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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巴佬的挽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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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踞2016-2017年《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第一名的,竟然是位乡巴佬出身,在硅谷的创业基金公司工作的范斯(JD Vance)的回忆录:《乡巴佬的挽歌》(Hillbilly Elegy)。这本书所以畅销,因为它触动了社会的一根神经,也就是美国白人蓝领族群的困境。范斯从小居住在俄亥俄州的钢铁业小城,以及肯塔基州的煤炭业小城。他的家人和邻居的遭遇正好是这个全国性问题的缩影,自然得到很大的共鸣。


在这些白人蓝领聚居的城市,很少有人上大学。由于汽车业、钢铁业、煤炭业工厂的撤出,能够找到每周20小时以上工作的人极少。家庭暴力、离婚率、酗酒、吸毒不断攀升,每年因鸦片类药物致死的人比例上超过其他族群,其数字远远超过自然死亡的人数!这里虽然是所谓的“圣经带”,可是去教堂的人越来越少,社区丧失了凝聚力,前途一片黑暗


人类历史的教训是不断重复的。为了解整个问题的关键所在,让我们从历史说起。




十九世纪的爱尔兰大饥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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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画家Frederick Goodall 所绘《被地主赶出家园》油画,1850年,藏于 Leicester New Walk 博物馆与画廊


19世纪的爱尔兰是“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的一部分。爱尔兰大约三分之二为农民,其中大部分的土地都属于远方的英格兰地主。土豆是农民的主要粮食之一。由于所种植的土豆种类过于单一,屡屡遭遇虫害。


因为出生率高,爱尔兰人口几十年间从19世纪初的500万增长到1841年的800万。农民是世袭,每传一代,所瓜分的土地就会越来越少。当粮食不足时,农民只好变卖土地给地主,以换取粮食。所以佃农越来越多,自耕农越来越少。


大饥荒是从1845年开始,一直持续到1852年左右。因为虫害泛滥,土豆产量极速下降。佃农付不起租金,地主就收回土地、房屋、产业,农民被大批赶逐到寒冷的野外,没有居住的地方,也买不起食物。几年间,据估计至少一百万人死亡,200-300万移居海外(主要是美国)。爱尔兰人口降到400万左右。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爱尔兰大饥荒”,或是“爱尔兰的土豆大饥荒”。


学者们分析大饥荒的成因,直接的因素有三:单一种植容易遭遇虫害,远方地主的无情,以及“谷物法”。什么是“谷物法”?那就是英格兰的农民为了保护农产品的价格,限制从外国进口农产品。谷物法使得农产品的价格居高不下,爱尔兰的穷人买不起粮食,就活活饿死。





促成大饥荒背后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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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柏林爱尔兰大饥荒纪念铜像


十九世纪的英国已经相当文明了,怎么英国政府对这场大劫难竟然没有大力解救? 这不是因为缺乏能力,而是理念使然。什么理念?地主的贪婪?英国佬排斥爱尔兰人?新教徒排斥天主教徒?都不是。


最关键的是当时流行的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一个理念如果被认为是“真理”,它的力量往往就是巨大的,能够扭曲人类直观和情绪上的是非之心。


临风 | 穿越历史看今天美国白人蓝领群体的困境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1766-1834


马尔萨斯是位英国正教牧师,他1798年出版了一本影响深远的《人口学原理》(后经过数度修正,第六版1826年)。那正是工业革命的开始,布道家约翰·卫斯理刚刚逝世,但他所推行的“圣洁运动”对英国的影响还在。不过英国正教与卫斯理路线不同。


马尔萨斯的基本理念:人口是呈几何级数成长(每25年翻倍),而食物则呈线性级数成长。因此由于人口的膨胀,人类一定会遭遇食物短缺的命运。如果没有外力,这是条无法越过的定律。


他说,科技的发展增进社会资源的供应(食物、生活所需),提高生活的基准水平,因此人口开始膨胀。然而,膨胀带来匮乏,使得生活水平又回到起初。这个循环被称作“马尔萨斯陷阱”。为了增进生活的素质,政府必须控制人口。


控制的方式有两类,一类是“积极的”,就是增加死亡人数;一类是“消极的”(预防性的),就是减少出生率。他书中对英格兰如此建议(注1):“我们应该鼓励相反的做法,不向穷人推荐清洁的习惯。在城镇里,我们应该把街道变得狭窄,使得更多人聚集在房屋里,瘟疫回归。我们应该在死水塘附近修建村庄,特别是在沼泽地和不卫生的环境里。”


