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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理性、包容
勿以善小而不为
美国民主党众议员约翰·科尼尔斯（John Conyers）近日被曝光，在国会任职期间曾经以威胁辞退作为要挟手段，要求女性工作人员提供性接触，包括在出差时住同一个房间。2015年，这位女性告到了国会合规办公室，随后科尼尔斯跟她达成秘密和解，赔偿2.7万美元换取她守口如瓶。但没有不透风的墙，和解协议被Buzzfeed公布，然后在刚刚过去的这个星期天，科尼尔斯灰头土脸地辞职。
科尼尔斯的行为并不是偶发事件，据其他雇员说，他甚至有一个列满了女性名字的名单，他从名单上选人来住宿的公寓或酒店，由助理负责安排时间、接送服务，用的都是公家的资源。如果这些是属于克林顿式的偷情，那么尚属私德的问题；以解雇为要挟，就是权力的介入了，那就是性骚扰。
前阵子掀起巨浪的好莱坞知名制作人哈维·维因斯汀（Harvey Weistein）也有一个名单，名单上是他的律师和私人侦探团队打算逐个联系的女演员，本想各个击破，让这些曾经被维因斯汀侵犯过的人一个个闭嘴，以免影响他的财路。但是这个名单太长，长达91人，对他的公开指控也像排山倒海一样到来，不但他最终付出了从好莱坞出局的代价，也因为他的倒塌而开启了一波控诉性骚扰的社会浪潮。
从维因斯汀至今，已经过了感觉很漫长的时间，因为其间各色名流人等、权势人物被接踵曝光，多得令人目不暇接：名演员Kevin Spacey、Louis CK、政客Roy Moore、主持人Charlie Rose……这些曝光多数有两个共性，一个是权力的要挟，一个是曝光者往往是惯犯。性骚扰的核心首先是权力的傲慢和滥用，其次才是性，性是权力的一个表达媒介。而一犯再犯，说明社会一直缺乏一个有效的约束机制。
这些曝光控诉，多多少少受到了社交网络上#MeToo风暴的鼓舞。好莱坞和政界普遍的性骚扰，实在像维因斯汀那样是“公开的秘密”，也是已经被社会默认的“潜规则”，我们还有其他的说法比如“权色交易”等。但是把性骚扰说成“交易”或者“规则”，就好像说双方是平等互利地交换，其实完全不是这样。否则，在好莱坞怎么会爆发#MeToo游行，呼吁“不再沉默、不再避讳、不再蒙羞”，号召被性骚扰的女人们勇敢地发声呢？一个转发、一个表态，这样的微小的举动，都是一个有价值的抗争行为。#MeToo已经有数百万人参与，转发以千万计。
抗争的对象并不是某一个具体的人，而是整个仗势欺人的“强奸文化”；像Kevin Spacey的案子那样，被性骚扰的不只是女人，还有男人，在权力和地位面前，谁都是弱势群体。在当前的政治形势下，性骚扰、性侵犯、性丑闻，已经被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来用了，因此，必须撇开党派立场，专注于性别文化和权力滥用。
早在十多年前，一个叫塔拉娜·波尔克（Tarana Burke）的女性社会工作人员就创立了#MeToo运动的前身，那是在一个被性侵犯的女孩向她倾诉之后，她想到的两个字就是“Me Too”，后来她以此为主题创办了相关的公益组织。在十月份维因斯汀曝光之后，女演员Alissa Milano发推表示，如果所有被性骚扰、性侵犯过的女人把#MeToo这个标签亮出来，人们会有机会切实看到这些事情有多么普遍。毫无疑问的是，性骚扰和性侵犯是整个男权中心文化的冰山一角，各种各样的性别不平等、性别歧视不胜枚举。那么这次多米诺骨牌似的维因斯汀效应、风起云涌的#MeToo运动，将会是历史性的分水岭吗？
我们看到形势并不容乐观。被指控为娈童惯犯的Roy Moore还在厚颜无耻地竞选参议员，而他的支持率竟还居高不下；因为性骚扰、性侵犯被解雇的Fox台主持人Bill O’Reilly，在付出巨额赔偿之后又回到了电视台继续做节目，因为他的拥趸仍然众多，足以带来更加巨额的广告费。因此，每一个微小的支持的声音都是宝贵的，沉默的大多数不能再沉默。
勿以恶小而为之
沉默不是默许，但是沉默使得侵犯行为得以有恃无恐地继续。不久之前，在秘鲁举办的选美比赛上，参赛的佳丽们不再按着惯例报自己的三围尺码，而是分别大声念出一项项关于性别暴力的统计数字，促使人们更多地来谈论这些问题，真是善举。
