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出抑郁与活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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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出抑郁与活出意义

这个周末，新泽西一位刘姓初中生的葬礼在当地举行。这是一个优秀的、有爱的、全A的孩子，因为抑郁症而自杀在十月末的一天，她的家人建立了“希望基金会（Hope for Lauren Foundation）”，冀望帮助到那些同样被抑郁症困扰的同龄人。隔不了多久，就会看到一条关于某个大中学生自杀、或者自杀未遂的消息，有的远在天边、有的近在咫尺，但是当黑色的消息突然出现在微信群聊或朋友圈，所有看到的人都会在心里咯噔一下。仅在上个月，还有犹他大学唐姓女留学生在旧金山跳桥、普林斯顿高中的李姓高中生卧轨等多起，每一起都令人泪流满面。比起我们担心抑郁症的孩子，更加值得担心的是人们逐渐疲劳，在舆论变得疲劳之前，我们亟需提出一套有效的因应策略。

据《纽约每日新闻》引述全国疾控中心的问卷统计，大约1/6的高中生都有过自杀的念头，大约1/12甚至尝试过。过去几年，青少年自杀率有明显的增加，这一方面是人们对自杀问题的意识程度提高、导致更多的汇报和传播，另一方面也存在着一个因素就是防止青少年走自杀之路的方法还不够有效。

深知自身文化弊病的华裔提出，家长们给孩子的压力和对其人生选择的控制，以“虎妈”为典型培养出了一方面学业很成功、另一方面内在很创伤的孩子。著名的小提琴手、滑雪健将陈美就是这样，被一个虎妈架上了成功之路，但是因此跟她妈妈十几年不说话。然而不是每个人都能有强大霸气的心理素质，太多孩子都是憋出来不同程度的内伤，湾区80%的孩子都有精神焦虑、一半孩子有不同程度的抑郁。一半的自杀者都有抑郁，而家长们又往往忽视，抑郁症的征兆常常被打发为“叛逆期心理”而被忽视，造成了拖延。

除此之外，家庭动态的失衡、关系紧张、暴力和负能量等因素，也是孩子们产生抑郁自杀念头的重要激发因素。现代社会生活压力大，大人们有自己的问题，直接间接地转嫁到了孩子身上，他们不是天生的大师，思考和处理问题的能力不会比大人更好。

美国媒体调查还揭示，20%的孩子遭受过校园霸凌，随着孩子们越来越多地用手机沟通，社交霸凌的效力也愈加可怕。被羞辱、被排斥、被恐吓，是造成孩子们心理负担的重要原因，日复一日地积累。被霸凌的原因很多，种族、外貌、性向等等都可能成为借口，遭遇霸凌的孩子多数敏感、内向、被动，并且更易于抑郁。

活出抑郁与活出意义

这些都是原因，然而除了这些负面的激发因素，还有一个正面的激发因素，似乎没有被多提及。华裔心理医师Julia Chen协助促成的纪录片《寻找卢克（Finding Luke）》记录了一个叫卢克的优秀生在忽然自杀之后，家人及朋友的探寻追问。卢克是一个各方面都很优秀的孩子，家人对他也很开明，为什么忽然就寻了短见呢？影片揭示，他对于人生存在的目的和意义有极度的好奇，在现实没有给他足够好的答案之后，他期望按照自己的想法继续探寻下去——对于他，自杀或许不是一个终结，而是一个开始，在另一个世界继续探寻的开始。

这部纪录片非常催泪，卢克的父母非常具有自省意识，在悲剧发生后，他们总结道：特别是华裔的家长们，对于孩子的精神状态要有及早的识别而不是忽略、认可而不是否认、寻求治疗而不是无动于衷甚至指责孩子。卢克从小就是一个敏感、爱想问题的孩子，促使他抑郁的既不是家庭暴力，也不是情感创伤，而是他对于人的存在的根本问题没有得到让他满意的回答，这些问题就是：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的人生意义是什么？

