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与罚：美国监狱过度关押犯人的罪魁祸首到底是谁？

四月的一天， 我偶然地参加了住所附近一家书店的新书推介会。作家Emily Bazelon要来聊聊她的新书《Charged: The New Movement to Transform American Prosecution and End Mass Incarceration》(暂无中文书名，书名直译《被控告：改变美国起诉制度和终结大规模关押的新运动》，2019年4月出版）。Emily Bazelon在新书推介会提到，“我们通常会认为法官、检察官、辩护律师是三角形结构。法官在上，然后是平等公平的竞争和中立的仲裁。其实事实并非如此。”

我完全没想到一场新书推介会可以如此火爆，参加的有大学的法律系教授、有畅销法制书籍的作者、芝加哥本地律师、参与维权的社工、退休的法官和大学里的学生。这些人在Bazelon的新书推介之后都踊跃地表达了自己对目前司法系统的极度担忧。目睹读书会上作者与读者对于司法现状的热切交流，我大为感动。

《Charged》封面（尚无中文译本）及作者Emily Bazelon。

在新书推介会后，我收获了带有作家签名的新书，很快就手不释卷了。在《Charged》这本书中，Emily Bazelon用两个截然不同的真实案例穿梭交织，情节描述生动逼真，让读者可以切身体会到检察官对于嫌犯命运的决定性作用。同时在各个章节中作者都有的放矢地插入了相关调研结果，引用了大量文献，使整本书既引人入胜，又扎实中肯。不但如此，这本书也回答了我读完《美国监狱：一名记者卧底惩戒生意之旅🔗》一书内心留下的一些问题。是什么关键因素导致了美国犯人关押率第一的现状？为什么过度关押的现状这么难扭转？可以说，这本书真正切中了过度关押问题的命脉，直指美国司法系统的弊端。让我们先从书中的两个真实案例谈起吧。

Kevin（化名）是来自布鲁克林贫困区的一位20岁年轻人。他的一位朋友在脸书上展示一把手枪之后，警察找上了门，而Kevin当时在场。警察进入公寓的那一刻，Kevin下意识地拿起手枪试图藏匿起来，却被警察逮个正着。其实手枪并不属于Kevin，一时冲动之举给他带来了大麻烦。他有可能因持枪重罪被判2-7年。

所幸Kevin遇到了布鲁克林新上任的地方检察官Eric Gonzalez。鉴于Kevin此前全无犯罪记录而且手枪并非在街上被查收，Gonzalez决定给Kevin一次重生的机会。纽约州的青年与会众合作（Youth and Congregations in Partnership, YCP）项目正是为了挽救年轻人免于刑罚而设立的。该项目要求严格：要求参加项目的年轻人夜间不得外出，警察随时家访，随时进行毒品尿检，每周与社工交流。如果一年没有劣迹，那么个人档案中就不会再有犯罪记录。

多次庭审后，Kevin被批准参加YCP项目。此后，Kevin一直珍惜这样的机会，努力地坚持走正路，避免给母亲带来麻烦。经过近两年的不懈坚持，Kevin有了焕然一新的改变。他找到了合适的工作，把更多的时间投入家庭和女友，和母亲一起分担家庭支出。当法官在法庭上宣布他再无犯罪记录时，他为自己的努力而不好意思地低头微笑。

而18岁的Noura Jackson（真实姓名）就没有那么幸运了。2005年某天的早上5点，在外聚会游荡的Noura回家发现自己的单亲母亲在家中被害。在被害现场发现的三种血迹DNA与Noura全然不符、无物证显示Noura弑母的前提下，孟菲斯地区检察官Amy Weirich把Noura定为凶手并不得保释。Noura的一位男友称案发时接到了Noura从家里打来的约见电话，这成为给Noura定罪的关键证词。在庭审中，Amy Weirich当场指着Noura厉声质问：“Noura, 就告诉我们你当时在哪儿!” Noura并未回应。Noura的沉默极大地影响了陪审员的判断。而检察官庭审时擅自质问嫌犯是违反宪法第六条修正案的。庭审后，Noura被判二级谋杀、20年零9个月有期徒刑。

就在庭审结束后的第五天，Amy Weirich的助手Stephen Jones才把Noura男友另一份自相矛盾的口供作为“遗漏证词”提交给法院，该男友的这份证词显示他并未收到Noura从家中打来电话而且当晚一直在吸毒状态中。Amy Weirich凭借这场诉讼的胜利而晋升为地方检察长。而Noura的律师坚信Noura无罪继续提起上诉，并要求对Amy Weirich在法庭上的不当提问和Stephen Jones的迟交证据提起诉讼。