他反对各种慈善举动,认为“善事”不过延长严重性。为什么一位牧师会有这样冷酷的想法?因为穷人生养众多,反正是要死的。死于饥饿过分残忍,还不如促进他们“人道地”死亡。


马尔萨斯认为:“爱尔兰人口过多。由于资源有限,很大一部分人应当从那块土地除去”(否则后果堪虑)。在大饥荒开始的时候,马尔萨斯已经去世十多年,可是,他的理念深植人心。


当时,大不列颠和爱尔兰联合王国的首相是约翰·罗素一世爵士,他拒绝援助爱尔兰。他的一位传记作者说,他受到马尔萨斯的影响,担心援助带来长期副作用。


联合王国驻爱尔兰的代表,克拉伦登四世伯爵认为:“为了养活人而发放食物,这不会有任何永久性的好处。”


马尔萨斯的学生查尔斯·特雷维莱安负责处理饥荒。他说:“饥荒是那位有完全智慧和完全恩典的上帝的旨意”。饥荒是上帝纠正人口和资源之间失衡的方式!有了上帝背书,那更是理直气壮了。

 

马尔萨斯人口论之所以可怕正因为它是假“上帝旨意”之名,麻木人良知的本能,以恶为善。连恩格斯都认为,马尔萨斯的理论“是现存最冷酷无情、最野蛮的理论,摧毁了‘爱人如己’和‘世界公民’等所有的美好词汇,它是个绝望的系统。”

 

几十年后,这种处理饥荒的政策再度被英国政府使用在印度殖民地。马尔萨斯人口论再度合理化了殖民地政策的正当性。控制贫穷(底层)人口的念头或许直到今天还在以不同的形式存在。它们也都并非恶意,乃是为了维护社会“更大的善”。





维多利亚女王时期的英国



维多利亚女王统治的时期(1837-1901)是大英帝国的巅峰(大国崛起)。与她的祖先不同,维多利亚没有任何宫廷丑闻,帝国强调道德与家庭的价值。可就在这个鼎盛时期,由于工业革命和启蒙运动所带来的冲击,社会充满了矛盾和张力。这段时期是英国上流社会弥漫着虚假和伪善的时代,包括宗教信仰。

 

廿世纪英国著名艺术史家和博物馆长肯尼思·克拉克(Kenneth Clark)曾对19世纪的英国做过很深刻的观察。他认为,这种普遍伪善的作风也有其“神学基础”。大家口头上尊崇的是“基督教”,可是这些体面人士所真正信奉的是个“新宗教”。这个“新宗教”的“圣书”就是马尔萨斯的人口学,以及大卫·李嘉图的经济学!(注2)


李嘉图政治经济理论是当时最有影响力的经济理论。他的“比较优势”理论主张,工资应当自由竞争,也不该限制从外国进口产品。基本上,也是个“适者生存”的理念。马尔萨斯与李嘉图虽然看法不尽相同,但却是亲密的战友。


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一方面有虔诚的宗教信仰。另一方面,由于在“智识上”全盘接受他们两人的理论,已经把“适者生存”当做天经地义的至理了。在“新宗教”的框架下,“虐待劳工”或人口论就都被合理化了!


劳动群众的疾苦和宗教爱人如己的教训,这中间显而易见的矛盾竟都视而不见了。人类对道德观作选择性接纳的能力令人吃惊!


基于人性,所有人类社会都有“虚假”和“伪善”的现象。但是,在经济和当道者利益的前提下,就像克拉克所说:“普遍地伪善”是19世纪英国的标志。在这个“新宗教”的庇护下,是非观和道德感被扭曲了,人们的良心也不再让他们烦恼了。


这种虚假到了一种高度,使得宗教信仰被形式化、僵化,甚至于像“敬虔的”、“可敬的”、“值得的”,这些形容词已经变成了讽刺性的字眼!


这不正是滋生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温床吗?





