奴隶制建立了美国国父的社会地位，为他们提供了财力，保障了他们的时间，使得他们能够投身公共活动，但也将他们置于无法摆脱的政治和道德困境。我们今天评价他们的历史地位，是在承认他们无法选择自己身处的历史环境的前提下，看他们为改变这个历史环境，为解决奴隶制问题做出了什么样的努力，留下了什么样的历史教训。
家奴与田奴
美国独立战争期间，1781年6月3日晚，攻占弗吉尼亚首府威廉斯堡的英军司令康瓦利斯得到密报：弗吉尼亚议会所有成员和总督、《独立宣言》起草人托马斯·杰弗逊都在西北方约80英里的查洛特维尔，周围没有任何武装警卫。康瓦利斯立刻派一支轻骑兵长途奔袭，企图一举抓获所有这些“叛国犯”。
英军的马蹄声惊醒了附近的民兵军官杰克·居埃。他判断出这支英军的动向，飞身上马，抄小路连夜去报警，比英军仅仅早了十分钟赶到杰弗逊在查洛特维尔附近蒙塔切罗的家。杰弗逊匆忙出逃，但一些议员被英国人抓获。
当英军来到杰弗逊的庄园豪宅时，杰弗逊的黑人家庭奴隶自发聚集在门口保护主人的房产，阻止英国士兵进去掳掠；但在附近杰弗逊的烟草种植园里，十多个黑人奴隶却视英军为“解放者”，跟着他们走了。
欲对北美独立运动釜底抽薪，英国人宣布黑奴只要脱离参与“叛乱”的主人跑到英国人一边就获得自由，康瓦利斯的大军后面跟着数千逃离主人的黑奴，甚至被拖累了行程。独立战争结束后，英国人履行承诺，用船带走了大约一万名逃奔他们的黑奴，将他们安置在加拿大、英属西印度和英国本土，把一小部分送回非洲。美国南部的奴隶主后来一直喋喋不休，要英国人赔偿他们的这一笔“动产”。
一百年后，1963年，黑人运动领袖马尔科姆·艾克斯(Malcolm X)在一次演说中提出两种黑奴(negro)的区分：一种是“家奴”（house negro），另一种是“田奴”（field negro）。前者干的是家务，穿的是主人穿旧的衣物，吃的是主人剩下的食物，住在主人家的地下室或阁楼，和主人挨得近。他们认同主人，视这个家为自己的家，急主人所急，想主人所想。主人病了他们会忧愁地说“我们”病了；主人家的房子着火了，他们会着急地说“我们的房子”着火了。“田奴”是在种植园里干粗活的，他们和家奴完全不一样，他们从不把主人的家看成自己的家，他们巴不得生病的主人明天就死掉，他们会给主人着火的房子火上浇油。英国人来了，他们会抛弃一切跟着走。
北美革命者称自己为“爱国者”，显然这三个字完全不在田奴的观念世界中。他们在这个“国”中是奴隶，他们没有权利，所以也没有义务更没有责任去“爱”它。而那些家奴则不同，至少他们相信主人对他们有“恩”，他们要对主人尽“忠”。他们不一定有“国”，但却有“家”的概念。英国人来了，他们不但不会趁火打劫，甚至连到手的自由都不敢要。艾克斯举例说《汤姆叔叔的小屋》里的那个温顺善良的黑人大叔就是这类让白人奴隶主放心的“家奴”的典范。
艾克斯可能不知道杰弗逊庄园的那一幕，不然那个事例更适合他的两种奴隶的分类。艾克斯是黑人运动的激进派，对自己族群的劣根性深恶痛绝，所以会把很多同胞说成“家奴”。其实很多黑奴对主人的态度不像艾克斯形容的那么简单或两极分化。田奴虽然活重，但毕竟不是整天在主人眼皮底下，他们还有自己的 “业余时间”；而家奴则是全天候二十四小时等待主人的差遣，主人心情不好首先把他们当出气筒。所以“家奴”中会有叛逆的，“田奴”中也有视主如父的（例如杰弗逊的多数田奴就没有跟着英国人跑）。很多人兼有两种“奴性”，并不是非此即彼的。
杰弗逊和女奴赛丽
杰弗逊和赛丽剧照
杰弗逊一辈子都离不开黑奴。他幼年的第一个记忆是黑奴把襁褓中的自己从马背上抱下来。他病榻上临终一句话是让身边的黑奴把枕头调整一下。他一生前后有过六百多个奴隶，除了从自己父亲那里继承的，也包括他结婚后从丈人家得到的。他的丈人是弗吉尼亚最大的奴隶主。杰弗逊婚后不久，丈人意外去世，正好有一船他订购的黑奴抵达，杰弗逊只好都买下，结果自己成了弗吉尼亚最大的奴隶主。黑奴在杰弗逊庄园里种植弗吉尼亚的主要经济作物烟草，加上杰弗逊自己试验的小麦和各种蔬菜瓜果，据说有三百多种。此外庄园里还有做钉子和修理工具的工场，由手脚灵巧的黑奴打理。1769年一个奴隶(黑白混血)逃离庄园，杰弗逊在地方报纸刊登追捕他的告示中列明其人的特殊技艺是鞋匠，兼做木工，说他可能正以此谋生，还说他是左撇子，好酒，干活时喜欢打趣，常说粗话。
