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 | 西南联大10号教室一代同窗学友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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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理性、包容



引言 :1945年抗战胜利后,中国又迎来了一次留学热潮。一大批满怀理想的年轻学子远赴海外留学。四名西南联合大学的同窗学友携手相伴,在欧美完成了学业并开始工作。难以割舍的爱国情怀,对家乡父老的牵挂与报答之心,让其中二位学友克服重重障碍回到中国,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中。他们奋斗了半个多世纪,为科研和培养人才付出了全部;留在美国的二位学友同样勤勤恳恳地奉献出他们的学识和心血,并培养出优秀的华人第二代,199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获得者朱棣文,就是本文学友的后代。




二战后的留美热潮


受抗日战争的影响,中国的留学教育几乎停止。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中国成为同盟国重要成员,中国和美国的关系日益密切,国民政府开始将战后建设人才的培养提到议程。教育部在1944年春天举行了英美奖学金研究生实习生考试。1946年7月,教育部在南京、上海、重庆、北平等九地分设考点,同时举行公费留学考试。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和平民主新阶段,认同和平建国之道路,并开始考虑战后成立联合政府,暗中选拔并资助了一些地下党员,让他们通过国民党组织的考试后出国留学。


本文主人公,西南联大10号教室的四位同窗好友,就是在这一时期通过公费留学考试获得赴美/英留学机会的。


联大10号教室


西南联合大学是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天津南开大学联合组建而成的。三校一开始是迁至湖南合组为长江临时大学,并于1937年11月17日开始上课。这个日子后来被定为联大校庆。随着日寇的进逼,长沙危急,三校又迁往云南昆明。


四位联大化学/化工学生,朱汝瑾,来自江苏太仓一个学者家庭;何炳林(广东番禺),焦瑞身(河北平山)均是农家子弟;湖南长沙的陆迪利则是一位三民主义者。他们年纪相仿(1940-42年毕业), 并且都留校做过助教,对母校, 联大的南区和他们的10号教室有着深刻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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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区是一个长方形的地区,10号教室把它拦腰切成两块。10号教室正对着化学系办公室,许多课在10号教室讲授……10号大教室并没有把南区均分为两块,东边的一块较大,是助教先生们举行体育活动的地方。买不起排球,我们缝个小布袋,装入沙子,以沙袋代排球。当时化学系参加的人多,有郅如茂、何炳林和我,生物系的积极分子有黄浙、高潜等,昆虫室有姜怀章等。每次比赛都十分热烈。” 这是焦瑞身对当年的亲切回忆。


求学 成家 立业 生子


陆迪利和朱汝瑾在联大做了二年助教后,1942年分别去到英国牛津大学药理系,麻省理工学院化工系学习,1946年均获得博士学位。1946年至1949年,朱任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助理教授,后任布鲁克林工学院副教授。陆则任马里兰大学博士后研修员,后任辛辛那提基督教医院研究所副研究员。何炳林与焦瑞身1947年公费赴美;何于1952年,在印第安那大学获得化学博士后在美国纳尔哥化学公司任高级研究员;焦于1953年在获得威斯康星大学生物化学博士后任美国谷物公司高级研究员。


在出国前除了焦瑞身,其他三人都已成家,而焦瑞身也在美国组成了家庭。四对夫妇(朱汝瑾/李静真,何炳林/陈茹玉,焦瑞身/关颖谦和陆迪利/李仁婉)在这期间都分别育有子女,四个家庭大人和孩子每一二年都会在芝加哥或纽约聚一聚,彼此情谊深浓。


留学生为争取回国呼吁奔走


1953年8月7日,艾森豪威尔总统签署的“难民解救法案”(Refugee Relief Act of 1953)允许至少一部分留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从学生身份转为永久居民。这也是百年留学史上,美国第一次让部分中国留学生(两千) 留在美国工作。这是美国自朝鲜战争爆发后阻止中国留学生回归大陆政策的一部分,尤其对学理、工和医的严加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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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