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兴起



人口论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先声,它处理的对象是人类社会有意识的抉择。达尔文处理的是生物界的自然选择。


达尔文在1838年,也就是马尔萨斯去世四年后,读到《人口学原理》。马尔萨斯成为达尔文最佩服的学者。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于1859年出版,距离《人口学原理》的初版已将近60年了。


受到马尔萨斯深刻影响的还有一位英国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他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创始者。他第一次发表讨论社会进化原理的著作:《进步:法则和原因》比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还早两年。不过,他的理论与达尔文的进化论还是有段距离。


斯宾塞认为:宇宙中的所有的结构都从简单的,未分化的同质性发展到复杂的,有区别的异质性,这个变化同时伴随着一个整合的过程,把相异的部分更大地整合。他是从“拉马克主义”,以及实证主义大师孔德的“三阶段定律“得到灵感。


孔德的“三阶段定律”认为:知识与社会的发展经历三个阶段: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和实证阶段。当人类知识进步到实证阶段,就不需要上帝和形而上学了。它是种社会进步的“文化社会的进化论”。


拉马克是法国生物学家,他在1809年发表了《动物哲学》,其理论基础是“  获得性遗传” (Inheritance of acquired traits)和“ 用进废退说” (use and disuse)。拉马克认为,这既是生物产生变异的原因,又是适应环境的过程。特别是第二点:生物界凡是有用的就会继续保存、进步,不用的就会逐渐废弃。


这个哲学理论应用到科学上有很多漏洞。例如,罗素指出,它违反了热力学第二定律。


斯宾塞认为,拉马克对生物界的理论可以同样使用在人类社会。与(达尔文)进化论(其实应当翻译作“演化论”)不同,他认为社会的“演化”有个方向感,从低到高(低端被高端替代),也有个终极点,就是社会达到平衡。


斯宾塞的“进化论”虽然不同于达尔文的学说,但是在参照了达尔文学说以后,他提出了“适者生存”这个理念,来概括达尔文进化论。把“适者生存”的原则应用到人类社会,这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


更准确地说,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是“社会达尔文主义”(适者生存)与拉马克的“ 用进废退说”的组合。他的社会进步观带来了19世纪末西方世界的乐观情绪。可是经过两次世界大战,这种乐观情绪早已破灭。


“适者生存”的社会“进化论”把低端形式淘汰出局,这就变成是理所当然了。社会达尔文主义不但可以应用在社会整体,也可以应用到个人。它特别被应用到男性身上,男性必需经过竞争而生存。穷人也一样,必须自己奋斗,不能接受任何馈赠。


社会达尔文主义在欧洲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德国的纳粹。社会达尔文主义与优生学、安乐死、(白人)种族主义,等往往不可分割。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种族为了生存必须具备侵略性。白种人所以被看作是最伟大的人种,因为他们具有优越感和征服欲。这种思想一直存到今天,特别是在保守的地区。


这个词汇要到1944年才第一次被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引进美国(《美国思想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今貌



虽然社会达尔文主义在今天已经失去了它的光环,但这并不表示,今天的世界没有类似的问题。


美国保守政治学家查尔斯·默里(Charles Murray)2010年出版了一本很有争议性的畅销书《分化:美国白人的现况,从1960到2010》(Coming Apart:The State of White America,1960-2010)。默里用许多图表和统计数字,从经济能力分析美国白人中的两个族群,一个是高端的20%,另外一个是低端的30%。


默里一向被知识界视为“挑衅者”,认为他用研究来支持自己的偏见。这次,他单在白人中取样,避免了种族间的差异,不至于再受到早年发表《钟形曲线》(主张黑人智力水平偏低)所受到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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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保守政治学家查尔斯·默里(Charles Murray)


默里发现,这两个族群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不论是经济情况还是精神状况都走向两极化,形成了高端族群(upper tribe)和低端族群(lower tribe)两个完全隔断的社族群。他认为,这个世界并没有报赏种族,而是报赏脑力。他把两个族群的形成归纳为“智力”与“遗传”两个因素:高端与高端通婚、交往、子女上名校,低端与低端通婚、交往、子女无高等教育。


他认为,人们的智力和生活方式决定了他们属于哪个族群。低端的素质差,没有努力工作的欲望,纵使把财富重新分配,照顾他们的福利,情形也不会好转。 换句话说:咎由自取,素质决定命运。


这个结论受到很多学者的批评,包括保守政论家大卫·弗诺姆(David Frum)写的五篇,嘲笑他倒果为因。不过另一位保守政论家大卫·布鲁克斯(David Brooks)却大加赞赏,认为这本书“极具说服力”。让我们不去为他的结论辩论,至少默里在《分化》中所引用的数据,还是非常有价值的。


默里用两个虚拟的市镇来代表这两个族群:贝尔蒙特(Belmont)代表白领的高端市镇,鱼镇(Fishtown)代表蓝领的低端市镇。默里发现:虽然贝尔蒙特的思想比较自由、开放,但是生活比较保守,更接近美国建国时期的价值。鱼镇的思想比较保守,但是生活却比较放纵,距离建国时期的价值较远。