今天很多历史学家和一般公众都相信杰弗逊和奴隶的关系还远不只是接受劳作和伺候。美国独立后，1784年，他取代年迈的富兰克林出使法国，成为共和国唯一重要的对外使节。杰弗逊的太太玛莎两年前去世了，所以杰弗逊到法国安定下来后，把两个未成年女儿接到法国和自己在一起，同时也让她们见世面受教育。和她们同行的还有一个叫塞丽·海明斯的奴隶少女，是女儿们的保姆，虽然她只有十四岁。同在巴黎的还有塞丽的哥哥，也是奴隶，他是替杰弗逊做法国菜的厨师。杰弗逊在法国一直待到1789年美国第一届联邦政府成立，华盛顿总统任命他为国务卿。
赛丽原来是杰弗逊丈人的奴隶，后来成了杰弗逊的奴隶。她肤色很淡（这是现今唯一能够确认的她的外表），因为她的祖父和父亲都不是黑人。她母亲是奴隶，父亲就是杰弗逊的丈人威勒斯（是个鳏夫）。所以，她是杰弗逊太太的同父异母妹妹（比杰弗逊太太小二十岁 ）、杰弗逊的小姨子，也是她伺候的那个小姑娘的姨妈。但在奴隶制下，奴隶母亲生下的孩子就是奴隶，如果父亲是白人，就算他承认，但如果不签署释奴的法令文件，小孩就是奴隶。虽然赛丽和杰弗逊太太同父异母，但她用母亲的姓氏。美国的奴隶制庄园中当时这样的混血奴隶难以计数，这也是奴隶劳动力增加的一个来源。
1802年，杰弗逊当上美国总统不久，弗吉尼亚一家报纸刊登了一篇文章，说杰弗逊自担任驻法国使节以来一直和这个叫赛丽·海明斯的女奴保持性关系，有过好几个孩子。文章作者叫凯伦德，过去和杰弗逊同为弗吉尼亚的律师，不但是他的政治盟友，而且一度是他的枪手，替他写过一些和联邦党人论战的文章，后来据说是杰弗逊当选总统后没有满足他入阁的期待所以两人反目。尽管杰弗逊和女奴有私情这件事在弗吉尼亚政界圈子里私下传言很久了，但由杰弗逊昔日的好友在报刊上公开谈论还是第一次，开创了民主制度下政治家的私德成为政争工具的先例。
DNA检测把谣言变为了遥遥领先的预言吗？
从小道消息到报刊文章，杰弗逊对外界传得沸沸扬扬的这段关系没有任何澄清和表态，临死也不予置评。赛丽本人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录，但她1835年去世后，她的子女对外人说他们的母亲告诉他们，杰弗逊是他们的生父。他们的说法和凯伦德说的差不多，也是说这段关系始于杰弗逊在巴黎时期，一直维持到杰弗逊去世。赛丽后人的叙述是今天有关这段情史的几乎唯一有细节的记录，当然很多人因叙述者的立场而怀疑其可信度。杰弗逊和玛莎的后人（杰弗逊和玛莎有过六个孩子，多半夭折，活下来的只有两个女儿）坚持说这段关系是谣传，理由是那不符合先人的高尚道德，在当时庄园生活的现实下要保持秘密也不可能。他们怀疑和赛丽生下孩子的那个白人很可能是当时偶尔出入杰弗逊庄园的他的兄弟和或侄儿。
但这些解释在以下事实面前显得有些单薄。由杰弗逊过目甚至可能就是他本人记录的庄园女奴的生育史中，只有赛丽的孩子的父亲没有姓名。尽管杰弗逊频繁出门，但凡是赛丽怀孕（赛丽一共生下六个子女，全都是混血儿，两个夭折 ）的那段时间他都在庄园。杰弗逊活着时，在他手上得到自由（或者是由他释放或者是逃跑后他没有像其他逃奴的主人那样去追捕，这使得人们猜测是得到他的默许)的为数寥寥的几个奴隶全都出自赛丽家庭(她的兄弟或者子女）。赛丽本人在杰弗逊去世后由他的女儿释放，这样做让人怀疑是否是为了实现他父亲的遗嘱。赛丽那个当厨师的哥哥在杰弗逊1789年回美国担任国务卿后不久即获释，旋即又去了法国，这也让人怀疑是特殊安排：法国本土不承认奴隶制（英法当时的奴隶制都在殖民地实行），凡是随同主人进入法国的奴隶的身份在法国期间不被法律认可；主人如果回国，奴隶有权向法国的法庭提出留在法国。根据塞丽后人的说法，当初离开法国回美国时，赛丽的哥哥已经发现妹妹和杰弗逊的私情，由于杰弗逊的身份，这个关系不能公开，双方约定: 杰弗逊答应自己永不再娶，会一直和赛丽保持关系，遗嘱中给她自由；同时他答应如果赛丽的哥哥保守秘密，他一回美国就会给他自由并帮助他立业。既然如此，为什么杰弗逊不给赛丽自由？因为弗吉尼亚的法律规定，被主人释放的奴隶必须离开本州（可能是为了限制开明奴隶主主动释奴后，主奴继续在一起但改为雇佣关系），那显然是杰弗逊和赛丽都不愿意的。
