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年前的夏天，纽约市长埃德·科赫在市政厅台阶上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了一项震惊全市的禁令：禁止在中城曼哈顿骑行。根据规定，从当年8月起，周一至周五的工作时间，第五大道、麦迪逊大道和公园大道从31街到59街之间将禁止自行车通行。科赫声称，此举是为了应对与自行车相关的行人死亡事件，他特别提到了“任何后脑勺没长眼睛的纽约人的安全”。禁令的目标直指那些在自行车道外骑行、穿梭于车流中以及逆行的骑行者。

骑行者和活动人士迅速做出反应。他们组织起抗议队伍，骑着自行车在街道上形成流动的示威团，故意阻碍交通，以此质疑市长的逻辑。“为什么只关注自行车造成的行人死亡，而不关注汽车造成的骑行者死亡？”这是当时抗议的核心声音。活动家查尔斯·科马诺夫回忆说，抗议者们以每小时约5英里的缓慢速度骑行，让路人能看清他们的面孔和身体，从而传达一种信息：骑行者也是城市的一部分。

禁令引发的法律挑战迅速见效。宣布后不到两个月，法官就裁定该禁令发布程序非法，数月后市政府正式撤销。这场短暂的禁令成为纽约自行车文化史上的标志性事件，也埋下了关于城市空间使用权的长期争议。科赫试图让纽约更整洁、有序，但骑行者们认为，禁令会限制他们体验城市的方式，将街道变成汽车的专属领地。

四十年后，摄影师布莱恩·芬克的新书《Bike Life》以另一种方式回应了这段历史。书中一张照片显示，五名骑行者正在第七大道中央逆行，在车流中玩着抬前轮特技。芬克是纽约的长期骑行者，在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后开始拍摄这些照片。疫情期间，由于人们对公共交通的担忧，纽约的自行车出行量激增。市交通局的数据显示，2020年记录的骑行次数比前一年增加了近两百万次。

芬克在书中捕捉了五个行政区的骑行场景：从西侧高速公路到自由塔，从布朗克斯的空旷小巷到南布鲁克林的沙滩，再到斯塔滕岛的公园。骑行者们在街道、桥梁甚至高速公路上聚集，他们冷静而专注，常常表演着特技。芬克说：“比如有人在百老汇大街上站在自行车上滑行，或者连续几个街区抬前轮，他们就是想要被看见。人们会注意到他们——这在八十年代就像voguing文化一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风格。”

疫情期间，警方似乎对大型团体骑行采取了更宽松的态度。芬克回忆说：“疫情前，纽约警察局会严厉打击大型骑行团体。但在新冠期间，我觉得警察的态度是‘让孩子们玩吧’。”这给了年轻骑行者更多自由空间。芬克描述了一位14岁的女孩，她是骑行团体中的明星，在时代广场中央独自抬前轮，周围是拥挤的游客。“她很酷。很多骑行者都是城市的孩子，街道就是他们的后院。”

当然，高速而鲁莽的特技也伴随着风险。芬克的书中有不少摔车和受伤的场景。一张在联合广场附近拍摄的照片中，一名骑行者摔倒在地，周围是散开的骑行同伴和驻足的行人。芬克说：“这种事经常发生。有一次，一个朋友摔断了锁骨，我们得送他去医院。”但芬克认为，这种冒险正是骑行文化的一部分，它让纽约的街道重新变得不可预测，充满活力。

芬克表示，疫情期间的骑行景象让他想起科赫执政时期那个更粗粝、微移动基础设施不发达的纽约。他的一张照片中，五名青少年站在布朗克斯一条公路中间的草地上，周围绿树环绕，却被公路所困，这仿佛是对城市空间分配的隐喻。科赫的禁令试图通过限制骑行来整顿城市，而芬克的照片则展示了骑行者如何不断挑战骑行空间的极限，提醒人们城市仍有增长和包容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