贝尔蒙特的离婚率低,犯罪率低,上教堂的比例高。鱼镇却正好相反,而且两者差距越来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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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30-49岁年龄所作的调查发现,贝尔蒙特的居民对婚姻越来越满意,鱼镇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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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率的曲线也类似


默里发现,美国的白人是两个国家:一个是高功能的,靠本事取胜的精英群体;一个是伤痕累累,不满和低功能的工人群体。当然还有(50%)的中间地带,不过这两个群体更为突出。


两者经济状况的差异就更不用说了,美国贫富差异的“基尼系数“老早就超过0.42,是发达国家中最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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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各国基尼系数的比较(注3)

默里是保守的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他的理论与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相比,相似处甚多。在社会中富者越富,贫者越贫的情况下,贫困者被认为是懒惰、不努力、智力低下、不应当受到特别照顾。这个思想在美国自由意志主义者(或作自由至上主义者,Libertarian)当中非常普遍。


低端族群中懒惰、滥用社福的情形必然存在,就如高端族群中逃税、欺诈的情形必然存在一样。但是如果因此认为低端无可救药,政府不应当在家庭、教育、经济、职训上加以扶助,它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距离就几乎是零。





近年的发展



近年来,鸦片类药物(Opioid)上瘾在美国白人中(不是有色人种!)已经极其严重,而且正在继续恶化,大都发生在低端族群聚集的地区。2016年美国用药过度的死亡人数将近6万人,远远超过车祸死亡的数字。今年川普总统终于宣布,这是个“公共卫生紧急状况”(public health emergency)。


不过,因为总统并没有宣布这是个“国家紧急状况”(national emergency),所以并没有拨款,也没有什么具体的计划来改善这些低端地区的生活素质,这个宣布几乎是个具文。或许川普期望用经济起飞,增加就业来改变这个危机。如果按照默里的说法,穷人天性懒散,这样做也没什么用。





如何改善?



这个世界的经济模式正在加速转型。因为科技的突飞猛进,许多职业正在极速改变中,或是被淘汰中。多开几个煤矿,或是多打几个油井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当年肯尼迪意识到世界面临的危机,呼吁全国青年投入“和平队伍”(Peace Corps)去改变世界。结果许多人投入这个壮大的队伍。美国今天同样需要新的热情、新的理想来重建一个正在老化中的社会和经济结构。


这个问题其实很复杂,很难突破瓶颈,更不可能一蹴而就。然而,事态严重,让我们作些大胆的思考。


首先,美国的政府和民间需要配合自动化的趋势,做大规模的职业训练,协助年轻人接受大学教育。


其次,如果高端族群和低端族群各自生活在他们自己的“安适区”(enclave),彼此隔断,毫无瓜葛,那么情形就不可能改善。联邦和州政府应当有积极的作为,例如,鼓励企业到落后地区建立据点(新型工厂、客服部门)。


第三,政府可以预备环境,那么,谁来担负这种融合社区的任务?或许这就是宗教可以扮演的角色?马丁路德金牧师曾说,星期天上午11点钟是美国“最隔离的时刻”,因为各族群都到他们自己的教会聚会,彼此隔阂,没有来往。


就如《乡巴佬的挽歌》作者范斯所说,宗教可以把各族群凝聚到一起的地方,没有社区层次的推动,低端的情况很难自动改善,因为这牵涉到家庭、婚姻、社交、精神归属和教育。


宗教信仰不仅是安慰心灵的。基督教有句话:“这些事你们既作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作在我身上了”。什么是“最小的弟兄”?就是社区里最弱势的人。在这个族群撕裂的时刻,宗教如果不能主动扮演服务和融合的角色,那么,它就违背了爱人如己的原则。


如果不把低端问题当作“国家紧急状况”,问题就不能真正解决。美国联邦和州政府需要正视这个社区重建的使命。各宗教,特别是基督教会,应当发挥媒介的功能和精神的支柱,努力促成社区的融合和互助。


这种想法,在一个派性思维盛行的社会,一个(实质上)社会达尔文主义当道的今天,会不会是个奢念?

参考文献:

1. The Ideology That Caused the Avoidable Irish Famine of 1846, from Psychology of Evil, https://understandingevil.wordpress.com/2013/04/09/the-avoidable-irish-famine-of-1846-and-an-ideology-that-is-still-with-us/

2. Kenneth Clark, “Civilisation,” 1969.

3. John Cassidy, American Inequality Six Charts, 2013-11-18, New Yor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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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临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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