1998年，Y染色体检验被遗传学界接受为确定男性父系血缘的科学手段，它为这段延续了近两百年的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传言提供了有利于赛丽后人的证据。因为杰弗逊和玛莎只有女儿，遗传学家只能对比赛丽的男性后裔和杰弗逊侄子的男性后裔的染色体，得出的结论是塞丽小儿子的男性先人确实来自杰弗逊家族。检验报告刊登在权威的《自然》杂志上。报告对杰弗逊究竟是不是赛丽孩子的父亲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模棱两可的，因为当时在整个弗吉尼亚的杰弗逊家族中男性成员有二十五人，他们都携带这个染色体，但是它又说“最简单（意为最可能）的答案”是，杰弗逊就是那个父亲。这个所谓“最简单”的答案就是当DNA指出明确的范围之后，科学无法进一步确认的那部分真相，可以由社会生活的一般常识来推断，只要不是在法医学的意义上做当事人是否有罪的结论。尽管报告的倾向性很明确，但它的标题“杰弗逊是那个奴隶最后一个孩子的父亲”还是引起了争议，因为它给人的印象是染色体对比确认了杰弗逊(特指托玛斯·杰弗逊而非那个家族的其他杰弗逊)和赛丽的关系。《自然》杂志后来就这个标题党事件致歉。
染色体检验报告一出来，负责杰弗逊故居博物馆的杰弗逊基金会就召集了一个专门委员会，在2000年发表报告，承认绝大多数证据都显示杰弗逊是赛丽子女的父亲。但一个叫杰弗逊传统协会的组织也很快发表了一个报告，拒绝这个结论，认为杰弗逊的弟弟兰道尔夫最有可能是那些孩子的父亲，不过这个结论不但同样没有染色体的最终排他性证据，而且缺乏生活常识的支持。
国父的道德污点？
自DNA结果出来后，美国起码有五、六十个不同姓氏的人出来说他们是杰弗逊的后代，其中包括赛丽的女儿的后人。他们来到弗吉尼亚州蒙塔切罗杰弗逊的故居欢聚一堂，和杰弗逊及玛莎女儿的后代也正式相认。这些人多数很早就从长辈那里听说自己家族和杰弗逊的关系，但一直将信将疑，也有人因为公开宣称自己是杰弗逊的后人而遭到嘲笑。现在他们都认为DNA检测为自己验明正身了。
杰弗逊和赛丽的故事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受到史学界、媒体和影视界的重视。可以说多数美国历史学家倾向于认为那是真的，而且认为它不但是奴隶制历史的一部分，也是性别关系史的一部分，学术“卖点”很好。一些美国大学历史教科书都肯定了这个关系，高中课程上讲到奴隶制时有些教师也会提到，这是比学术界的承认更广泛和权威的接受。在杰弗逊问题上最有可能偏袒这位伟人的杰弗逊基金会和博物馆也从很肯定的角度把这段不能百分之百确定的关系当作杰弗逊历史的一部分。
在美国公共历史的讨论中，这段有争议的情史是从宁信其有的角度被处理甚至普及的，说明社会舆论和心理总是偏向于用社会生活的一般常识来判断真伪，也符合美国政治史上屡见不鲜的有关名人的绯闻常常总是被证实的惯例。今天仅仅在YouTube上搜索这个话题就可以得到很多图像资料，除了纪录片，好莱坞出了好几个影视作品，男演员都是明星。这些影视作品对赛丽的形象、人品、气质和个性做了各有特色的发挥，尽管就文字记载而言，赛丽其人根本没有像样的记录。她就像一个普通的奴隶，在庄园的花名册上有一个名字，有存在的时间和劳动分配，所以我们知道她一直是杰弗逊女儿的保姆，也做缝缝补补的女佣杂事。不过好莱坞需要的可能正是这种原始资料的阙如，无中生有才能提供最充分的想象空间。
围绕杰弗逊和赛丽情史真伪的争议具有很强的政治意义，一向是美国保守派和自由派在国家历史叙述上明争暗斗的一个战场。保守派认为在科学上无法排除家族其他成员的情况下认定杰弗逊是这些孩子的生父，这本身就是一种对国父不负责任的态度，是自由派和一些群体对国家历史的抹黑；其次，即使事实真如他们认定的那样，也没有必要大肆炒作，以致削弱公众心中对杰弗逊真正的历史贡献的承认和大众对整个国父一代的尊敬。
