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崔永元白岩松的精神领袖，开创了中国电视新纪元，却在47岁告别人世

在柴静、白岩松、崔永元的眼里，他是很多新闻人当之无愧的精神领袖。

他离开时只有47岁。

大潮汹涌，个体的浪花很容易就在乱石穿空、惊涛拍岸中消遁形迹。

音容渺渺已10载，他的名字正在被日渐淡忘。

时代的进步，往往以变革发轫。

1993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是一个平平常常的节日，但没人能预料到，这普通的一天，因为中国电视的风向标——央视《东方时空》——的开播，而让中国的电视节目有了一次史无前例的创举。

6月的一天，《东方时空》的总制片人孙玉胜对陈虻说，来《东方时空》吧。

陈虻回家后，连看了20多天的《东方时空》，也苦思冥想了20多天。“有两点理由，我决定来了，一是《东方时空》天天播，就一定天天有事儿干，我不愿闲着；二是《生活空间》当时是一个服务性的栏目，教给人一些生活技能，我想我在这儿干不成什么好事，至少不会干对不起老百姓的坏事。”

大学毕业后，他曾任职于航天部团委，因为对电视的喜欢，1985年转行到央视，先后在《人物述林》《观察与思考》栏目做记者。

但是他理工科的背景并不受待见，每次报选题，到了他这里就自动地跳过去了。

陈虻原名陈小兵，毕业于哈工大

在央视专题部的前三年，他基本属于和业务能力并不沾边的“边缘人：领肥皂、毛巾，拿报纸，干杂务。

打杂之余，去给摄像师扛机器，“趁卸架子的工夫，我瞅一眼取景器的构图。晚上别人休息的时候，我偷偷拿摄像机比划。”

跬步日积，他的道行在不知不觉中潜滋暗长。

这个世上，所有的逆袭都不是猝然发生，漫长的蛰伏和蓄积成为最充分的铺垫。

到《东方时空》后，他接手关注普通人命运的纪实性栏目《生活空间》。

他当时提出的口号“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成为栏目风行一时的广告语。作为《东方时空》的缔造者之一，他改良后的《生活空间》体现了对每一个人的尊重，成为中国电视的一面开风气之先的旗帜，一个难以逾越的标杆。

在那之前，中国电视的生态有着一种“病态”繁荣，庙堂之高的凛然之态，正大庄严的优越感，脱离民生，难接地气，他却用“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撬开了冰山之一角，用平民化的视角和朴素的风格营造出一种为百姓喜闻乐见的电视新生态。

在他身上，永远有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而这，往往让他不仅仅以广角镜去仰望，更能俯下身去，关注那些作为社会群体的大多数——平凡的普通人和被忽视的底层人。

所以，即便在一些重大的社会事件报道中，他的新闻视角也往往聚焦在小人物的身上。

《出生》《殡葬》和《人在旅途》等很多引起过强烈反响的选题都是由陈虻确定。

从出生到死亡，漫长几十年。人在旅途的奔波、困惑，生之种种不易与艰难，事无巨细，都以最幽微最真实的方式呈现出来，每个普通人都能从其中看到与自己相似的命运。

在那些写实风格的纪录片中，我们能看到普通群体最直观的生活轨迹，春秋代序，悲欢离合，交锋与挣扎，妥协和坚守，未被粉饰的矛盾冲突一一铺展开来，就是一部当代中国人的心灵史。

在他看来，电视并不仅仅是传播媒介，它更要承载重大的社会责任——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生活空间》在飞速变化的社会背景下，实现人文关怀，为后人留下了一部“小人物的历史”，陈虻作为中国纪录片的推动者，也因此创造了中国电视界的一个神话。

中国人历来信奉古语，譬如：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

但现实中，能闻过则喜者少之又少，宁可被捧杀，也不愿意被棒杀。

陈虻则是那个从谏如流的人。

行至2001年，荣誉等身的《东方时空》已渐露疲态，需要作出调整和改版。距离开播前的25天，他才接到通知，对一个有口皆碑的黄金节目进行“刮骨疗毒”式的手术，其困难可想而知。

那时，陈虻迫切想得到观众的批评与指正，对于“节目越变越老，改版也属无计可施”这样尖锐的指摘，他的反应是“看到这样的说法就让我兴奋，观众永远是我们的老师”，他希望观众在自己背后猛击一掌。

