)


2012年,非裔青少年特雷沃恩·马丁(Trayvon Martin)在佛罗里达州桑福德郡的住宅区被警卫射杀。接着,2014年密苏里州弗格森城非裔青少年迈克尔·布朗(Michael Brown)被警察击毙。之后同年,纽约市非裔香烟小贩埃里克·加纳(Eric Garner)被警察当街勒死。这三个案子开启一系列各地警察造成非裔青年非正常死亡的事件,受害者绝大多数徒手、无辜。几乎所有涉案警察都获得不起诉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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篮球明星勒布朗·詹姆斯(LeBron James) 穿起印有“我无法呼吸”logo的衣服,对临死前大喊"我无法呼吸"的受害者埃里克·加纳表示同情。(图片为http://time.com截屏)


自从2013年起,一个全国性的自发运动"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BLM) 展开了,抗议警察对黑人的暴力。这个运动是分散的,并没有具体的领导中心。


本质上BLM是对警察暴力的回应,期望唤起广大社会的注意。它的原则包括:多样性、全球化、同情心、修复式正义(当事者的权利和尊严应得到尊重,使得损坏的个人与社区的关系得以修复)。BLM并非骗局,BLM的初衷并非只关心黑人权益,它反映美国许多大城市的严酷现实。它的诉求也得到宗教团体的支持,例如基督教组织,美国大学校际团契(Inter-Varsity Fellowship)。


BLM也刺激了一些白人的反弹,有了“所有的命都是命”的呼声。又因为几桩黑人报复性暗杀警察的事件,于是也有了“警察的命也是命”的呼声。


因为BLM是各地自发的运动,有时不免会出现坏苹果。保守的《联邦党人社会》曾报道,BLM的示威者在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高喊:“猪猡在毯子里,像培根一样油炸(猪猡是对警察的贬义称呼) 。”纽约市的BLM示威者高喊:“我们想要什么? 死警察! 我们什么时候要? 现在!”


虽然没有实际行动,但是像这类仇恨的语言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它助长了暴力事件,损坏运动的信誉。幸好这种仇恨言语并不普遍。


麦克·唐纳德在《向警察宣战》这本书里举出数据,对BLM运动提出严厉的指责:“联邦政府与阿尔·夏普顿牧师(Al Sharpton,黑人维权分子)这类煽动者合作,我们已进入一个激烈反警察的时代。”


她认为,BLM运动是向警察宣战,警察歧视黑人的说法是个假命题。她指出,大城市主要的问题不是警察杀黑人,而是黑人杀黑人。警察被黑人暗算的可能性要远高于黑人被警察杀戮的可能性。


她使用各种统计数字支持她的结论。但就如有关“拦截与搜身”的条目一样,主要看你统计些什么,没有统计些什么。


麦克·唐纳德的问题在于,她从不考虑对自己观点不利的因素。她不考虑黑人受到不同待遇的问题,更无视许多警察局本身的问题,包括无能和系统性的腐败。巴尔的摩和芝加哥两市的市长就曾因为市警局大面积腐败,要求联邦政府干预、调查,提出改革方案。(后详)


总之,虽然各地有些零星的坏份子利用机会散布仇恨,BLM的原本诉求是合理的,正当的。麦克·唐纳德认为它是个骗局,那是不符合事实的偏见。


3. “弗格森效应”的真真假假


麦克·唐纳德《向警察宣战》这本书另一个主要的论点是“弗格森效应”(Ferguson Effect)。她认为,在弗格森事件发生后,因为安全顾虑和舆论压力,警察采取被动的执法方式,以致全国的暴力犯罪增加。她以这个理由来解释2015-2016年暴力犯罪增加的趋势。


麦克·唐纳德的立场是:要消弭犯罪,只有全面加强警力。唯有当警察更积极执法,才能减少罪案的发生。


平心而言,警察执法时如果有犹豫,可能会增加犯罪者的“勇气”,特别是在像弗格森这类事件刚发生的时刻。警察暴力也使得非裔在紧急时刻不敢打911电话,影响了遏阻犯罪的时机。警察暴力肯定也刺激报复事件的增加。可见其中因素并不单纯。


让我们用暴力问题严重的巴尔的摩做例子。


麦克·唐纳德这类人士会很兴奋地指出巴尔的摩的犯罪问题,特别是非裔社区的问题,但却往往故意忽视当地凶残的、野蛮的、无法无天的警察文化。


2015年4月,25岁黑人青年弗雷迪·格雷(Freddie Gray)因为私藏弹簧刀的小罪被巴尔的摩警察拘捕。在警察的运输车里,因为不断受到撞击,他的脊椎和颈部受到严重损伤并昏迷,送医后不治死亡。这显然是警察的过失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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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私藏弹簧刀遭警察逮捕而致死的25岁黑人青年弗雷迪·格雷。(图片来自维基)