实际上，如果杰弗逊和赛丽的情史为真，尤其是按照赛丽后人的叙述，这反而说明在一个奴隶主对女奴具有绝对支配权的时代，对赛丽没有始乱终弃的杰弗逊是一个相对来说最不坏的奴隶主。他无法给赛丽一个正式的名份，但却信守诺言，甚至可以说是从一而终。杰弗逊对庄园内的奴隶也可以算是仁慈的。他的女儿在法国时面对法国人的“《独立宣言》之父怎么会是奴隶主？”的困惑时理直气壮地说“我们的父亲是整个弗吉尼亚州最好的奴隶主。”他庄园里绝大多数奴隶在英国军队打进来时的表现也说明了这一点。在对待奴隶问题上，杰弗逊唯一不如有些奴隶主（例如华盛顿）之处是除了赛丽的哥哥和子女，他没有释放过其他的奴隶。历史学家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杰弗逊虽然家业不小，但他不善理财，经常出门旅行，庄园一直处于负债状态，承担不起释放奴隶的代价,只有出卖奴隶来维持收支平衡的记录。他去世后不久，他的女儿就不得不将庄园出售来还债。
《独立宣言》原稿对奴隶制的谴责
作为不但是美国而且是整个西方世界重要的政治家和思想家，杰弗逊对奴隶制和黑人问题的态度及其影响给今人留下了极为丰富的应该去了解和思考的内容，在这个意义上，美国保守派对社会兴趣和公共话语过于关注杰弗逊和赛丽的所谓情史的批评和警告值得认真和严肃地对待。
美国国父中最核心的成员多半来自南方各殖民地，他们无一例外都是奴隶主。他们出身于那个环境，从父辈那里继承了作为家产的奴隶，有的通过婚姻增加了奴隶的数量。杰弗逊是这样，华盛顿更是如此。如果不是奴隶主，他们就不可能成为南方殖民地的精英，也就不可能成为独立运动的领导人并创造历史。奴隶制建立了他们的社会地位，提供了他们的财力，保障了他们的时间，使得他们能够投身公共活动，但也将他们置于无法摆脱的政治和道德困境。我们今天评价他们的历史地位，是在承认他们无法选择自己所处的那个历史环境的前提下，看他们为改变这个历史环境、为解决奴隶制问题做出了什么样的努力，留下了怎样的历史教训。
身为《独立宣言》的起草人和奴隶主，杰弗逊一生都对奴隶制有深刻的罪感，是他把奴隶制带入和建国有关的政治问题的讨论，把它和美国立国原则的冲突明确而尖锐地提了出来，这是他的历史贡献。“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 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世人熟知的杰弗逊在《独立宣言》开篇的这一段话，当初宣言起草小组另外两个成员富兰克林和亚当斯第一次读后在惊诧之余赞美不已，因为它把北美殖民地要求独立的政治诉求提升到了普世人权的高度,从而确立了美国革命的世界历史地位（“不言而喻”是富兰克林的修改，杰弗逊的原文是“神圣和不可否认”，富兰克林认为修饰过度，他的修改不但语气更平实，而且意义上还有递进）。在一个存在着大量奴隶的国家，立国大纲的这段话隐含着对奴隶制的否定，可以被废奴派拿来作为现成的最权威的口号。废奴运动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
杰弗逊在《独立宣言》草案另外一段话中提出了奴隶贸易问题。杰弗逊列举了英国国王的斑斑劣迹，其中之一是为了获利而发起“海盗战争”，用暴力侵犯了那些“遥远的从未冒犯过他的人们的生命和自由权，将他们捕获并将他们运到世界的另一端作为奴隶，并导致他们很多人在凄惨的状况下死于途中。” 在北美，英王又竭力阻挠任何有关中止和限制奴隶贸易的法律措施。杰弗逊接着说，“现在他又用允诺给他们被自己剥夺的自由来煽动这些人拿起武器反对我们”（指英国鼓动奴隶起来反对“爱国者”主人的政策），从而危害到北美人民的生命权，犯下了双重罪行。
这段话充分体现了杰弗逊的苦衷，表现了他在奴隶制问题上的历史进步性和局限性。为了强调北美革命的合法性，他提出了奴隶贸易问题，把这个恶行归结到英国国王身上，同时他完全回避了北美奴隶主自己在奴隶制问题上更大的政治和道义责任：他们不但参与了奴隶贸易而且在北美建立了奴隶制。但是，如果他把北美奴隶主也明确包括在内，那这个宣言的草案是不可能被南方奴隶主的代表接受的。