几千年来，“我向哪里去”这个问题，不论信仰还是哲学都在试图回答，也是每个人成长过程中必然经历的一个追问，就像每个人都问父母“我从哪里来”那样简单自然。出生与死亡之间的片段，我们就称之为人生，我们希望这个有限的人生是有其意义的。

卢克的问题是：

我的人生意义到底是什么？

卢克的寻找，

不再只是他本人的问题，

而成了所有人的问题。

这一类抑郁，称之为“存在主义抑郁”，它有四个核心关键词：死亡、自由、孤独、无意义。死亡是人生无可避免的终极，也是追问的动力。在存在主义哲学里，“自由”有两种，一种是“免于什么的自由”，比如免于恐惧、免于受伤害受控制，这是“消极自由”，另有一种是“积极自由”，就是“去做什么的自由”。存在主义强调后者，指的是人被毫无选择地带进这个世界，各种混乱、失序，像一大盒杂乱无章的LEGO积木，每个人有创造的自由，同时也是一个不能推卸的责任。但大多数人都是随遇而安地自诩“活在当下”，就像《阿甘正传》的名言，“生活就像是给你一大盒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块是什么”。

心理学家弗洛姆的《逃避自由》指出，自由带给人的首先是焦虑：面对一片迷茫的无助感，在人与人的关系织构建立起来之前的孤独感，以及必需由此带来的对于安全感的丧失，这促使人们逃离自由的责任。这也类似人生成长的青春期阶段，而人生是没有退路的，必须自己着手去成长、去创造自己，一些孩子就开始了从挫折到焦虑、从焦虑到愤怒、从愤怒到无助、从无助到抑郁的逐渐发展的过程，感受到人生的无意义，包括自由本身的无意义。

有研究认为，一些较为天资颖慧的孩子，更容易受到抑郁的困扰，因为他们多才多艺，但一天只有二十四小时，没有足够的时间精力去发展自己潜在的方方面面，甚至在选择上什么课、课外学什么班、选什么专业这些方面，都面临更多的纠结，久而久之一些选择就显得随意，反而限制了他们自己的目标实现。因为他们在一些方面比同龄的孩子想得更多、更深，也就早早地受到曲高和寡的困扰，这种孤独感对于一个青春期的孩子是难以承受的。

毋庸置疑，定期去看心理医师、学会处理情绪压力的技巧，对于青少年极为重要。另一方面，获得在个人成长、意义探寻方面的引导，也具有普遍适用的潜力。卢克的问题是：我的人生意义到底是什么？绝不因为他去世了，这个个人问题就变得无解：卢克的寻找，不再只是他本人的问题，而成了所有人的问题。他的人生意义是什么？我自己的呢？

活出抑郁与活出意义

意义并不是藏在某处等待我们去找寻，不是像一个风尘仆仆的行者奔走在朝圣的路上那么遥远而神秘。意义完全取决于我们自己每时每刻的选择和行动，意义本身就是这种建构的过程，人生也就是这个不断的过程。有一本新书《意义的力量（The Power of Meaning）》指出，我们的当代社会文化过于强调“快乐”，但简单快乐并不是更丰满、更自我实现的人生。就像我们担心孩子们“YOLO”（You Only Live Once）的无所事事，同时也要启发他们树立目标和做事方法，人只活一次，但也因此，该好好地把它活出来。

这本书指出了建构人生意义的四个途径：建立与他人的联结；确立目标及实现的步骤；表达自己跟世界的关系；发现那些深化生活存在的奥秘。抑郁不仅是青少年的问题，而是全社会的问题，2016年全美的自杀率达到30年的最高，有多达4万人选择结束生命。一个人过得快乐与否、成功与否，并不能预测他或她是否更容易抑郁及自杀，但是研究发现，一个人人生意义的缺失感则是明确的相关因素。如果得不到满意的哲学回答，有的人宁愿去死，宁愿通过让自己消失而让世界更美好一些，他们的自杀原本是出于这样一种无私的动机，绝不是自私、逃避的行为。但是试图自杀，这种行为就彻底阻断了自己更多的爱家人、爱世界的机会，而“活”是一个更好的选择。我们应该行动起来，早早地与青少年进行关于意义的讨论，倾听他们、引导他们，让他们以恰当有效的方式发挥自己。