这个事件自然引起了又一轮的风暴。然而,五位警官最后全部无罪释放。


如果这只是个偶发事件,修复警民关系还比较容易。然而,根据《巴尔的摩太阳报》的报道,这个事件不过是冰山一角。巴尔的摩警察多年来一直以这种方式虐待居民。在当地警察文化中,警察经常用“粗暴运输”的方式整人。


就在事件发生前十天,“数百名巴尔的摩居民聚集抗议,对多年受到警察的骚扰,殴打和其他虐待表示不满。”


案发前一年,《巴尔的摩太阳报》报道:过去四年有一百多位市民,个别控告警察暴力或违反公民权的事件,获得胜诉。


一位在巴尔的摩警察部门工作了14年,不久前退休的迈克尔·A·伍德(Michael A. Wood)在推特上爆料警察腐败的现实,令人震惊。他自己不仅目击过,并且也亲自参加过下列行为:


  • 一位无辜的女性从店里出来,不小心撞上一名警局侦探,被侦探狠狠地掌掴。

  • 追逐嫌疑人,在上了手铐,嫌疑人面俯于地之后,警察狠狠地踢嫌犯的头部。

  • 当嫌疑人即将被逮捕的时刻,警察会关闭像机,以免警察暴力被摄入镜头。

  • 在破门进入嫌犯家中后,警察故意在嫌犯的床上和衣服上大小便。

  • 办案时召唤不在场的警员,让他们领取加班费。

  • 警察针对16-24岁,过去有过逮捕前科的黑人男性,企图制造更多逮捕记录。


格雷事件发生后,麦克·唐纳德2015年6月在《华尔街日报》发文。她说,巴尔的摩警察局之所以失去黑人居民的信任,都是因为媒体的鼓动,政客和活动分子的挑衅。由于这些人的掣肘,警察执法能力受到影响,于是使得犯罪增加。她把原因和后果整个倒转过来了!


巴尔的摩警察局的例子肯定不是唯一的。任何权力都必定要放在笼子里,否则就会被滥用,何况是有武力,又有法律作为后盾的警察机构?如何把警察的权力放在笼子里?这就是“司法公正”重要的一环。高喊“法律与秩序”的人往往忽视这点。巴尔的摩市长无计可施,只好请联邦司法机构来调查,提供改革意见。(参阅:《大西洋月刊》:Conor Friedersdorf,“It’s Time for Good Cops to Do Something About Bad Cops”,2015年6月27日)


高喊“法律与秩序”的人一般更关心权威与统治,他们维护权威统治的热情远大于对人权、公平和正义的尊重。他们认为,“社会安宁”就是权力被维护的状态,权力有没有被关在笼子里并不重要。这种思维往往带来更多的腐败和暴力。


麦克·唐纳德也反对米兔(#MeToo)运动,大约因为米兔是向(隐形)权威挑战的缘故吧?


在弗格森事件发生后,皮尤研究中心做了一个全国性的调查。皮尤发现,非裔对警察的不信任从2009年的34%上升到2014年的46%。盖洛普民调中心也得到类似的结果。


广受尊敬的犯罪学家理查德·罗森菲尔德(Richard Rosenfeld)2016年为司法部写了一篇有关美国犯罪趋向的报告。他研究全国十大城市非裔社区2015年杀人案增加33%的有关数据,观察到“弗格森效应”似乎存在,但与麦克·唐纳德的解读不同。


罗森菲尔德认为,几年来多次发生警察对非裔青年使用暴力的案件,以非裔为主的社区对警察失去了信心和尊重。如果警民间没有互信,彼此充满敌意,民众就是有线索也不会向警察报告。罪犯少了一层顾虑,犯罪的频率自然就增加了。


罗森菲尔德写道:“当人们不相信警察会保护无辜,也不会公平对待他们时,人们更有可能宁愿私下解决争端,其解决方式往往就是暴力。”


所谓“弗格森效应”,更准确地说,是警民互信丧失的后遗症。所谓执法不力的说法,或许有些个别事例,但缺乏统计上的证据。


“司法正义”和“刑事司法改革”


麦克·唐纳德主张对犯罪要“零容忍”,要加强“法律与秩序”的力度,加强处罚小罪就可以防止大罪,加长刑期以吓阻犯罪。她坚决反对“刑事司法改革”,认为问题在于黑人犯罪。连保守的《联邦党人社会》的评论都不同意她的论调,认为她过度尖刻,挑衅有余,不能解决问题。