面对这样一个难题，杰弗逊本来可以不提奴隶制。即使不提，北美脱离英国独立的理由也已经很充分了，而且也没有人期待奴隶制问题出现在这个历史性文件中，正像没人想到他会提出普世人权这个概念一样。但杰弗逊做了一个折衷的选择：提出这个问题，但把对奴隶制的谴责限制在英国国王身上，而且为了不过分刺激南方各殖民地，他用词含混，只提“奴隶制”，既没有提“非洲”也没有提“黑人”。对于提出奴隶制问题，参与初审的亚当斯完全赞成，但富兰克林认为南方各殖民地代表在审读时肯定不会通过。代表马萨诸塞殖民地的亚当斯从未有过奴隶，是国父中坚定的废奴派，而富兰克林曾经有过个别奴隶作为仆人，但此时他不但名下已经没有奴隶而且转向支持废奴。对富兰克林的质疑，杰弗逊的回答是：奴隶制是一个罪恶的制度，这个问题必须提出来，但他并没有任何解决的方案。
《独立宣言》激励了废奴运动
当《独立宣言》的草案交由大陆会议的代表讨论时，南方卡罗来纳和乔治亚殖民地代表果然坚决反对有关奴隶制的内容。他们对让奴隶制问题在立国大纲中在道义上受谴责的后果非常清楚，并没有被杰弗逊仅仅针对英王的指控所迷惑。当北方殖民地代表、尤其是亚当斯等人力主保留这段文字时，南方代表威胁退出反英独立联盟。决定北美前途的那次会议上争议最激烈的两个问题，一个是要不要和英国完全决裂，另一个就是要不要在《独立宣言》提到奴隶制，它们实际上是相互关联的。最终的决定是以北方在奴隶制问题上妥协为前提，南北殖民地组成联盟宣告独立。杰弗逊草案中有关文字在审读时全部被删掉，但指责英王“在我们中间煽动内乱”的几个字却在修改后被保留。在谴责奴隶制的内容空缺的语境下，这句话反而置投奔英军获得自由的黑奴于不义（当然它也剑指殖民地的保皇党），这大概是杰弗逊始料不及的。
出于对独立建国这个当时更重要的政治大局的服从，杰弗逊在《独立宣言》草案中对奴隶制的谴责最终没有列入正文。如果承认这是一个可以预料的结局，那么杰弗逊的贡献就是身为奴隶主和南方殖民地代表，他在一个本来只是为独立而起草的政治文件中不但提出普世人权的概念，而且谴责了奴隶制度，走在了时代的前面，站在了历史正确的一边。今天一般读者只看到《独立宣言》的正文中没有对奴隶制的谴责，并不知道草案中的相关内容，也不清楚围绕这段文字的讨论和冲突的重要意义：它使得奴隶制问题在美国建国之初就深入各州政治家的意识，成为南方头上的德摩克利斯之剑，从而在国家政治的最高层开启了长达八十多年的废奴和蓄奴之争。《独立宣言》正文中关于奴隶制问题的沉默应该从这个角度来聆听，杰弗逊的贡献也应该从这个角度来评价。
在实际的历史发展中，杰弗逊在《独立宣言》开篇人人生而平等这段话以及关于奴隶制的那段文字在大陆会议上引起的争议，激发了北方（新英格兰）各州和中部各州（纽约、宾夕法尼亚和新泽西）对奴隶制的讨论。新教各派虔诚的教徒中原来就有对奴隶制的反对势力，现在和独立斗争中的人权观念相结合，这股势力形成了对奴隶制的强大道义压力，导致了这些州在独立战争前后通过法律，或是强行废除奴隶制或是鼓励奴隶主主动释放奴隶，甚至有奴隶前往地方法院根据《独立宣言》和有关地方法律要求人身自由。尽管独立前南北方在经济上就分别形成了奴隶制经济和小农/工商经济，但独立后，到了世纪之交，北方和中部各州奴隶制先后被废除，美国从此形成了法律上的自由和蓄奴一国两制的局面，南北围绕奴隶制的存废展开了半个多世纪的争斗，并最终为此付出了内战的惨重代价。在此意义上，把整个“美国”和奴隶制划等号是不公正的。这个历史的演进，和杰弗逊起草《独立宣言》所引发的争论是分不开的。
废奴以后怎么办？— 杰弗逊的殖民方案
