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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梓林。本文于2016年11月21日首发于端传媒。
如果你在一年半前采访一个来自中产家庭的美国人——他可能穿着在东南亚制造的衬衫，不时查看中国制造的iPhone，每天早上都吃一个墨西哥产的牛油果，出行都驾驶由十个国家生产的部件组装而成的日系轿车，偶尔尝试用别国语言跟他的新移民同事打招呼，投资组合里配置了20％的国际股票——他会同意全球自由市场对美国是利大于弊的。但如果在今天你再问他——或者德意志银行的首席研究员——相同的问题，他们很可能对全球化的普遍益处有所保留。
来源：世界银行
在里根-撒切尔时代至今的三十余年间，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一路高歌猛进，全球经济高速增长，国际贸易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日益上升，民主政治和自由市场的联姻日渐牢固，历史被认为走到了尽头。在过去短短的一年半内，历史的轮回似乎又开始转动。英国在反移民和反欧盟情绪的影响下公投决定退出欧盟。在欧盟内部，主张排外主义的右翼政党不仅在数个外围国家成为的主流，也在核心国家中不断扩大影响力。以反自由贸易和孤立主义为核心立场之一的特朗普一举拿下了崇尚自由市场的共和党的总统候选提名，并在大选中惊人地逆转数个往届倾向民主党的“锈带”州，最终成功入主白宫。
全球化的历史也不是一帆风顺，在其推进的阶段并不缺乏反对的力量。十九世纪后半叶，当时的“全球工厂”大英帝国废除了保护本国农产品的《谷物法》，向全球推进自由贸易。而在作为现代自由贸易灯塔的美国和工业最高水准的德国在当年还是新兴工业国。在当时的新兴工业国内部，希望通过自由贸易实现繁荣的自由贸易支持者和主张限制贸易以维护本国新兴产业的保护主义者展开了长期的角力。但当下的反全球化浪潮的吊诡之处在于，浪潮汹涌的反而是主动推进全球化的国家。
许多尝试寻找解释的研究者都找到了如下所示的“大象图”。这幅图清晰地告诉了读者全球化的一个重要问题：在1988-2008年间新一轮全球化快速推进的过程中，全球中等收入群体（A点）是最大的受益者，这里面大多数人来自中国，印度和工业化程度较高的东南亚国家；但全球中高等收入群体（B点）的实际收入增长则远远落后其他群体，几乎陷入停滞，这个群体的四分之三来自发达国家的中低收入家庭，往往从事制造业或中低端服务业；与此同时，全球高收入群体（C点）也是全球化的赢家，他们之中有一半来自美国的前12％收入群体，接受过高等教育，从事着高收入工作，其余顶尖的部分则来自全球富豪阶层。
来源：ChristophLakner and Branko Milanovic (2015)
按照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愿景，自由市场、开放贸易、人口和资本的自由流动理应使得全球资源配置更有效率，带来生产力增长和社会收入提高。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至金融危机前，全球经济的确经历了一波快速增长，全球生产总值增长了五倍，全球贸易量是初值的十倍。但自由市场的果实却并没有均匀地分配给所有参与者。不少分析人士都认为，全球化进程中扩大的收入不平等，是发达国家的中低收入阶层感到愤怒和支持反贸易和反移民的本土主义的根本原因之一。
自由贸易的代价
然而为什么自由贸易没能带来普遍的繁荣？从古典到现代的贸易理论，都认同自由贸易能够提高贸易参与国的整体福利。每个国家出口生产要素相对丰盛的产品，进口生产要素相对稀少的产品，例如美国资本相对丰盛则倾向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而劳动力相对稀缺——即便劳动力绝对数量仍然占优势——则倾向于进口劳动力密集型产品，以最大化其资本丰盛的优势。经济学家考虑到了在短期内被进口替代的产业中的工人会遭受降薪或失业的打击。但当经济重新达到均衡后，廉价的进口消费品，出口产业的生产扩张和收入增长，以及国民收入增长带来的如服务业等非进口产品的需求增长，将会让被替代的工人获得补偿乃至增益。
