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政治正确”反政治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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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爱国不是一个常常被提起的话题，除了特殊场合或特殊情形下，比如911后的那些日子，比如有军人的场合。911是一个原本被认为地球上最安全的国家遭受大规模恐袭的日子，激发出爱国情感是非常好理解的。涉及军人的场合令人联想到爱国，不仅仅是因为军人是保卫国家安全的象征，更因为当下这个国家的军人正在经历着持久的、同时也是残酷的战争，面临军事人力不足的境况。

无独有偶，纵观在球赛场渲染爱国气氛的历史，居然就是与战争紧密相连的，或更准确地说，是与士兵的来源是否短缺紧密相关的。“球赛场”和“爱国”并不是天生的伴侣。两者的初恋发生在美国的内战时期，而且毫不偶然地，在一战最困难，最让人心焦的时候进入热恋。过了热恋期后，这一对恋人又维持了一段平静淡泊的日子，有聚有离，但聚少离多。是二战才终于促成了婚姻，使球赛场奏国歌成了常态。即便这样，也只是参加白天赛事的球员在球场上参与奏国歌仪式，黄金时段比赛（晚上的比赛）的球员是直到2009年才因为规则的改变开始参与的，而这正是伊拉克战争进入极度缺人的时期，你能说这只是巧合吗？

球场奏国歌是激发爱国情绪的一种方式，但不可否认，其中也有操作的成分，有非常实际的需求。事实是，美国国防部花费大量资金于体育运动中的营销和广告。也正因为球场奏国歌与爱国或战争有了一定的关联，当人们对政府、社会以及战争有不满时，就会借此机会表示抗议。球员抗议的事早就有了，比较不为现代年轻人或80年代后的移民知道的是，在越战期间，也有反战的球迷奏国歌时不站起来。虽然不是太多人这样做，但这的确是当时一种普遍的抗议方式。

小布什开打伊拉克后，在机场等公共场合，遇见从战场上回来的士兵，人们往往会与他们拥抱、握手，并对他们说“谢谢你们做出的贡献与牺牲”之类的话。虽然不少军人欢迎这样的表示，也有部分军人这样说：这种感谢非但没有任何意义，而且使得我们的付出显得那么廉价。好像他们这样说了，就可以减轻他们自己不上战场的内疚。我厌恶这种行为。

也许最说明问题的是，第一个以单膝跪地的方式抗议的，曾经的旧金山49人橄榄球队的球星科林·凯佩尼克（Colin Kaepernick），居然是听从了一位退伍特种兵Nate Boyer的建议才采用这样的方式的。

用“政治正确”反政治正确

曾是旧金山49人队的球星科林·凯佩尼克。

用“政治正确”反政治正确

退伍特种兵Nate Boyer 2013年12月参加全国足球基金会的一个活动。

凯佩尼克认为黑人在社会上遭遇了不平等待遇，决定利用自己的身份以某种方式表示抗议，这也就是现在被定义为政治正确的BLM（黑人命也是命）运动。他开始是以奏国歌时坐着、不起立的方式抗议的，是Boyer建议他单膝跪地，说这是军队里对战死的袍泽兄弟的致敬方式。在HBO的一个节目里，Boyer告诉采访者，他对凯佩尼克奏国歌时不起立的第一反应是非常愤怒。但在与凯佩尼克见面、交流之后，他们彼此接受了对方，并决定走一条中间路线。凯佩尼克接受了他单膝跪地的建议，并邀请他一同参与，但Boyer说，“你看，我会站在你边上。但我必须站着。我必须是手放在胸口站立着的。那才是我，这取决于我来自军队。”Boyer还说，这件事之后，他被很多人说成是特种兵的耻辱。但也有他部队的战友支持他，说他这样做是对某些特殊价值的尊重。所以，同是军人，对这件事的看法亦有不同。至于说凯佩尼克是否违背了NFL的规矩，那是NFL的事情，与大众百姓无关。我们还是凯撒的归凯撒，撒旦的归撒旦吧。

既然连军人的看法都有分歧，我们不妨接受对凯佩尼克抗议举动的理解和感受可以是多元的。我认为，有人感觉这样的抗议伤害了他们的感情是可以理解的。我无法理解的是，很多对凯佩尼克的抗议行为极度反感的人，指责他过度政治正确的人，偏偏自己用的是过度政治正确的逻辑：把奏国歌时起立致敬定义为爱国，凡是不尊从这个规矩的就都是不爱国了。而采用这种非黑即白视角的结果是，他们不再能够看到凯佩尼克只是在行使他言论自由的权利。