1783年，法国知识界一些人出于对新生的美国的浓厚兴趣，邀请美国各州总督就自己州的情况做一些介绍。大多数总督都没有把这个要求当回事，但非常亲法的杰弗逊郑重其事地写了一本《有关弗吉尼亚州情的说明》（Notes on the State of Virginia）的小册子，先在法国知识分子里流传，1787年在英国出版。它是杰弗逊继《独立宣言》之后最重要的出版物之一，篇幅也很长，但一般读者却很少知道。在这本小册子里，杰弗逊对奴隶制这个弗吉尼亚的基本州情作了全面的辩护，为此提出了一系列种族主义的概念和根本解决美国黑白种族矛盾的方案，这在美国种族关系的历史上是具有开创性意义的，由此说杰弗逊是美国第一个种族主义理论家也不为过。
当杰弗逊写作这本小册子时，美国北部各州已经废奴，中部各州或是已经废奴或是准备废奴，南部各州蓄奴。杰弗逊告诉法国人，弗吉尼亚州议会正在起草一个废奴法案。但事实上，这样的法案从来没有在弗吉尼亚议会被提出过。杰弗逊是把一个充其量是某些人正在议论的东西，当作已经在运作的议程告诉法国人，目的可能是向法国人显示他代表的州也开始了废奴的进程，虽然有误导嫌疑，但说明他并没有从起草《独立宣言》时的道义立场后退。但更重要的是，杰弗逊以这个空中楼阁的法案为由，提出如何为奴隶制善后，把《独立宣言》的道义呼吁放在了技术操作的层面来讨论，有点类似鲁迅“娜拉走后怎样？”的提问。
杰弗逊的善后方案是殖民：将来弗吉尼亚议会通过废奴法案时，同时还应该通过另一个法案，规定黑人的孩子到一定年纪后，白人国家必须承担对他们的教养义务，将他们置于公共权力的监护之下，保证他们受到充分的教育和训练，学会谋生技能和自我管理，然后向他们提供所有必须的物质条件，例如工具、武器、家具、配对的牲畜和家禽以及农作物的种子，再把他们安置到美国以外的地方，帮助他们建立自己的黑人国家，宣布它们处于美国的保护之下直到它们能完全独立。
杰弗逊又说，实行黑人殖民方案的同时，国家也必须训练和组织一批白人，数量和这些黑人相同，也把他们送到海外去单独建国。对于这个白人也殖民的方案，杰弗逊没有解释理由，但从上下文来看，明显是他要给欧洲人以美国处事公平的印象：有多少黑人被礼送出境，相应地就有多少白人也离乡背井，两个群体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同时在海外建国，国家一视同仁。
如果杰弗逊的方案能够实现，那么以颁布黑奴自由法令划界，此后出生的黑人离开美国（包括那些混血但被划为黑人的，想来赛丽的子女也包括在内）。经过一、两代人的时间美国就不再有黑人了。但是，黑人是被欧洲白人贩卖到美洲来的，又被美洲白人作为奴隶使用的，为什么他们作为奴隶可以在美国生存，作为自由人反而必须离开呢？这是我们今天会想到的问题。而在当时，杰弗逊说你们法国人一定会问：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代价去实现这个反向的殖民方案呢，让黑人留在美国不是很省事吗？
杰弗逊自问自答：关键就是黑人是比白人低劣的种族。奴隶制是不义的，但只有它才能保证黑白共处。离开了奴隶制，在黑白平等的情况下将出现三个大麻烦：黑人无法和白人竞争；白人对黑人的歧视和黑人过去受奴役的怨恨会引发种族暴力，甚至会使得其中一个种族灭绝；黑人和白人之间可能的性关系会产生白人种族被污染的危险（对比之下，殖民地时期的南美承认各种混血后代的独立的身份地位，但同一时期北美的黑白混血都被划入黑人，就是为了防止出现南美那样的种族混合社会）。所以杰弗逊对“废奴以后怎么办”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两个种族必须分开立国。
杰弗逊的种族主义理论
在今天，杰弗逊的黑人比白人低劣这个观点，即使是为他辩护的人也坦承是种族主义的。他们会说：“Yes, he was ALSO a racist。”虽然他们很可能会接着说，在那个时代所有白人都是种族主义者，所以杰弗逊不过是并不例外罢了。但杰弗逊的问题并不在于“他也是”一个随大流的种族主义者，而在于他比较全面地描绘了黑人的所谓种族低劣性，把黑人从一般人类的概念中单列出来，表现出对种族问题非常深入的思考，在相当一些方面开启了种族主义理论的先河。