纽约的女摄影师Allaire Bartel拍摄了一组照片，直观地告诉男士们，男女共同生活的世界，对于女性而言有什么不同。这个不同，就是普遍的性骚扰。绝大多数女性都有被性骚扰的经历，在富庶的加州湾区、以及落后的巴基斯坦，这个比例甚至都接近了百分之九十，因此它不是单靠经济发展可以解决的，而是一个文化痼疾。
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男性对这个普遍地不以为然。这组照片取名《界限（Boundaries）》，因为很多男士正是对“界限”两个字含糊不清：这个界限就是尊重女士的主动意愿、尊重对方的独立和平等的人格。从吹口哨、讲黄色段子到俗称“揩油”的动手动脚，都是越界的行为。
然而因为长期的文化习惯所致，大多数男士对于这些情况认识不深，这样的话，他们往往无法保证自己不成为一个骚扰者，而很多骚扰行为是无意识的。举例来说，不久前，美国前总统老布什被人指控说对女性讲黄色笑话、把手放在人家屁股上；参议员艾尔·弗兰肯（Al Franken）被曝光做节目时对女搭档摆出不尊重的色狼动作，辩解说自己是“纯属搞笑”。这都是在当时社会默认可行的行为，本身没有恶意和性侵犯的意图，曾经与弗兰肯工作过的数十位女同事甚至联名签署，担保他的人品。但是在今天的时代，我们应当以更高的要求重新审视，这些做法虽然不从我们这里开始，但可以从我们这里结束。
没有一个性骚扰的行为是小到可以忽略不计的：一个强行的拥抱、亲吻，一个带有霸凌性质的肢体接触，一个以幽默为名的衣着羞辱，诸如此类，“始而惭焉、久而安焉”，不但以“男人就是男人”的低标准去开脱，而且甚至把霸道、侵犯、甚至暴力都看作“男性气质”的必然。
在不少人的意识中，女人随时都需要男人的肯定和扶持，“没男人理，大批女人可能要崩溃；她需要帮助时，一定要积极主动”；女人穿着打扮都是为了男人的眼睛，“恐龙被性骚扰是一种福利，漂亮女人被性骚扰那是天然的专利”；女人被骚扰被侵犯了，也是自己的错，“穿成那样不是自找的吗，不骚扰你骚扰谁？”更有甚者，反过来指责女性的衣着选择首先骚扰了男性，是对男人的“性挑衅”。
呼吁男女平等的女权运动，被一些人看成是对男人的“反向歧视”，女权分子被描绘成没有性感、斗志昂扬的铁女人，是土掉渣的“中华田园女权”，是靠女权运动搏出位、搏眼球的“女权婊”。当女性受到侵犯时，多少人冷漠甚至讽刺挖苦，而当女性起来抗争时，又有多少人匪夷所思地反对她们的斗争。
即便在平权意识已经较为普及的加拿大，也存在漠视甚至敌视女权运动的情况。在多伦多地铁站曾经出现这样的小广告，大言不惭地宣传所谓女权主义对男权的“侵犯”，广告词挖苦女性说：“哟，你还没人约是吗？一个人付不起房租是吗？都三十了还没结婚是吗？看女权主义把你搞成什么样子了？”更有甚者，还对研究女性、号召女权的人发出各种威胁。
我们就和这样的人作着物种上的同类，这种邪恶就是被强奸文化的土壤所培养起来的，我们还要继续麻木地灌溉下去吗？也许你会觉得谁做的恶事与我何干，那些女权活动者的抗议活动又与我何干，那么不妨我们来一起复习一下阿伦特“平庸之恶”的揭露吧——恶可以发生在每一个人身上，每一个人也都能成为一个加害人。
波伏娃认为：“我们并非生来为女人，我们是被社会化而成为了女人。”同样地，男人也并非生而为男人，而是被男权文化社会化塑造成了男权思维的男人。阿伦特说这种恶是不思考，默认整个体制本身的不道德行为，用“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为个人行为做推诿。
用熟悉的话说，不是老人变坏了，而是坏人变老了。在那些老色鬼染指屈从于他的女性之前，是一个壮年的男人对女同事讲下流话、动手动脚，是一个青少年的男生对女生冷嘲热讽、品头论足，是作为小学生的男孩对女孩炫耀自己，是作为婴儿的男宝宝因为带把儿而被爷爷奶奶宠爱有加。整个男尊女卑的文化根基深厚，权力只是一个有效的春药。#MeToo运动要有历史性的结果，必须要有男性的配合。人们应该面对恶的源头，要针对男性宣传“不要强暴”，而不是针对女性宣传“如何不被强暴”；要让男性来表态“我不去做坏事”，而不是仅仅让女性发声抗议“有人做了坏事”。有种的男人，就应该“别做那种男人”。
作者：周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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