罗森菲尔德是对的,警民间的互信才是减少犯罪最重要的因素。执法的目的是保护无辜,维持社会的安宁,应多疏导而不是多逮捕。


从“司法正义”的角度来看,美国的司法制度其实有很多问题。例如,根据2012年的资料,由于“三振出局”(three-strikes laws)法律,加州有360个人由于在商店行窃被判无期徒刑,刑期过长是个大问题。况且,同样的罪,有色人种往往判得更重。


根据“布伦南司法中心”(Brennan Center for Justice)2016年公布的调查,美国各地监狱关了220万人,其中有一半是因为违禁药品(大多数是大麻使用者)坐监。该调查指出,很多罪犯根本不必坐牢,可以用其他方式处罚,对社会治安不会有任何不良影响。药物上瘾或许更多是“健康”问题,而不是“治安”问题。


就这样,许多年轻人(特别是有色人种)的生命在监狱里发霉。根据美国“量刑计划”(The Sentencing Project)的资料,2016年因为违禁药品而坐牢的人是1980年的十倍,虽然“法律与秩序”比那时加强了很多。


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公共管理学教授马尔科姆·斯帕罗(Malcolm Sparrow)2016年出版《缚手缚脚:影响执法的因素以及改革的关键》(Handcuffed: What Holds Policing Back, and the Keys to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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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科姆·斯帕罗教授。(图片为youtube截屏)


斯帕罗不同意麦克·唐纳德的看法。首先,他认为:“对轻微罪行严厉处罚会减低严重犯罪这个说法没有任何严谨研究的根据。”相反,他认为过分扩张警力反而带来反效果。


其次,美国不是警察国家,也几乎没有镇暴的需要。但是,美国警察的装备却越来越像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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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备化、军事化的警察。 (图片为businessinsider.com截屏,下图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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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帕罗最主要的论点是:警民关系,以及为民解忧的执法方式在近年来被忽视。警察装备得像是军队,执法像是在与敌人作战,过分依赖量化指标。例如,弗格森对警察的考绩,根据的是他们开了多少张交通罚单。纽约市对警察的考绩,根据的是抓了多少轻微犯罪。这种执法心态才是问题所在。


“国际警察局长协会”向有色族裔道歉


今年(2018)十月,“国际警察局长协会”(IACP)在加州圣地亚哥召开大会。该组织拥有一万八千名会员,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警察局长,目前的总裁是美国马萨诸塞州韦尔斯利市(Wellesley)警察局长泰伦斯·坎宁安(Terrence M. Cunningham)。坎宁安在这次会议上,代表美国警察界向美国的少数族裔正式道歉,“为着过去的行为,以及我们这个职业在历史上虐待有色人种所扮演的角色”。


该声明是代表IACP发布的。背景上,这是在纽约、南卡罗来纳州、明尼苏达州和其他地方发生警察致黑人非正常死亡的重大事故之后,以及纽约、达拉斯和巴吞鲁日(路易斯安那州)发生黑人伏击警察的事件之后。他的用意在于疏解警察与有色族群间的紧张关系。


坎宁安继续说道,“虽然我们无法改变过去,但显然我们必须改变未来……对于我们来说,第一步是,执法界和IACP要为我们这个职业在过去对有色族群的虐待中所扮演的角色道歉。”


他总结说:“希望通过共同努力,我们能够打破这种不信任的历史循环,为所有人建立一个更美好,更安全的未来。”(《华盛顿邮报》:Tom Jackman, “U.S. Police Chiefs Group Apologizes for ‘Historical Mistreatment’ of Minorities”,2018年10月17日)


但愿这个愿望能够在各地落实,并且不仅仅局限于美国。


再度考虑“法律与秩序”的口号


“法律与秩序”常常被共和党当作争取选票的口号,2018年的中期选举也不例外,GOP在这方面的广告数目是2014年的八倍。川普在2016年的竞选中经常强调他是“法律与秩序”的候选人,他说:“我们的警察被攻击,我们的城市被恐怖袭击。”他保证,当他坐上总统的位子,美国将“恢复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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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总统对警察学校讲话。(CNN截屏)


在任上,他不断地谴责“非法移民”和“罪犯”,在就职典礼上他甚至用了“美国大屠杀”(American carnage)这一词汇。去年,他对警察学校的毕业生说,逮捕嫌犯时不必太客气,可以粗暴一点。似乎,他就是“法律与秩序”的化身与定义者。


上台不久(2017年8月),川普就宣布取消奥巴马的禁令,准许各地警察局购买军事装备,加强警力。今年10月他在“国际警察局长协会” (IACP)大会上致辞说:“多年来,我们一直看到(民主党)政客们对我们勇敢的警察进行政治攻击。这是前所未有,十分可耻的。”在演讲中,他再度(错误地)提出纽约市“拦截与搜身”行动的"成功"(据白宫网站消息)。


川普在IACP大会上的致辞跟IACP总裁坎宁安的道歉,两者间形成了尖锐的对比!