入狱9年以后，Noura的上诉终于被田纳西高等法院接受，案子需要重审。当年5月，新的检察官希望和Noura在庭审前达成认罪协议，把刑期减至11年。在律师和朋友的强烈建议下，渴望出狱开始新生活的Noura只得违心认罪。目前Noura已经出狱，生活逐渐走上正轨。但因入狱11年而耽误医治的子宫内膜异位症可能使她无法生育，她也可能终生都会为自己违心认罪而纠结。

田纳西职业责任委员会建议Amy Weirich和Stephen Jones就自己的失职接受公众谴责。两位检察官却要求接受法院判决，Stephen Jones坚称自己无意中忘记Noura男友的第二份证词，而法院在两天之内宣判Stephen Jones无罪。Amy Weirich的案子也随之被撤回。Amy Weirich和Stephen Jones未因失职受到任何处罚，至今仍在原来职位上履职。

从上面的真实案例我们可以看出检察官的至关重要。而法院充当的常常是依附当地司法部门的角色。检察官决定如何定罪、是否保释、是否达成认罪协议，是关押还是释放嫌犯，是定为有期徒刑还是死刑。他们对嫌犯可以随时举起强制性最低量刑（mandatory minimus）和三击出局法（three-strikes laws）的大锤。比如，Amy Weirich所在的田纳西司法系统1990年起就有着“重锤奖”（Hammer Award）的传统。当检察官在赢得重大案件或嫌犯获重刑后就会由上司在其办公室门口贴上重锤图案以示表彰。所以整个田纳西司法系统形成了“不计代价地赢得案件”的思维定势。工作业绩全靠赢得案件的数量而定，公平正义有时就会被抛在脑后。

各州司法部门目前处于缺乏监管的状态。有些州的检察官可以随意隐匿不利证据而辩方律师不得而知或无暇顾之。即使事后发现有失职行为，检察官往往不会因此受到任何惩罚。法官对检察官的问题往往评价为“没有犯罪，没有错误，只是行为不当。” 即使上诉至联邦最高法院，检察官失职案也从未打赢过官司。Amy Weirich令Noura坐了11年冤狱，自己却安然无恙。尽管在其他几宗大型案件中都有失职和渎职行为，她仍然稳稳地坐在地区检察长的办公室里。

审判前关押制度加速了犯人数量的激增。 （图片来源：prisonpolicy.org）

目前，美国约有一千至一千三百万人被关押在监狱里。按每天74万在押人数来算，其中有2/3的嫌疑犯是由于无法支付保释金而不得不被关押。贫富差异在审判前是否被关押中起到关键作用。保释金制度是为了保证嫌疑犯在庭审时能够出席审判而设立的。而1992年华盛顿特区废除保释金制度后，88%的嫌疑犯仍能准时出席每次庭审。在很少支付保释金的肯塔基州，这个比例是85%。在纽约的类似试验中，由第三方支付保释金的嫌疑犯中有95%出席了每次庭审。

保释金制度据信可以防止再次犯罪。实际情况又如何呢？在华盛顿特区和肯塔基州，无需为保释金担心的嫌疑犯在庭审前再次犯罪的几率至多9%。与之相反，2016年在得克萨斯州进行的审判前关押大型调查表明，审判前关押的嫌犯较交保释放的嫌犯在18月后再犯罪的机率增加了30%。另外的调查表明，监狱有“制造罪犯”的环境，审判前关押只能增加以后的犯罪率，而绝非防止再犯的好办法。

保释金制度目前唯一的“好处”就是可以让嫌犯更快地与检察官达成认罪协议。在未来尚不明朗的绝望等待中，无钱交保的嫌犯有时甚至不顾认罪协议是否合理，就很轻易被检察官的认罪协议所摆布。可以说，保释金制度人为地造成了富人可以从容应对审判而穷人要接受检察官操纵的社会不公。

保释公司的政治费用支出。（图片来源：https://www.followthemoney.org）

美国和菲律宾是世界上仅有的两个存在私营保释公司的国家。美国私营保释公司年利润达20亿美元，而且有自己的游说团队。当各州司法系统试图取消和限制保释金制度时，这些游说团队就会不惜花费巨资在州议会两党议员中进行游说以阻挠取消保释金的立法。保释公司还会向各州的议员和政治组织捐出政治献金。目前接受保释公司政治献金最多的两州为加州和佛州。在巨大的利益链条下，在全国范围内要取消和限制保释金制度还有一段长路要走。

接受保释公司政治献金最多的两个州。（图片来源：followthemoney.org）

美国建国初并无认罪协议一说。直到美国内战后，随着犯罪率的增高，庭审花费时间过长，这才开始出现认罪协议的制度。到了1970年由认罪协议定罪的案件占到80%的高比例。而陪审员的消失和认罪协议的出现正助长了检察官的巨大权力，这样也就削弱了法官判刑的权力。因为检察官可以决定是以单一案例来定罪，还是施加三击出局的大棒；还可以决定是具体案例具体分析，还是直接使用强制性最低量刑。也正是这段时期，美国监狱关押率开始疯涨。