中国留学生为了将美国扣留他们的事情公开化,直接给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写了两封公开信,要求美国撤销限制中国留学生离境的命令。第一封公开信由梁晓天执笔,于1954年3月份开始起草。1954年8月5日,他们征集了26人签名并把公开信发给总统、48个州的国会议员、群众团体和各大报社。艾森豪威尔在此后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公开承认了美国扣留中国留学生一事。


为了进一步给美国政府施加压力,1954年9月2日,美国中西部的中国留学生给艾森豪威尔总统写了第二封公开信。这封信由西北大学的王祖耆带头起草,何炳林夫妇和焦瑞身夫妇等9人签了名。


1954年11月,中国留学生给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发出了公开信,张兴钤、张斌等30人在信上签名。美国扣留中国留学生的事情进一步公开化。此外,中国留美学生曾向印度驻联合国大使梅农寻求帮助,也向美国朋友寻求帮助。虞俊曾给爱因斯坦写了一封信,希望得到他的帮助,但爱因斯坦在回信中说,他自己已经被怀疑是共产党了,所以不方便替中国留美学生讲话。


1954年8月,第一封致美国总统的公开信引起了美国媒体的注意,其中《波士顿环球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等有影响力的媒体对在公开信上签名的中国留学生进行采访,并对中国留学生因美国政府禁令不能回国做了相当篇幅的报道,张兴钤与师昌绪、林正仙的合影也出现在报纸的醒目位置上,美国政府扣留中国留学生的消息传遍全世界。而中国留美学生这些努力为中国政府后来在日内瓦和美方的谈判上提供了很多证据。


中美日内瓦谈判


1954年6月5日,中国代表团团长王炳南和美国代表团团长约翰逊进行了第一次接触。美国提出中方应该允许被扣留在中国的美国人(包括朝鲜战争中被俘的美国飞行员)从中国自由离境。中国提出美国应该允许被扣留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自由离境。6月10日双方进行第二次谈判,中美双方未就在美被扣留的中国人员数目一事达成共识,中方提出有5000人滞留在美国,但美国人对这一数字不予认可。美方只承认申请回国而不予批准的120人。


后来,美国移民局通过调查得知,120位被扣中国留学生中有57人希望回到中国。美国政府决定给他们发放离境许可证,分批批准,每批10-15人。美国政府表示,会将被批准人员的名单提供给中国政府。


1955年4月4日,美国政府正式宣布撤销禁止中国留学生回国的命令。1955年9月10日,中国方面宣布释放美国12名飞行员。


启程归国


1955年5月的一个周末,陆迪利夫妇飞到芝加哥与何炳林夫妇和焦瑞身夫妇见面,极力反对他们的回国打算。朱汝瑾也同时来电话劝他们再好好想想。据焦瑞身回忆,性格耿直的陆迪利曾力劝他留在美国。


对于何炳林来说,出于对国民党腐败的痛恨,决定回国已是多年的愿望了;赴美留学临行前他的朋友问他何时回来,“等共产党掌了权我就回来”,他说。


出生于河北省平山县一户普通农家的焦瑞身,在初中毕业那一年,家中实在是入不敷出,终于有一天父亲对他说:“咱上不起学了,种地吧。”但从没念过书的父亲又深感自己不识字之苦,思虑再三在开学四十多天以后,还是咬咬牙决定借钱再让学业优秀的他,赶到保定续学。1936年焦瑞身参加高考,在此期间父亲积劳成疾,还没有等到发榜这一天就匆匆离他而去。此时焦瑞身深感报答父恩,报答落后而受尽欺凌屈辱的国家,贡献自己的才智的大好时机不可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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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瑞身在实验室工作


1955年6月从旧金山起锚的“克利夫兰总统号”上有20多位中国留学生,比如童诗白(郑敏)夫妇、匡达人和她六岁的儿子匡正,钱宁、焦瑞身(关颖谦)夫妇、张兴钤、师昌绪、林正仙、杜连耀、周同慧、刘铸晋等。他们从旧金山上船,7月抵达香港。