以这一轮全球化中最具代表性的中美贸易为例，确实有证据支持这个逻辑。根据美国人口调查局（Census Bureau）的统计，2000至2014年间，美国向中国出口的产品加之增长超过600％。在2014年中国已成为美国39个州的前三大出口目的地之一。另根据经济学家RobertLawrence和Lawrence Edwards的估算，直至2008年，中美贸易为美国消费者平均每年节省了250美元的开销。其中收入较低的消费者获益更多，因为生活用品消费占他们的收入比例更高。
但发达国家蓝领的困顿和愤怒很可能表明自由贸易的经济逻辑存在不小的漏洞。劳动经济学家Autor，Dorn和Hanson的一系列研究似乎找出了漏洞的所在，他们的研究也因此在今年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他们通过实证研究着重考察了1990至2007年间中国对美出口的激增对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他们发现受到中国进口冲击都集中在部分制造业，而这些行业又集中在中西部和南部为主的部分地区，如下图所示（颜色越深表示冲击越大）。据研究者统计，若中国进口对每个工人的平均冲击提高1000美元，当地制造业和非制造业的就业人数将会减少0.6％和0.18%，失业率将上升0.22％，劳动参与率将下降0.55%，而受冲击地区的冲击程度大多在3000至30000美元。而且教育程度更低，收入更少的工人受到的冲击更大。
来源：Autor, Dorn and Hanson (2016)，华尔街日报
如果事实按照先前的贸易理论推演，这些制造业工人在受到冲击后应该会转移到其他行业，并能够缓解冲击对他们收入的影响。但研究的另一个发现是，这些制造业集中的地区在冲击后并没有出现显著的人口减少，这意味着许多蓝领工人在失业后没有选择迁离衰落的工业城，这导致的结果则是大量失业蓝领在竞争仅剩的少数其他职位，使得该地区失业率维持在高位，居民收入减少。除此之外，受冲击的蓝领中的大多数都没有接受过完整的高等教育，这大大限制了他们在技术不断进步的经济中的就业机会。这突出了传统贸易理论中缺失的链条——传统贸易理论认为工人在受到冲击后都能在一定时间内转移到别的行业或地区，以实现贸易带来的福利增长。但实证表明转换行业和迁移居所的成本可能比预想的高出不少，现实劳动力市场中的摩擦非常大，甚至有其他研究（Caliendor，Dvorkin and Parro 2015，Galle,Rodriguez-Clare and Yi 2015）指出贸易带来的社会福利增长只有在这个转移完成之后才能完全实现。
几位经济学家在另一个实证研究中发现，在受到冲击更强的地区，选民更倾向在国会选举中选出政治立场更极端的候选人。研究的样本恰逢2010年兴起的茶党运动，所以数据显示选出更激进的共和党候选人的机会还要更大。这些受冲击的蓝领更多的是白人，最高只接受过高中教育，年龄大于50岁，当前收入在贫困线的1.5倍以下。与此同时，他们还被认为是这次大选中特朗普的重要票仓。特朗普最终得以逆转，全靠他在宾夕法尼亚、密歇根、威斯康星、北卡罗来纳未受过大学教育的白人群体中超水平发挥。如果读者对比上图和下图，会发现这几个州都受到了相对严重的中国贸易冲击，可见蓝领工人的困顿确实是为特朗普奠定胜利基础的因素之一。
来源：美联社，华盛顿邮报
但如果具体地考察特朗普支持者的特征，支持特朗普的并不仅仅是中低收入的白人蓝领。大选出口民调初步显示，特朗普的确在低收入人群中获得比往届共和党候选人更多的支持，但总体而言从中等收入人群获得的支持多于民主党。初选的数据则显示，特朗普支持者家庭年收入的中值约为72000美元，显著高于2015年全国家庭年收入中值55775美元，和民主党选民的61000美元。民调机构盖洛普（Gallup）今年发布的研究发现，特朗普的支持者虽然的确更多没受过大学教育且从事蓝领工作的白人，但他们的收入比一般蓝领更高，也更少受到贸易和移民的冲击。可见特朗普支持者认同反自由贸易和反移民政策并不完全是出于自身经济立场，那么还有什么因素驱使了他们？
