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菲特的成功是运气还是才智，或者只是入对了行？

美国巨富巴菲特2010年写信给《财富杂志》：

我因为生活在市场机制里而走运。这个市场机制虽然一般来说运转良好，但有时也会产生扭曲的结果。……在我所工作的经济体系里，对那些在战场上拯救他人生命的人，它用一颗奖章来报答他们；对那些伟大、认真的老师，它用家长的感谢信来报答他们；然而对那些能够看得出股价失衡的人，它用大量的金钱来报答他们，有时达到数十、百亿之谱。总之，命运的摆布是无常的，它并不一定公平。

巴菲特看得很清楚，他之所以致富，并不是因为他比其它行业的人能力高强，才智过人，而是由于这个社会的机制加倍地报赏他这个行业。他的财富是沾了经济体系“游戏规则”的光。换句话说，经济体系选择了胜利者，并非因为他特别杰出。

巴菲特是否过分谦虚呢？

绝大多数人认为，用人唯贤（meritocracy，精英治理），而非用人唯亲（cronyism），这是公平竞争最重要的观念，也是美国企业能够不断创新，不断进步的基本因素。自由（放任）市场（free market），尽量减少政府的干预和监督，这是美国今天当道的经济策略。

企业上利用“供给面理论”（supply side theory），经过减少税率和放松管制，以降低对商品（包括服务）的障碍，来创造经济成长。企业界赚钱越多，经济就越繁荣，就业机会也越多。

这几股力量的结合，就是共和党的经济理念，也被认为是美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主张权力和利益的分配应根据个人的才能与功绩，由市场供给和需求来决定企业的胜负。在这个体系里，能者和勤奋者得到报赏，能力不足的，或是用功不够的被淘汰，这是共和党不可摇动的信念。

然而，全球化和科技创新改变了这个公式。从80年代开始，美国贫富悬殊的趋向日益严重，底层向上游动乏力。40年来，美国中产阶级的收入水平几乎原地踏步，与此同时，高端1%的收入增长了3倍。如今，纵使就业市场情况改善，但是制造业仍然不振。美国虽然是全世界最富有的国家，但在“经合组织”的35个国家中，美国的“贫穷率”第三高！每5个儿童就有1个是缺乏“食物保障”的（《时代杂志》，2015-5-13）。

就拿衡量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来看吧（系数从0到100，100表示1个人拥有全部的财富，0表示人人财富相同）。根据中情局的资料，美国是47.0（德国27，加拿大32.1，英国32.4，台湾33.8，南韩34.1，日本37.9，中国42.2）。今年三月，研究事业数据的Zippia公司根据美国人口调查局的资料发现，美国最富有的两州：加州的基尼系数 48.80，纽约州是51.02！情况极端严重，埋下了社会动荡的种子。

法国经济学教授汤玛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于2013年出版《21世纪资本论》一书，用统计方法研究过去250年的历史，观察财富的集中和分配。他发现：由于发达国家的资本回报率始终高于经济增长率，这导致财富不均逐渐扩大。从这个结论出发，减少政府干预不过保持惯性，于事无补。过去这几年，皮凯蒂成为经济学上讨论最多的人物，他所提出，征收全球性财产税的方案更是争论最多的焦点。

如果仔细想想，皮凯蒂的学说并不完全令人吃惊，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老早在《大转型》（1944出版）中就声明了：“自我调节的市场功能是种乌托邦思维”。

一向强调自由贸易，减少干预的共和党，在川普的领导下，竟然推翻既定方针，开始采行贸易保护政策，干预本国煤炭和石油工业。显然地，经过 40年的两极化走向，美国不得不承认，经济机制有系统性的问题。川普的措施，不过是他解决问题的手段。

新书《尾旋下落：美国五十年坠落背后的群体和力量 – 以及反对者的抗争》（Tailspin: The People and Forces Behind America’s Fifty-Year Fall –and Those Fighting to Reverse It）的作者史蒂文·布里尔（Steven Brill）在5月17日的《时代杂志》浓缩书中内容，写了一篇《婴儿潮一代如何击破了美国》。

该文指出：过去50年来，有一个主题贯穿美国政坛。那批最有才华，最有干劲的美国精英，利用那使美国成为伟大的东西（第一修正案）：用人唯贤，创新，言论自由，金融和法律独创性，程序正义，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甚至民主选举本身，来追逐他们的美国梦。他们为自己赢得了胜利。

然后，以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方式，他们消除限制他们胜利的护栏，巩固他们的胜利，用智取和彼此合作除去那些可能遏制他们的力量。既得利益以后他们收起阶梯，过河拆桥，让其他人无法分享他们的成功或挑战他们的优势地位。今天的美国是分裂的，上层是受到（民主机制）保护的群体，下层是不被保护的群体。那些使美国伟大的核心价值反而使美国陷入低谷，产生功能失调。

文中举出国会议员的例子：每个国会议员都被大约20多名注册的说客（lobbyists）所包围，他每天至少得花5个小时与他们周旋，加上晚上的宴请筹款。说客们代表各种特殊利益团体，提供国会议员的竞选经费，达到利益交换。金钱已经完全控制一切，这批送到华盛顿代表选民的议员，实际上代表的却是特殊利益，创造对特殊利益有利的环境。

得到保护的是大企业和富人，例如造成金融危机的金融大款，以及受到减税利益的富人。又如，反对全球暖化，反对控制枪支，这些都是保护某些特殊利益团体的具体表现。利益受到危害的是消费者和底层人民。

今年6月份的《大西洋月刊》上也有篇类似的文章：《9.9％是美国的新贵族》。它主要的论点是，特殊阶级不仅是顶层的0.1%，而是整个上层的10%。该文作者认为，美国的“代际收入弹性”（intergenerational earnings elasticity）大幅降低，富者恒富。这个新贵（meritocratic class）用旧伎俩掌握了以牺牲别人孩子为代价，巩固自己群体的财富，并传递特权。

在网络上我们所听到的尽是用人唯贤和市场经济的优点，上层精英总认为自己是凭本事奋斗，才有这样的成就，那些爬不上来的人，全是不够努力，或是资质不足。上面这批作者的分析说明了，这个观点是错误的，至少过分简化。

更糟糕的是，那种观点只管自己族群的利益和优势，无视整个社会向不公正、不公平倾斜。

这几位关心未来的作者们指出了一个共同的现象，那就是美国现有的经济架构已经产生裂痕， 竞争的游戏规则并不公平，它在结构上偏向上层群体，阻碍下层群体的向上移动。人们对国家机器和经济体制的信任度降低。我们必须重新思考整个格局，不要被一些表面现象所蛊惑，寻找解决方案，增加下层群体的竞争力，以避免灾难性的结局。

在能够提出任何解决方案之先，或许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质疑今天“用人唯贤”和“自由市场”的利弊，从整个社会福祉的眼光，而不是短期自己群体的利益，来作价值思考和判断。以美国今天的政治环境，身份政治挂帅的语境下，这个“奢想”现实吗？又有多少人会像巴菲特那样作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