今年5月,GOP为主的众议院通过了“保护与服务法案”,把攻击警察定性为“仇恨犯罪”,加重量刑。这个法案明显是“警察的命也是命”的产物。目前该法案还在等待参议院的表决。如果成为法律,川普总统将成为“法律与秩序”的历史性代言人。


在美国历史上,只有尼克松总统喊过类似的口号。不过,尼克松面对的是1968年,美国当时处在高度动荡之中,与今天大不相同。


川普对“法律与秩序”的理念是单向的,警察执法有无比的宽度。警察犯法,只要是他那边的,就轻轻放下。例如,去年8月,川普不顾司法部的反对,特赦亚利桑那州马里科帕县的前警长乔·阿尔帕约(Joe Arpaio)。这位犯案累累的警长,就是积极支持川普散布奥巴马出生地谣言的操盘手。这个特赦令等于给“法律与秩序”打了一记响亮的耳光。


今年10月18日,川普在蒙大拿州的米苏拉替国会议员候选人Greg Gianforte的竞选站台。Greg Gianforte去年因为痛殴《英国卫报》记者,被法庭判罪。川普在台上称赞他说:“任何一个可以痛揍(记者)的人就是我那号的人。”特朗普重复着:“他是个好人,一个硬汉。"——一个痛打记者的硬汉!


这类表态难道能代表“法律与秩序“吗?就在几周前,沙特籍《华盛顿邮报》记者卡舒奇在沙特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里被杀戮肢解。沙特政府在任何其他美国总统的任内都不敢这样猖狂。为什么?


有位记者说得好,什么是“法律与秩序”?那就是:“政府决定谁是公民,谁是臣民的方式;谁是政治和社会资本的被赋予权力者,谁是被惩罚(禁言)的对象。”


十分吊诡的是,越是高举“法律与秩序”的人,往往正是践踏美国立国精神的人。叫得越响,践踏得越彻底!


选举后一天,川普逼使司法部长塞申斯辞职,并且越过了副部长,提拔级别低的Matthew Whitaker为代理部长。这是一个对调查通俄门极不友善的忠实“保镖”,个人历史充满疑问。川普的用意明显。让我用保守专栏作家大卫·布鲁克斯的话说:“这是把司法部当作对个人效忠的法律机构”。


是时候了,我们要指出“法律与秩序”的潜台词:它只关心“我们族群”的正义和“我们族群”的秩序。甚至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如果你不站在“我们”这边,你就站在法律和秩序的对面!我们更要正视“刑事司法改革”的呼声,特别是有色人种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


在中期选举的噪音消失以后,我们要认真对10月份发生的几件仇恨暴力事件做出深刻反省。从维稳的角度来看,美国今天最重要的难题到底是什么?其实,美国社会正处在一个相对稳定、安宁的状态,911以后没有外来的暴恐事件,没有非法移民浪潮的袭击,没有黑社会犯罪的泛滥,没有大面积的腐败官僚。


美国当前最大的危机是:空前的群体撕裂,国不成国。这包括:财富的既有者和未得者的对立,有色族群和乡村白人的对立,科学和特殊利益集团的对立。川普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没有为团结国家做出任何尝试的总统,他只关心己群的利益。


群体对立才是美国社会最大的隐忧。因此,政治人物倡导恢复美国开国价值,不用深化对立的方式增加政治资本,这才是当务之急。


“刑事司法改革”和“促进警民互动”就是朝向这个方向的重要环节。利害攸关的是什么?那就是国家的身份认同:理念上美国是个由种族主义为代表的国家,还是个由独立宣言和自由女神为代表的国家?



作者简介

临风,本名熊璩,出生于重庆,台湾长大。曾任台湾大学数学系副教授 ; 克雷超级电脑公司(Cray Research, Inc.)研究部总工程师; 惠普公司中央实验室部门主管,大学关系部亚太区主任等。2011年退休,全力读书、研究、写作。在中国大陆出版有《绘画大师的心灵世界》(2012年江西人民出版社)。



撰文:临风

编辑: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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