全球化中的身份焦虑
盖洛普的研究可能为上述的问题提供了重要的见解。研究者发现，特朗普的支持者倾向于居住的社区里，大多数居民是没受过大学教育的白人，居民健康条件较差，向上流动性往往更差，比邻中依赖福利的人往往更多，但他们自身则更有可能是社区里相对高收入的居民。也就是说，特朗普的支持者尽管较少直接受到经济冲击，但所在社区的向上流动性缺乏让他们对自身和家人的未来感到焦虑。另外研究者根据心理学的接触假设推测，跟移民和不同教育程度的人接触更少，可能促使了这个人群形成内向的身份认同，并对接纳移民产生怀疑的态度，即便新近的移民研究都表明移民有助于缓解美国经济面临的长期问题。当然，这也是一种相对充满善意的解读。
叠加在此上的，是他们在政治上的失声。七十年代以来，共和党逐渐完成了吸引中下层白人的社会保守主义和有利于商业利益的经济保守主义的联姻，并用“狗哨政治”维系。民主党在福利与工会政策上节节败退，转而建立起高教育程度的专业阶层，少数族裔和特殊群体组成的联盟，在经济和福利政策上接受里根-撒切尔时代树立的新自由主义，在社会议题上推行进步主义。美国的经济和社会在全球化和技术进步中不断进步，但许多在制造业区域居住的中下层白人却失去了自身经济利益的代表，收入增长陷入停滞，向上流动性随着教育成本的增长和高收入工作对技能要求的提升而不断减弱。对于他们来说，过往一家之主有一份得体的蓝领工作就可以养家餬口和送子女上大学的日子一去不复返，而自身和家人的前途却充满了不确定性。
虽然全球化中的美国人口和文化都变得更多元，进步主义在呼唤更多的包容。但中下层白人的焦虑，怀疑和不满使得他们感到自身的身份群体受到了挑战，在社会的“零和游戏”中占了下风。而城市精英阶层对保守文化持有偏见，多元文化主义演变成了身份政治，都加剧了群体间的矛盾，促使了中下层白人的排外、反精英的反文化身份的形成。这时候主张本土主义，反对全球化，反对“政治正确”，把矛头直指政治建制派的特朗普的出现就成为了他们发声的机会。在竞选期间的报道和调查中可以发现，尽管立场极端的特朗普有不少狂热的支持者，许多支持者只是和他的部分立场有共鸣，而他大多数支持者都希望局外人特朗普能够打破建制，以高风险换取改变。
逆转全球化能够解决困境吗？
大多是不能的。美国和中国与墨西哥的交易额度巨大，大幅提升关税会直接传导至更高的进口价格，消费者和企业都会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再加之单方面提高关税很可能会引起报复性关税，即便美国能够通过贸易战争将工作转移回国内，其代价也需要全体民众和出口优势产业承担。
与此同时，国际贸易和工作外包并不是挤压蓝领阶层的唯一作用，还有生产技术和经济模式的更迭。纽约时报曾详细地报道了一家纺织厂因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迁移回美国的过程。但在回迁至美国后，创造的新职位却远少于以往美国纺织厂或者中国的纺织厂。这是因为自动化技术大大减少了对纺织厂对人力的需求，这也是美国生产的成本得以下降至与中国持平的原因。Autor和Dorn在2013年发表的一份研究指出，从1985至2005年，美国的技术进步虽然没有使得职位的总量减少，但现存的职位不断向技能的两极分化。以重复性工作为主的蓝领和文书工作不断被自动化技术替代，新的职位大多出现在需要人类灵活性的低端服务业，和需要高教育程度和认知能力的高技能职位。这也成为了促使个人收入两极分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间，无论是全球化的推进还是自动化的进步一方面都带来了全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福利的增长。