1955年11月25日,陈能宽、何炳林(陈茹玉)夫妇、李荫远、胡日恒、郑林生乘坐威尔逊总统号回国。


建设美国


陆迪利于1965年到1985年在德克萨斯大学安德森医院肿瘤研究中心药理学、治疗学担任终身教授。1985年后又任乔治·华盛顿大学医学院药理学教授。他是美国临床肿瘤学会、药理学与实验治疗学会、临床研究协会、癌症学会等学术团体会员,曾发表160多篇专业学术论文,是一位著名的肿瘤药理学家。1979年后,他多次来华进行学术交流,1981年受聘为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研究所名誉教授。


中国肿瘤内科的开拓者之一管忠震教授,七十年代末担任中山大学肿瘤医院的副院长。他是这样回忆陆迪利的:“80年代初,一位华人教授陆迪利先生安排我到美国MD Anderson肿瘤中心交流学习,他非常殷切地期望能帮助中国提高肿瘤药物治疗水平。在那两年内,我对美国肿瘤内科如何运行,临床怎么操作以及新药物的研究开发有了不少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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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九十年代,昔日同窗好友几度再次聚首,相谈甚欢。九十年代,焦瑞身长子获得安德森医院肿瘤研究中心助理教授职位后,去DC 看望陆迪利老;两代人相见格外亲切。


朱汝瑾曾在布鲁克林工学院和Virginia Tech做终身教授,在化工建设公司做技术总监,担任过Rockwell International技术顾问,1972年至1993年,担任Technology Beseutes Ins. 董事长,1993年,转任Technology Beseutes Ins.顾问一职。朱汝瑾 1964年被台湾中央研究院选为院士,1975年获得美国化学工程学会的《化学工程学贡献奖》。


书香门第人才辈出


父辈的精神深深影响了后代。 四学友家风严谨, 孩子们也都学业有成,都进了研究生院, 其中陆家, 何家和焦家的长子都成了大学教授, 继承了长辈的事业。 笔者要特别提到的是, 朱家的三个儿子十分优秀。大儿子朱筑文,MD/Ph.D,在斯坦福医学院做生物化学研究。小儿子朱钦文21岁毕业于哈佛法律学院,是一位著名知识产权律师。八十年代焦瑞身曾到加州看望老朋友,朱汝瑾把二儿子介绍给焦时开玩笑地说,你们两个都是 ”lab rats” 。这个儿子就是朱棣文(Steven Chu), 199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2009-2013年美国能源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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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家兄弟三杰,左起为二哥朱棣文、小弟朱钦文、大哥朱筑文


当初一家人在美国生活并不宽裕,妈妈为了照顾幼小的孩子,放弃了工作,朱父身兼数职,赚钱养家。朱棣文小时候成绩并不突出,常常处于哥哥的阴影之下,但父母从未指责过他, 而是给予他很多的理解和鼓励。父亲原本不赞成他选择物理学,但朱棣文却对其情有独钟,并在这个领域奋斗了20年的时间,最终登上巅峰,拿下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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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中国


何炳林回国之后来到他的母校南开大学。他在南开大学有机化学教研室任教两年,便在农药及离子交换树脂的研究方面做出了突出成绩。1958年他建立了高分子教研室,并兼任教研室主任。1959年他被评为天津市劳动模范。9月,周总理到南开大学时视察了他的实验室,与他长谈了半个多小时。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怀与鼓励使他极受鼓舞,在以后的几年里,他不断地取得新的成绩,受到各方面的重视。1964年他被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78年又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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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行政职务之外,他还担任了许多学术职务。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化学部委员、常委,化学部副主任,并先后担任了中国化学会常务理事、高分子化学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编委、《高等学校化学学报》副主编、《高分子科学》副主编、《Reactive Polymers》及《Bio-materials,Artificial Cells,Artificial Orgons》编委、中国生物材料和人工器官协会副理事长等,另外还担任了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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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炳林为促进国际学术交流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努力,且一贯身体力行,亲自赴会世界各地的学术交流活动。1983 年他还负责筹备和组织了在天津召开的第五届血液灌流与人工器官国际学术讨论会,介绍中国离子交换树脂的发展,并宣读了多篇学术论文,受到国内外与会者的好评,得到了各国学者的重视。