杰弗逊首先从肤色、毛发、体味、排汗功能、腺体构造甚至呼吸和肺功能等生理特征入手，把黑人描绘成一个和白人在外形、美感、社会接受性和在不同气候条件下的生存能力方面优劣立判的种族。他以白人的肤色和体格特征为美（深谙欧洲古典文明的美国国父多半接受古希腊雕像中表现的美学观），说即使黑人男子也偏爱白人女子而非他们自己种族的女性。他对黑人的肤色和其整个生理和社会性特征之间的联系做了猜测。其次，他在感性、知性和行为的层次上突出了黑人的所谓动物性，强调他们的麻木、迟钝和颟顸。他举睡眠为例。一方面，黑人对睡眠的需求似乎比白人要少，例如当一天的辛苦劳作结束后，只要向他们提供一点浅薄的娱乐，他们就兴奋到深夜还没有睡意，尽管他们都知道第二天一早就要起身。另一方面，只要他们的身体处于静止状态，他们就很容易进入休眠而非思考。这些都是动物的特征。他们和白人一样勇敢，甚至更能冒险，但那可能是他们不具备预知危险的人类本能，而一遇到危险又很快放弃或屈服。他们的行为更多源于感官而非大脑或心灵。他们的两性关系完全由欲望冲动支配。
总的来说，杰弗逊断言黑人缺乏理性思维、抽象分析、想象力、反省、深思和细腻微妙的情感。但他说黑人对音乐节奏的敏感优越于白人，黑人的记忆力和白人一样强，尽管他们对悲惨事件的记忆非常短暂，容易被转移和淡化。在黑人的社会性方面，他认为黑人有忠诚感和道德感。很多白人说黑人有偷窃癖，他说那完全是因为财产法是为了白人制定的，黑人连人身自由都被剥夺，所以不可能培养也没有义务去遵守相应的道德概念。
杰弗逊从历史学的角度论证了他的观点。他承认黑人的有些所谓低劣性的现象是他们被奴役的境遇造成的，他们在非洲可能并非如此，但认为奴隶制并非最根本的原因。他断言北美奴隶的境遇要好过古希腊和罗马的奴隶，但希腊和罗马的奴隶中出现了很多杰出的人才。北美奴隶人口的数量巨大，如果黑人确实具备和白人平等的心智和思考能力，这样一个人口基数完全能够突破奴隶制的束缚，产生一些能够和希腊罗马奴隶制下那些人才相媲美的黑人才俊。很多黑人其实有多种途径接触西方文化，尤其是那些在开明的主人家受过教育、自己也很努力的黑人，但这些人表现出的心智能力仍然难以让人恭维。杰弗逊那个时代有一些自学成才的奴隶或前奴隶在英国发表或出版了文学作品（这在北美殖民地是不可能的），但杰弗逊说“悲惨境遇往往是诗歌中最能打动人心的词句之源。上帝知道，黑人遭受了足够的苦难，但他们没有产生诗歌。”一个从非洲被贩卖来名叫菲丽丝·惠特莱的女奴1773年在伦敦用英文出版了诗集，成为黑人文化史上的重要事件。对于这样一个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黑人女诗人，杰弗逊缺乏基本的同情，说她的作品不值一评（“below the dignity of criticism”）。
在一定程度上，杰弗逊这一套种族主义观点和新兴的美利坚民族主义意识有关。杰弗逊这个小册子首先是写给欧洲人看的。出于民族主义自尊，也是官方身份使然，杰弗逊必须为他的国家“护短”，为其阴暗面辩护。美国另一个国父本杰明·富兰克林也是如此。富兰克林和奴隶制的关系是只有过个别奴隶作为听差，但作为商人却经营奴隶贸易，收购和囤积奴隶，此外买卖奴隶和追捕逃亡奴隶的告示也是他的《费城纪事报》的广告收入来源。独立战争前当他作为北美殖民地驻英代表时，受到在英国发展起来的废奴主义思潮的影响，在思想上已经逐步转变为废奴派，后来又和宾夕法尼亚州废奴主义的主要推动者贵格教徒建立了联系，不但和奴隶制划清了界限，而且加入了废奴运动。但在被质问为什么北美殖民者一方面向英国人要自由另一方面又奴役黑人的问题时，他也用一些和杰弗逊类似的说法告诉他们奴隶制是不得已的，还说其实很多奴隶主很仁慈。
杰弗逊的矛盾和他的遗产
把起草《独立宣言》前后的杰弗逊和写作《有关弗吉尼亚州情的说明》时的杰弗逊联系起来看，出于普世人性和人道主义，他对奴隶制的否定和谴责没有改变，但他却从黑人的种族生理特征入手，认定黑人各个方面的资质（faculty，指心理素质、智力、思维、创造性等高级的人类神经活动能力）低于白人，发展起了一套种族主义概念，视奴隶制为难以避免和无可奈何的恶，强调了废除奴隶制的困难。如他所说:“这个非常不幸的肤色的差别，加上很可能的资质的不同，构成了给这些人以自由的强大的障碍。”虽然他在“资质”前加了限制词“很可能”，但从前文来看，这不过是一个修辞而已。