这一掌，是警醒，是鞭策。

孟子在《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中说：“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居安思危，于国如此，对于个体和电视节目也概莫能外。

因此，当节目大火时，不见他骄矜自得；节目走下坡路时，他竭尽全力，力挽狂澜，观众的任何意见都可能成为他改进的线索。

“变才能永恒！”

但任何改进如果只是换汤不换药，便成了他深恶痛绝的形式主义。他不搞花架子，始终坚持内容为主：“我认为节目形式的创新只能使观众新鲜三天，内容永远是最关键的，我们所需要做的并不是不断改变形式，而是在一种形式中加入最有效的内容，所以，我始终认为质量是我们的生命。”

正是由于他的“内容为王”，节目才保持了长久的生命力。

1996年，陈虻获得了全国十佳制片人称号，之后，他临危受命，担任了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副主任，主管《新闻调查》和《实话实说》《小崔说事》等节目的创办。

做新闻的宗旨，他的出发点很直接：“为大众提供一个公共空间，让不知者知情，让无声者发言，让异见者表达，让争论者自由。”

他认为做节目最重要的就是逻辑。

因为在他看来，“这需要一种非常笨重又锋利的力量。”

这种力量，靠的不是什么玄奥的主义，不是什么情感的渲染，而是一种踏实的、缜密的、禁得起推敲的理性逻辑链，它更能接近和直抵真相。

而真相，往往是新闻最终想找到的归宿。

不被蒙蔽，不被扭曲，不被篡改。

坚持“真”，比伪饰“善”，更需要一双洞穿的慧眼，和守土有责的操行。

他最令人耳熟能详的一句话是：不要因为走得太远，忘了为什么出发。这是由黎巴嫩诗人纪伯伦的诗句化用而来的，经陈虻演绎，成为令人振聋发聩的警示语。

一个人能始终记得初心，是非常不容易的事。

意气风发的青年陈虻

在一个众声扰攘的社会语境下，人是多么容易被同化与异化，屈从于自己曾鄙视的人与事，中途易辙，半途而废，甚至与自己的初衷背道而驰。

他为百姓发声，为新闻自由发声的努力，始终没有停止过。

其中被牵制，被掣肘，甚至被威胁，随时有跌入深渊的可能，但他没有退缩过。

担忧与恐惧不是没有过，然而当一个人笃志前行时，山无遮，海无拦。

勇士不是没有恐惧，但他知道必须战胜恐惧。

他曾不无感伤地说，“我们这一代人的生存环境太恶劣了，注定在残酷的生存斗争中遍体鳞伤。”

多年前，我的一个记者朋友离开他当初最热爱的新闻岗位，他说，我坚持了10年，无非是热爱。

现在我离开，也是热爱。我不忍心看到我奉为信仰的东西，被文过饰非，被虚假掩盖，直至面目全非。

法国马赛电影节会场，左一为陈虻

那些年，陈虻一直在努力维护一个新闻人的底线：真相是什么？

陈虻是一个说话直击要害的人，不打擦边球，不喜欢言不及义，讨厌放空炮，性格犟且硬，节目组里的很多年轻人都怕他。

他经常会出其不意，毫不留情地问：

“你多长时间没看书了？”

“能告诉我你最后看的一本书的书名吗？”

“什么时候你衣服穿对了，你的片子才能做好……”

据说陈虻每次审完片，做片子的编导，不论男女，半夜都得去打点滴，直言吃不消陈虻的“苛酷”。

“每次被陈虻骂，轻生的心都有，因为他说的都是对的。”