1982年以后,何炳林专心致力于研究生的培养。到1992年止,他已为国家培养了94名研究生,其中有18名博士研究生和2名博士后。国防科工委于1989年向何炳林颁发了“献身国防科学技术事业”奖章,表彰他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所做的贡献。


焦瑞身回国以后任职于中国科学院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主持微生物生理生化的研究。当时,国家处于百废待兴的建设时期。他急国家所急,首先选择了“丙酮丁醇连续发酵”这一有着重要经济意义的课题。经过近两年的努力,终于成功地建立了丙酮丁醇连续发酵工艺,并在100吨发酵罐规模得到实现,溶剂产率比原来提高1倍。这一生产工艺在中国一直应用至今。


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抗生素工业发展很快,但维生素工业相当薄弱,维生素B2的发酵效价为每毫升2500单位,不到国外生产水平的一半。1965年,焦瑞身带领研究组的科技人员来到天津的河北制药厂,在生产现场实地研究。他们找到了最佳发酵条件,使中国维生素B2的发酵单位,由每毫升2500单位提高到6000单位以上,最高水平可达到8000单位。不仅摘掉了“落后”的帽子,而且跃居国际先进水平。


他在国际上首次报道了硝酸盐对代谢的多效性效应以及促进力复霉素生物合成的机制。作为理论研究,这项工作达到了比较先进的水平,研究成果受到了国际同行的认同,于1987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由于该理论对力复霉素生产有指导意义,1992年,韩国微生物学会邀请焦瑞身赴韩进行学术交流,并给他颁发了Plaque of Appreciation 荣誉证书。他在1988年于日本东京召开的“第七届国际放线菌生物学术会议”上,提出了“硝酸盐利用调节子”(Nitrate Utilization Regulon)的假说。谷氨酰胺合成酶基因片段和调节片段的分子生物学研究,初步证实了这种调节模式的存在。这些基础性研究,长期来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的支持并被列为国家“八五”规划重点课题。


半个世纪的科学研究生涯中,焦瑞身先后发表了上百余篇论文报告和著作,受到国内国外同行的重视。他曾经是第七、第八两届上海市人大代表。他还曾担任“国家科委生物工程开发中心”顾问、“中国科学院生物技术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微生物学会”理事长等职务。此外,他是《生物工程学报》(中英文版)杂志的主编。他所主编的《生物工程》丛书和《微生物生理代谢实验技术》等书受到有关科技人员以及大专院校学生的欢迎。


1976年“文革”结束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太平洋的彼岸。1979年,作为“文革“后第一批访问中国的美国大学,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学院校长 Irving Shain 带领代表团包括研究生院和工学院院长和著名生物化学家Hector DeLuka等先后访问上海和北京。访问期间, 中科院华东分院与威斯康星大学达成了合作协议。到2007年为止,焦老送出数百名研究生和实验室工作人员去美国各个大学实习,深造,其中很多去了麦迪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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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何炳林,陈茹玉夫妇生前用过的一对家庭办公桌。焦瑞身,关颖谦夫妇生前也有类似的一对办公桌。据他们儿子们的回忆,爸爸和妈妈在家极少问孩子们的功课;除了在“海外归来是特务,监狱出来是叛徒”的年月外,他们的父母吃完晚饭,就像步兵炮火过后上战壕一样,坐在这一对办公桌上看书、读文献直到深夜,几十年如一日。


参考来源:


https://history.state.gov/milestones/1953-1960/china-talks


http://www.tsinghua.org.cn/publish/alumni/4000382/10048677.html


http://blog.sina.cn/dpool/blog/s/blog_15a1fb21c0102wb3w.htm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15a1fb21c0102wb3w.html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C%B1%E6%B1%9D%E7%91%BE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D%95%E7%82%B3%E6%9E%9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4%A6%E7%91%9E%E8%BA%AB


http://www.hgzz.net/baike/10253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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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回舍任

本文首发于“美国华人”公众号(ID: ChineseAmeric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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