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oto courtesy of Hillary Clinton
（照片中的希拉里于1975年刚从法学院毕业在阿肯色大学一个法律援助机构工作，被法官指定为一起强奸案的辩护律师）
作者：亚舟
2016年10月19日
网上有篇被广泛转发的文章《希拉里的一桩小事，却震撼了我的内心》，说的是希拉里（Hillary Clinton）在1975年为一个强奸嫌疑犯辩护的事情。这篇文章把一个司法案件以作者的观点浓缩提炼，得出一个为强奸犯辩护的律师是个没有良知道德，冷血无情之人，进而结论这个没有道德的律师，虚伪的政客，不配成为美国未来的领导人。对于这篇文章，我的感觉是文章的作者似乎不太懂得美国司法体系是如何运作的，也不懂什么是美国律师的职业操守。为了好奇和探明真相，我查看了不少关于这个案件的资料， 在这里给大家还原一下案件来龙去脉。 应该说只有详细完整的看完全部的案件卷宗，才能说完全了解这个案子。在这里我只能按照我能找到的资料做一个尽可能详细的介绍，我相信我的版本也会有瑕疵和不全面的地方（请大家指正），但是肯定会比《一桩小事。。》那篇文章要真实和全面的多。我使用的资料来源于以下的各种倾向的媒体：
Newsday，The Conservative Washington Free Beacon，Daily Beast，Radar Online，ABC News，
Mumsnet (a British website)，The Washington Post，CNN News，BizPac Review， Arkansas Blog
1975年，希拉里（当时她还没有改姓成克林顿，法庭记录显示的名字是 Hillary Rodham ），一名刚从耶鲁法学院毕业的27岁的律师，在阿肯色州的Fayetteville镇的阿肯色大学运营一个法律援助机构。一名41岁的工厂工人托马斯·阿尔弗雷德·泰勒（Thomas Alfred Taylor），被警方逮捕，并被指控强奸了一名12岁的女孩凯西·谢尔顿（Kathy Shelton）。嫌犯泰勒拒绝了法官指定的一名男性律师为其辩护，他请求法官为他指派一位女性律师。法官在华盛顿县（Washington Country）登记注册的6名女性律师中指派了希拉里为嫌犯泰勒辩护，这是希拉里律师生涯中的第一个刑事案件，希拉里当时对这项指派并不感兴趣，但她别无选择。她请求这个案件的检察官 – 马伦·吉布森（Mahlon Gibson）免除这项指派，检察官吉布森在后来的采访中证实，当时他拒绝了希拉里提出请求，并坚持希拉里作为嫌犯的辩护律师（这也是2014年出现的希拉里接受采访录音中，希拉里说她接受指派是为了检察官的面子“Make him a favor”的原因），此后希拉里开始了为嫌犯辩护的工作。
法庭的记录是那天深夜（Late night），泰勒和它20岁的表弟，约了谢尔顿出去玩玩，他们途中又载上了一个15岁的男孩。谢尔顿显然被这个男孩迷住了，他们买了威士忌喝，并混在可口可乐里给了谢尔顿，他们在保龄球馆里流连了几个小时，然后开车到了一个峡谷，在泰勒和他的表弟离开了之后，谢尔顿和那个15岁的男孩开始做爱。这个男孩告诉警方，在他们完成做爱之后，泰勒回到车上，明显的袭击了谢尔顿。男孩告诉警方，他听到了谢尔顿的尖叫声，并且看到泰勒拉上了他自己的裤子。事发之后谢尔顿并没有立即报警，以至于警方只是在泰勒的内裤上找到了精液和谢尔顿的血迹。
作为被告的辩护律师，希拉里在研究了所有的资料和证词后，并没有为泰勒做无罪辩护。她的切入点是查看警方提供的证据是否合法和可靠？受害方的证词是否可信？ 希拉里发现检方提出的证据出现了明显的失误，警方由于疏忽和失误，当时留在泰勒内裤上的证据也未能被成功采取，而且法医的检测结果也在一次洪水中丢失。为此，希拉里跑到纽约找了著名的专家和法医，以确定警方的失误。2014年公布出的录音带显示希拉里对检察官说：“好吧，这家伙准备好从纽约赶来阻止这个司法误判 [笑声]。”（I handed it to Mahlon Gibson and said “well, this guy’s ready to come from New York to prevent this miscarriage of justice” [Laughs]）。与此同时，希拉里于1975年7月28日代表泰勒签署了一份宣誓证词（Affidavit），向法庭提出动议（Motion），要求女孩谢尔顿接受精神检查，理由是“原告情绪不稳定，倾向于寻找成熟的男人和幻想”“我还被告知，她过去对人做出错误的指控， 声称他们袭击了她的身体。在她没有得到她所期望的时候也表现出一种不同寻常的固执和脾气”，但是这个动议在第二天（7月29日）被法官拒绝了。法官拒绝的理由是希拉里应关注于被告的利益所在，而检察官则应关注于原告的利益所在。2007年当《新闻日报》的记者Glenn Thrush把这份宣誓证词出示给谢尔顿时，她显然是被惊呆了。谢尔顿说“这是一个冲击 — 这不是真的”“之前我从来没有说过任何攻击我的身体的事情， 在我的生命中从来没有过”。但同时，谢尔顿也告诉记者， 她本人对希拉里没有任何的恶意。