卢克死去了，他的死通过纪录片的追问而启发了千千万万的家庭，促使父母们反思自己的家庭教育问题、学习更多的跟孩子沟通理解的技巧，这都是善，是把爱和智慧带给了千千万万的人。卢克的人生意义，就在这种影像中逐渐展开并且永存，当我们作为观众把思考和行动带进自己的生活，就是对这些早谢的花朵最好的纪念，就是爱的具体发生。

建构人生意义的四个途径：

建立与他人的联结；

确立目标及实现的步骤；

表达自己跟世界的关系；

发现那些深化生活存在的奥秘。

这要求父母自己做好榜样，毕竟心理医生只能偶尔指点迷津，平时的朝朝暮暮都是在父母自己的潜移默化之下。我们对自己的人生有足够的反思和追问吗、普遍经历中年危机的我们有更好的答案和解决方法吗？借着关于意义和抑郁的讨论，对于父母也是一个好的学习过程，跟孩子一起成长，对孩子的好处是多方面的：更好的家庭气氛、更深刻的亲情、更健康的榜样力量。

在纳粹集中营煎熬过的医学博士弗兰克尔的著作《活出意义来（Man’s Search for Meaning）》尤其适合人到中年的家长们阅读参考，他的理论要点是：人要寻求生命意义，这是生命中原始的力量。这个意义是唯一的、独特的，唯有人付诸实践，才能够满足人的意志，“意义治疗”的任务在于协助人找出他生命中的意义。每个人的生命意义都不同，每个阶段的生命意义也不同，必须由此人自己去寻找、去领悟，一旦找到，他就有希望摆脱因生命空虚而产生的神经官能方面的症状，包括失眠、焦虑、饮食失调等等。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一个人被剥夺到只剩自己的身体和心灵，他仍然有自由选择用怎样的态度面对环境，态度的选择，就是唯一的全部的尊严和意义。有过抑郁症的人都知道，抑郁的核心并不是“不快乐”，而是“没有活力”，是缺乏了生命的激情和能量，这正说明了生命意义对于人有多么重要。

创造并不仅仅是人生规划，自我表达也是一个重要内容：把独特的自己表达出来，讲述自己的故事、家庭轶事，或者以文字、绘画、音乐、摄影等等方式表达自己的价值观、人生观和切入世界的角度，每一个这样的讲述，就是一个创造性地阐释的过程，一次次把自己的内在梳理得更加完整、有序。华人孩子的身份认同、家里家外的文化冲突、自己家庭氛围对自己个性的影响，等等，都是值得创造性表达的内容。

加拿大安省大学生联合会的调查问卷揭示，去年65%的学生有过焦虑、46%都受到抑郁的影响、14%有过自杀的念头、2%付诸行动而未遂。在自杀这个山尖下面有着巨大的冰山，该调查研究建议全社会都应该关注整个冰山的存在、从小就培养青少年的能力。首先，政府、学校、学生组织和公益组织都应该有明确的责任；其次，学生在校应该有充分的精神健康服务；第三，中学对于学生就应该加强对于危机处理、情绪健康的教育和沟通。

从意义的角度，那些更多受存在主义抑郁的孩子，则应该有彼此的联结、以及跟恰当的导师的联结，形成一个心灵的社区，将会提供给他们一个有益的精神生态圈。关于成人的教育，包括对于家庭教育方式和目的的探讨，怎样构建一个良性的家庭氛围，怎样帮助孩子寻找和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而不是让孩子实现自己认为必须的人生目标，等等，可见我们能够做的事确实很多。纪伯伦的《先知》曾经写道：孩子借着我们而来，但并不属于我们，孩子是与我们平起平坐的独立生命；协助他们成为自己，是我们的神圣职责，而不是一种可以为所欲为的特权。家长们必须意识到，“培养孩子”这个叫法就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我们真正的使命是“培养出来一个成人”，最重要的事情是成人教育，也就是成“人”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