正由于检察官开始拥有无上的权力，使得签订认罪协议成为越来越常见的司法步骤。准确地说，法官有权拒绝认罪协议的提议。实际上，几乎没有法官真的这样做。如果嫌犯同意认罪协议，就节省了法官的办案时间。像Noura的情况，如果她最终不同意签订认罪协议，在检方和辩方处于信息不平衡时，陪审团的决定往往是倾向于检方，因此Noura通过庭审有可能获得更长的刑期。想恢复清白是很困难的事情。一般来说，由于认罪协议的一个附加条件就是不能继续上诉，犯人也就无法再为自己的命运抗争。而在庭外签署的认罪协议往往掩盖了检察官办案时存在的各种问题。

如果检察官无法再使用认罪协议会怎么样呢？嫌犯的案件会在法庭解决。检察官必须认真准备。比起签署协议，庭审时的检察官应该更为诚实。证据会呈现给公众。陪审团会进行认真讨论，法官也会裁定出更为合理的刑期。但是在有认罪协议存在下的庭审，往往会成为因嫌犯不签署认罪协议而加大处罚力度的一种手段。

目前，正因为社会各界都开始关注过度关押的现状，联邦政府不久前出台了“第一步法案”（First Step Act），旨在降低联邦监狱的关押率。而各州监狱关押率的降低则需要依靠各州司法部门和民众的共同努力。虽然目前全国范围内监狱关押率都呈降低趋势，但按照目前的速度，使监狱关押率回到1980年之前将需要花上60-70年的时间。

可喜的是，不少司法人员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高院大法官Sonia Sotomyor说：“我们认为自己在维护人民安全，其实我们是在制造更恶劣的犯罪。” 很多地方检察官都力主减轻刑罚以消除司法不公，减轻各州府财政负担。他们定期召开定罪审核小组，回顾同事办理的案件，发现不足或可取之处，用于以后的工作。这样做有助于同事间互相监督、互相借鉴、互相鼓励。

纽约布鲁克林的前地方检察官Ken Thompson大力支持Kevin参加的YCP项目，他表示：“我相信有必要让这些年轻人离开帮派组织。如果我们不这样做，他们会在年轻的时候被关进监狱，以后出狱时就会为社区带来更大的问题。” “我们当然不能确保百分之百的成功。这可是和年轻人打交道。我们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帮助这些年轻人获得重生的机会。这不是我们对犯罪心慈手软，而是为了社区长治久安的最好办法。” 目前这一项目在挽救和防止青少年犯罪上成效卓著。

2013年，在释放了被无辜关押25年的犯人Michael Morton后，得克萨斯州几乎是破天荒地将藏匿证据的检察官判刑入狱10天。其后得克萨斯州签署了Michael Morton法案。要求检方随时与辩方分享证据。如果辩方要求任何证据，检方不得以任何借口加以阻挠。这是全国第一个要求公开证据的法案。目前美国只有六个州签署了公开证据的法案。其他各州的此类立法仍需州立法和司法部门的大力推动。

在减少过度关押的运动中，少数族裔维权组织和公益组织如Black Lives Matter和ACLU等的努力起到了不小的作用。他们关注少数族裔、年轻人的庭审，监督地区检察官办公室的工作，联络社区大众，做了大量值得尊敬的工作。有调查表明在问题社区，除了警察的不断巡逻，每建立一个非营利组织如幼儿园、图书馆、青少年活动中心就有可能将犯罪率下降一个百分点。有更多公益组织和义工的参与，构建出强大的社区网络，这对于社会的长治久安也是至关重要的一部分。

约束检察官特权最好的办法还是公众去关注地方选举，用选票选举出愿意与司法不公对抗的正直检察官。在维权组织和公益组织的推动下，公众对地区检察官选举也日益关心起来。纽约布鲁克林地区检察官Eric Gonzalez的当选就是很好的例证。正是Gonzalez的力推，Kevin的未来才有了希望。

在改变司法不公的道路上，每位社会成员也应该重新审视自己对罪与罚的认识。家庭中的旧式惩罚式教育对教导孩子往往效果甚微。由小及大，对待大多数的轻罪犯人特别是问题青少年，关进监狱的惩戒只会给社会带来不安定因素。通过这本书的阅读，我了解到为什么一些社区的孩子会加入黑帮，为什么本应信赖的检察官问题会如此之多，为什么无辜的人会屈服认罪。关心他人的命运，才有推动社会进步和减少社会不公的动力，才能保证社区的长期稳定祥和。我不禁想起那些在读书会上踊跃发言的人们，他们是那样深切地关心社会痼疾、追求公平正义，这个社会总还是有希望的！

参考来源：

1.https://www.followthemoney.org/research/institute-reports/bail-bond-businesses-buck-for-bookings

2.https://www.prisonpolicy.org/reports/pie201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