陈虻在开会

时间一长，大家对陈虻的不满终于大爆发。一天晚上，同事给编导海天打电话大骂陈虻，海天为了安慰同事随声附和。放下电话，海天发现陈虻泪流满面地站在宿舍门口。

海天第一次见到陈虻哭，大惊失色，遂急忙解释，说你要相信，大家不是真恨你，大家还是很爱你的。陈虻的眼泪仍簌簌而落。

他和自己“过不去”，和同事“过不去”，只因为他太想让每一期节目都“过得去”。

人有大敬畏，才会如履薄冰。所以，不管条件多简陋，他都要求出精品。

《生活空间》大家庭，右三为陈虻

他以严苛的标准培养了很多优秀的新闻人，在他的潜移默化下，一支堪称精兵强将的队伍让《东方时空》和新闻评论部生机盎然，打造了央视黄金栏目应该有的水准和锋芒。

陈虻在《东方时空》做总制片人期间，是中国电视的快速发展阶段，现在多少如雷贯耳的主持人、节目、流行语都是从那个时候开始风行全国。

包括发端于2003年的央视特别节目《感动中国》的最初创意也来自他。

当时评论部在年代人物评选的各种构思上，莫衷一是，难以定夺，最后是陈虻的提法使之一锤定音：“发现这一年中曾经有的一种感动，并把它凝固下来，化为一种力量，在人们心里留下一点关于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的记忆。”

关注人的命运，关注精神世界，让镜头对准的，不流于表面的歌舞升平，而是那些烟火背后的众生，那些阳光照不到的角落，那些平凡人给我们最初的感动，和贯穿一个时代的温暖的脉络。

当年的《生活空间》让1000位普通人上了电视，成为主角。《感动中国》的评选，最大受益者也是普通人。普通人登上国家级颁奖台，接受致敬，讲述的也是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感动中国》的办公室，黑板上有一行始终没有被擦掉的字：“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

筚路蓝缕，大业建成，并不代表幸福感与之成正比。

《东方时空》的另一位元老级创办者时间在主持新闻评论部的最后一个会上说：“我不幸福。”

接着又补充道：“陈虻也不幸福。”

时间说，他和陈虻都在职业上寄托了自己的理想和性命，不能轻松地把它当成生存之道。

陈虻的解释是，“因为只能专注一个事，你不能分心，你必须全力以赴工作，不要谋求幸福。”

就像那个逐日的夸父，明知这场追逐也许永无止境，也许最终要倒毙于路上，但他们还是义无反顾地趋奔。

陈虻曾对柴静说，姑娘，苦难不是财富，对苦难的思考才是。这句话后来被柴静写进《看见》里。

任何苦难本身毫无价值和意义，若没有对它的观照和省察，没有对它的反刍和内化，它就不足以升华为财富，更可能是一种摧毁。

但最后摧毁他的，不是无价值的思考，而是病魔。

长期无规律的饮食和生活，夙兴夜寐的奋战，让他的健康亮起了红灯。去医院检查后，他被告知得了胃癌。

胃被全部切除的时候，癌细胞其实已经肆虐到周身。

在《生活空间》任制片人时，陈虻养成了不吃午饭的习惯。而食堂距离他的办公室不过百米。

陈虻在与胃癌抗争9个月后，于2008年12月24日0：21分去世，享年47岁。

他垂危时，不让医生抢救，他想有尊严地离开。

亲朋、同行上千人为其送行，他们把向陈虻的告别视为“向一种精神力量的致敬”、“与一个时代的告别”。

在他的追悼会上，很多人泪洒现场。陈虻遗体即将入棺的最后一刻，敬一丹抑制不住地哭出声来。

她对陈虻的评价是：这个社会有才华的人很多，可既有才华又很干净的人却很少。

白岩松更是为之痛惜不已：“他一直都那么累！”

亦如情深不寿，陈虻最终把命搭在了，他为之奋斗了23年的电视事业。

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更像一个殉道者。

在同行眼里，“他始终向真而生，没有泯灭过自己的心灵，并非因为他的道德，而是因为他对世界的认识和对生命的热爱。他是我们这个行业的标准和灵魂。”

“陈虻的死为一个时代的终结题了跋。在媒体的报道中，他名字的前缀是《东方时空》总制片人或央视新闻评论部副主任；在友人的悼文中，他是导师、老师，是最为人推崇的，是对人影响最巨大的。”

陈虻不幸，英年早逝，从另一个意义上说，他亦有幸，没有赶上一个娱乐至死，疯狂失序的年代。

北京天寿陵园，陈虻的墓碑上，镌刻着10个大字：“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当我们的世界卷起漫天沙尘时，我们怀念的似乎是一种失传的古风，一份十年饮冰，难凉热血的执守。

不死的理想主义，随着他的离开，已殁。

但辉耀人类苍穹的群星，永远不会沉坠。

正如柴静所说：“我以为我失去了他，但是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