但也造成了日渐严重的分配问题，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停滞，社会流动减缓。笔者认为，两者的一个共同点，是在两者进程中收入分配都日益倾向了资本。全球化和技术进步都为资本提供了优化配置的机会，配置的过程中寄希望于经济产值的绝对增长能够弥补与之共生的分配问题。二战之后——尤其是二十一世纪以来——劳动力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例不断下滑，而硬币的另一面则是资本收入的不断上升。这既有自由市场的经济规律的影响，也是执政者主动选择新自由主义政策的结果。
来源：圣路易斯美联储
反对全球化的势力从来都是跟随着经济周期而动，在经济低迷时常被民粹者祭出。但如果笔者并没有错得离谱，逆全球化的努力往往收益不确定而代价高昂。更何况无论全球化还是日渐浮出水面的自动化的威胁，都是经济发展时共生的分配问题。未来的出路只有创造更多经济增长和实现更公平的分配。当今全球生产率增长缓慢，人口逐渐老龄化，周期性的有效需求仍未完全恢复，货币政策可能已经接近强弩之末。美国既亟需解决方案，而寻找的过程又十分困难。
然而赢得信任中下层白人信任的特朗普给出的经济配方目前只有逆转美国的国际贸易成果和基建投资，而且这都参杂在迎合白人身份焦虑的排外政策之中。如上文所述，逆转全球化不仅经济成本巨大，而且并不一定能把工作带回美国，这无异于饮鸠止渴。基建投资在短期是创造就业机会的良策，也是众多民主党和共和党温和派支持的政策。但共和派保守派的反对也不无道理，因为基建投资的效率和提供的长期增长潜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的投资效率和执行能力，国际经验中也有不少失败的案例。除此之外，政策界关注的许多问题——包括协助工人应对行业结构和技术的变迁，投资科技和教育发展，促进公平分配等等——至今仍然没有出现在特朗普的政策平台。笔者希望利用民粹立场借助白人的焦虑和不满入主白宫的特朗普能够抓紧时间着手解决这些迫切的问题。但他在竞选期间展现出来的对政策的无知和疏于学习的态度，再加之目前特朗普内阁人选和与共和党国会关系的不明朗，笔者目前仍然难以乐观。但至少，这次大选所揭示的问题足以供建制派和知识界反思长久忽视的问题，在不久的将来继续书写自由主义的故事。
（梓林：居于纽约，从事宏观经济研究，本文不代表作者所属机构立场）
[1]指美国从东北边境到中西部的传统工业区，因曾经繁荣而如今逐渐衰退，故称谓“锈带”（Rust Belt）
[2]”大象图“的名字既来自曲线的形状像大象的轮廓，也来自英文俗语”Elephantin the Room“。
[3]中美贸易并不是此期间对美国蓝领工人唯一的冲击。其他的冲击还包括其他新兴工业国的贸易，美国工厂迁移至海外，自动化技术进步。但就冲击力而言，中美贸易无疑是最大的。
[4]理论和实证研究都发现，移民有助于缓解发达国家劳动人口的老龄化。低技能移民会与本国低技能工人竞争，压低低收入阶层的工资，但提供更廉价的产品。高技能移民虽然会和本国高技能工人竞争，但因为高技能劳动力的稀缺性，带来的总体福利也更高。至于移民对国家财政负担的影响则尚无定论。
[5]http://www.nytimes.com/2015/08/03/business/chinese-textile-mills-are-now-hiring-in-places-where-cotton-was-king.html
http://www.nytimes.com/2013/09/20/business/us-textile-factories-return.html?pagewanted=all
[6]可以对比里根参政期间对政策和保守主义掌握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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