他的政治活动反映了这个两面性。一方面，他试图限制奴隶制的扩张。美国独立后，他受邦联国会委托为新获得的西部土地起草法令，他将这些土地划分为九个州，规定它们加入联邦时不得蓄奴。他当选总统后，1808年签署了国会通过的法案，禁止从海外购买奴隶（虽然这个法案是1787年讨论联邦宪法时南北方在奴隶制问题上再一次妥协时就已经做出的安排，规定20年之内海外奴隶贸易问题维持现状，也就是说20年之后再废除）。但另一方面，他没有为废除奴隶制采取或提出任何具体措施。18世纪末19世纪初，海地黑人和混血人种发动反对法国殖民统治的革命，期间一度滥杀白人（包括妇女儿童，美国举国震惊，似乎证明了杰弗逊在《有关弗吉尼亚州情的说明》中黑人一旦获得自由会用暴力发泄在奴隶制下的怨恨的预言。杰弗逊作为总统，拒绝承认这个世界上第一个黑人国家，尽管美国革命中前来支持杰弗逊们的法国志愿军中有数百名海地黑人，海地革命本身也是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影响的产物。
在私下通信中，杰弗逊对于奴隶制的罪感始终没有消减。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上帝在给予我们生命的同时也给了我们自由。当我们漠视这个信念（即上帝给了所有人以自由）的时候，难道一个国家的自由还是有保障的吗？每当我想起上帝是公正的、他的公正是不会永远休眠的时候，我就为我的国家颤抖。奴隶制是专制制度。在命运之书上，没有任何东西比这些人（指奴隶）应该得到自由写得更清楚。要为教育公众制定相关法律。这应该是国家的责任并制定于总的日程中。”
尽管杰弗逊说要为废奴制定日程，为此教育公众，但他的种族主义观点和南北方在奴隶制问题上尖锐的矛盾又使他认为这不是他这一代政治家能够解决的问题。在他离开总统的位置后，遵照华盛顿为退休总统建立的规矩，他不在公开场合评论国家大政方针，尤其是最敏感的奴隶制问题，但私下却对奴隶制问题在整个国家政治中越来越成为一个冲突之源深感不安。他曾形象地比喻过美国国家和奴隶制的关系，用中文的成语来说就是骑虎难下。他预感到美国一国（统一的联邦）两制（北部废奴南部蓄奴）下的内在矛盾总有一天会冲破宪制的规范，这个问题拖得越晚，解决的代价就越大。
从长远来看，杰弗逊在黑人问题上的遗产可以概括为两点：给黑人自由，但黑白分治。前者体现了崇尚自由平等的美国立国原则，后者又为美国南部种族主义制度提供了基本观念。他提出的殖民方案（黑白分治）在1820年代由当时的政治家付诸实施，建立了美国殖民协会，总统门罗担任会长，把一部分自由黑人运回非洲，建立了独立的利比里亚黑人国家。一直到美国内战前，对于北方的废奴主义政治家和很多废奴主义社会活动家来说，殖民方案是解决奴隶制和黑人问题的理想办法。但随着黑奴人口的增加，这个方案究竟有多大的现实可能性越来越成为一个疑问。随后的美国内战，就是在这个问题没有答案的情况下发生的。
美国内战中黑奴得到自由，然后通过第十四和十五条宪法修正案，他们获得美国公民身份和选举权，这样殖民方案就烟消云散了。这是人类社会进步冲破既定思维和观念框架的一个例证，也是林肯那一代政治家的伟大之处。但杰弗逊当年的那个问题—黑人自由以后怎么办？—在社会现实而非法律条文中仍然没有一个完整答案。黑人固然得到了被拒绝了两百年的自由，也得到了原先即使是废奴主义者也没有想到的公民权，可以留在这个国家，但在美国南部他们很快就开始面对种族隔离的制度性现实，北方废奴主义政治并没有发展到种族平等主义和融合主义。在这个意义上，1776年和1783年的两个杰弗逊仍然同时活在美国历史中。
(原载《南方周末》 2016年6月30日，
原标题：杰弗逊与美国的奴隶制)
作者：程映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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