她说“我明白，她是代表泰勒”“我相信希拉里只是做她的工作” ，不过在2014年谢尔顿在一次情绪激动地采访中，对《Daily Beast》的记者说是希拉里把她带入了地狱（“Hillary Clinton took me through hell”）。一名当时参与此次案件，现已退休的警察证实，当时谢尔顿给出的证词前后不一致，这使得她自己陷入了非常不利地位。这名退休警员还说，谢尔顿的妈妈非常渴望结束这场对谢尔顿的严酷考验，她指导女儿的证词并中断警察对谢尔顿的问话。还有一个事实需要知道的就是，被告泰勒和受害人谢尔顿都接受了测谎仪的测试，泰勒通过了测试（在公布的录音里希拉里提到了此事，并声称从此不再相信测谎仪），但是谢尔顿开始并没有通过测谎；谢尔顿自己说，那是因为她不明白的其中的一个特定的与性交相关问题，一旦这个问题向她解释了， 她就通过了。谢尔顿当时是通过一个单向玻璃指认了2个攻击者并使他们被逮捕。由于以上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导致此案最后嫌犯泰勒与检方达成认罪协议，检方放弃强奸罪的起诉，泰勒接受对未成年人行为不检罪名（unlawful fondling a minor under the age of 14），泰勒最终被处以一年监禁和四年缓刑。托马斯·泰勒 死于1992年。
以上是这个案件的基本情况，这和《一桩小事。。》那篇文章相比有着更多的细节。哪个版本更接近于事实真相，大家可以自己判断。
2014年一盘录音带被发掘出来，80年代中期，希拉里作为阿肯色州州长夫人被阿肯色州的记者瑞·里德（Roy Reed）采访，在谈及这个案件时希拉里说：“他接受了测谎仪测试，我让他接受测谎仪测谎，他通过了，这永久地摧毁了我对测谎仪的信任[笑声]”（“He took a lie detector test, I had him take a polygraph, which he passed, which forever destroyed my faith in polygraphs [憨笑]”），听了这个录音，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希拉里确信嫌犯撒谎，并通过了测谎，所以不再相信测谎仪。但是如果没有偏见的话，我们是不能得出希拉里知道并相信嫌犯强奸了那个女孩的结论，进而推论出希拉里冷血，为强奸犯脱罪。如果知道测谎仪是如何工作的，你就会知道测谎仪只有可能检测你是否撒谎，但不可能检测出你是否犯案。希拉里并非认为嫌犯无罪，而是不认为这是一起强奸案，否则也就不会和检方达成认罪协议了。从这个角度上看，希拉里的笑应该是在嘲笑测谎仪。
录音带里还有一段，希拉里说：我把它递给马伦·吉布森说：“好吧，这家伙准备好从纽约赶来阻止这个司法误判 [笑声]。”（I handed it to Mahlon Gibson and said “well, this guy’s ready to come from New York to prevent this miscarriage of justice” [Laughs]）。英文听力没有障碍的人都应该明白，希拉里是得意地告诉记者，她终于找到了专家来证明检方的误判，而不是得意于她可以使强奸嫌疑犯脱罪。如果希拉里是如此丑恶的人的话，那么这又如何解释在她经手这个案件之后，（鉴于谢尔顿没能在第一时间报案），希拉里在阿肯色州建立了第一条强奸报案热线呢？
花时间写这篇文字的目的，就是想告诉大家，我们无论对待什么事都要以事实为根据，不能为了反对就不顾事实，特别是不能偏听偏信。从中国大陆来到美国的移民，特别要注意的是避免偏听偏信和绝对思维，毕竟是都是喝过狼奶的，不要总是对狼的气味有一种天生的亲近感。《一桩小事。。》的作者说检方有罪犯的内裤，上面有精液和谢尔顿的血液，就是铁证如山。这太武断了，这种思维也太可怕了，难怪在天朝会有那么多被冤杀的案件。在我看来这有可能是强奸案，也有可能不是。难道不会有这种可能吗？ 男人试图强奸，女方拼死反抗，男人未能达到目的。男人内裤上留有精液（至于为什么会有精液，就不用解释了吧？），女人在反抗中手或手臂上的血迹留在了男人的内裤上， 难道仅仅这些就是铁证？就断定这个男人是强奸犯？有人说如果受害者是你的未成年的女儿如何如何，那我要问了，如果那个男人是你的儿子呢？你愿意他被冤判吗？不要单向思维，如果今天司法为了你未成年的女儿去冤判了一个男人，明天也会为了它人的未成年的女儿去冤判你的儿子。有人说希拉里为强奸犯辩护就是冷血，就是没有良知，就是不择手段。那么我想问问，万一有一天，你或你的家人被警方起诉后，你会不会对律师说:“请你千万不要不择手段的为我辩护！我良心上受不了。。。呢？” 美国司法的优点就是可以尽可能的减少冤案。如果比较关注美国的司法和审判， 特别是参加过刑事案件的陪审团，就会知道刑事案件的辩护律师必须具有凡人无法具备的心里素质，你的客户可能会告诉你犯案的全部过程细节，你仍然要去找检察官的漏洞。如果检方有明显的失误，你甚至可以做无罪辩护。这是一种平衡制度，是对司法和公权力的约束，使得检方不得不认真负责的拿出证据，如此方能给公民定罪，这也是民主社会司法制度最可取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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