而在军人、爱国这件事上把过度政治正确的手段发挥到极端的，是白宫幕僚长约翰·凯利（John F. Kelly）。

那是今年（2017）10月份的事情，Myeshia Johnson服兵役的丈夫 La David Johnson 在尼日尔阵亡，而美国军方对阵亡原因没有一个清晰的解释，这给家属带来了额外的痛苦。Johnson的朋友，佛罗里达的民主党众议员Frederica Wilson批评川普总统给家属的慰问电话口气不尊重，内容不恰当，非但没有起到慰问的作用，反而给家属带来了更多的痛苦。川普总统的回应方式是攻击众议员Wilson，并诋毁家属的说辞。在这样的场合，这样的时刻，一国之总统选择与阵亡士兵的家属及朋友斗嘴仗，已经是很不幸，很让总统蒙羞的事情了，一向以风格稳健著称的白宫幕僚长凯利本应该试图让事情安息，出人意料的是，他居然选择为总统站边，把水进一步搅浑。而且，凯利利用了他的特殊身份。

用“政治正确”反政治正确

2017年3月22日，当时还是国土安全部部长的约翰·凯利访问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总部时，在员工大会后回答问题。

与Johnson一样，凯利也有亲人为国捐躯—他的儿子Robert Kelly2010年阵亡于阿富汗战场。事实上，现在美国军官中有在伊拉克或阿富汗战场上失去子女的人中，凯利是官阶最高的一位。这自然为他赢得了额外的尊重。但当凯利站在总统一边，指责议员Wilson的时候，他是错误地利用了自己阵亡士兵父亲的身份。

且不说凯利对议员Wilson以前一个讲话的指责被录像带证明是无中生有；也不说凯利为总统站边是对阵亡士兵家属的极大伤害；最难以接受的是，面对媒体，凯利说完话后，居然只允许有亲自认识牺牲于战场的人的记者提问！如果凯利先生是以一个公民的身份讲话，他可以提出这样那样的要求。但他是以一个公众官员的身份说话，而且是在一个关键的时刻起非常关键作用的角色。阵亡士兵父亲这个身份，并不赋予他让媒体噤声的权利。在他的讲话中，他反复提到曾经是神圣的东西现在不再被如此看待了。显然，言论自由不在他“神圣的东西”之列。

我可不可以说，凯利对待媒体的做法不符合宪法精神？我被凯利先生敢于用这样的方式选择谁可以提问，谁不可以提问震惊了；我很吃惊在场的记者居然就都接受了，没有一个人抗议；我更是非常失望，事后竟没有听见任何媒体质疑这种限制人提问的方式。我相信，这都是因为凯利以政治正确的逻辑绑架了爱国，没有人敢越这条线！我还不得不问的是，当候选人川普在嘲笑、讥讽参议员约翰·麦凯恩和同样有个为国捐躯的儿子的Khizr Khan时，凯利的爱国在哪里？

也许还是参议员麦凯恩说到了点子上：“我永远无法赞同的是，我们征召服兵役的都是美国最低收入层次的，而最高收入层次的却可以找到医生为他们开骨刺证明。这是错误的，非常非常错误的。如果我们是要求每一个美国人服役，那么就应该是每一个人服役。”麦凯恩点出的是现行兵役制度的弊端。（这个笔者曾专门著文《谈谈美国的兵役制及其后果》谈过，这里不再重复。）

越战时，有富家子弟动用关系逃兵役的问题。越战后，不再实施兵役制，是志愿服役了，但这个问题依然存在，而且更尖锐了。服兵役的群体越来越向收入底层走，这是穷人越来越爱国，富人越来越不爱国了呢，还是现行制度不可避免地把负担推向了社会底层？也许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是：2011年10月在阿富汗被炸弹夺去生命的一等兵（Sgt. 1st Class）Kristoffer B. Domeij 已经是第十四次被派往前线了！

所以，要说尊重军人，承认军人的价值，相比于奏国歌时站立致敬，更实际的是推动社会公平地对待不同阶层的人，公平地共同承担我们不得不承受的战争代价。我还是那句话：上战场的比逃兵役的更爱国；爱惜每一个士兵，珍惜每一份财力，尽最大可能避免战争的，比让别人的孩子去打仗的更爱国。做表面文章的，是在玩爱国的政治游戏，是政治绑架爱国。

当爱国被政治绑架时，也是爱国被廉价之时。纵观历史，从来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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