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年前，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在发射时失事，七位宇航员全部罹难。举国哀恸，美国的航天计划受到重创。事后调查发现，问题并非出在技术层面而是出在管理阶层。这次灾难事件的调查过程与我们今天处理新冠疫情有很大的相关性，特别是关乎对“群体免疫”的压力。我们还要眼看更多的人死去而继续无视科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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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临风
阿特拉斯医生参与8月10日白宫的疫情简报。（Heavy.com截屏）
新冠疫情失控不但对美国社会是空前的打击，它给政治人物带来的的压力也前所未有。特朗普政府为了营造胜利的选举环境，出笼了许多权宜之计。其中最显著的一计可能是斯科特·阿特拉斯（Scott Atlas）医生的出现和得宠。
自从8月初被特朗普钦点参与白宫防疫小组以后，阿特拉斯立刻代替了黛博拉·伯克斯（Deborah Birx）医生和福奇医生，成为特朗普身边应付新冠唯一的声音和权威。
阿特拉斯是何许人？他原来是神经放射科医生，目前在保守主义智库，斯坦福的胡佛研究所做资深研究员。他的专长是“自由市场的保健和经济政策”，而非流行病学。然而，由于多次在福克斯电台接受访问亮相，于是受到总统的青睐。虽然他在传染病方面是外行，但是因为他对公共政策与经济的看法与总统十分吻合，于是立马成为白宫处理新冠的主要声音。
虽然阿特拉斯公开否认，但根据CNN所举述的事实，阿特拉斯今年曾经四度公开提出“群体免疫”的主张。特朗普总统8月31日接受福克斯电台主持人劳拉·英格拉哈姆（Laura Ingraham）访问时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你听到‘群体’这个字，当染病的人数达到某个高度以后，新冠就会消失。”
与此同时，传染病学专家们的声音被压下去了。你几乎很难再听到伯克斯医生和福奇医生的警告。似乎，当政治的赌注太大的时候，科学就必须让位。然而，这是否是件没有代价、没有受害者的游戏呢？
让我们回忆发生在34年前的悲剧，看看政治考量凌驾于科学和真相之上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这个故事是否能够让争取连任的特朗普有所借鉴？只能拭目以待了。
（图片来自维基）
美国NASA的航天飞机航天计划一共发生过两次严重意外，1986年挑战者号的意外是第一次。
1986年1月28日，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发射时由于右侧的航天飞机固体助推器的“O型环”密封圈失效，在发射后第73秒时解体并导致参与任务的所有七名成员罹难。在电视机面前，人们亲眼看到航天飞机爆炸、分解。它带给美国人的震惊几乎是自肯尼迪总统被刺后所仅有。这样一个受到全国高度关注，并引以为荣的航天计划竟然发生如此严重的失败！
这次灾难导致美国航天飞行计划被冻结32个月。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下令，组织一个“总统特别委员会”——即罗杰斯委员会（Rogers Commission），进行调查。委员会成员没有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成员，来维持客观、公正。14位成员中包括将军、退役宇航员、科学家和律师。里根总统特别要求诺贝尔物理奖得主理查德·费曼（Richard Feynman）参与调查。当时，费曼已经是癌症缠身，不过为了国家勉力从公。
委员会主席威廉·罗杰斯本是位律师，曾做过艾森豪威尔的司法部长和尼克松的国务卿，因为与基辛格博士争权失宠而下台。他在华府官场经验丰富。
三个主要部分：航天飞机、外储箱和两个固体火箭助推器。
航天飞机发射器是由三个主要部分组成：航天飞机、外储箱（氢气与氧气分别储存）和两个固体火箭助推器（SRB）。发射时，航天飞机底部三个引擎开动，燃料取自外储箱。此时70%的动力来自SRB。当SRB燃烧完毕时，它们会自动脱落，然后用降落伞落下，回收。外储箱用完也会随后脱落，不过不再使用。
SRB正常脱落的情况。
这个航天计划是个极其复杂的工程。多年来的成功可以说是个工程奇迹。因为航天飞机可以重复使用，减少费用。虽然整个航天飞机组件的设计出自NASA，但是因为计划庞大，不同的零件分发给不同的公司承包。例如，SRB就是交给犹他州的莫顿·塞奥科公司（Morton Thiokol）承包。
也因为计划复杂，经费庞大，所以如何分派这块大饼也是个非常敏感的政治话题。政治的现实造成利益均分，让各州雨露均沾。这样在做预算的时候就更能得到国会的支持。这是个很微妙的政、经与企业的结合。单以航天飞机的引擎为例，它是阿拉巴马州亨茨维尔市的“马歇尔太空飞行中心”设计，Rocketdyne公司制造，加州洛克希德公司撰写说明书，佛罗里达州“肯尼迪航天中心”安装的。一个零件就跨越这么多单位，你可以想象那个复杂度了，更不用说品质管理的困难度了。现在出了问题，许多人的工作都受到威胁。这个由总统任命的“空降”委员会难道要打破大家的饭碗吗？
每次发射时都有几百架照相机，对准不同的部位拍照。事后发现，在启动后，右侧SRB尾部，靠近连接该部件与外储箱的支架处喷出了一股黑灰色的烟雾。虽然后来烟雾止住了，但这是个不正常的现象，表示气体燃料外泄。
右方看到黑烟。
发射58秒后，右侧SRB与外储箱连接处出现异常的烟羽以及火焰。
这个烟羽与火焰把外储箱烧穿了，引发了灾难。至于是什么因素造成这个引发点呢？又是哪些决策上的错误造成这个灾难呢？这就是委员会所要调查的。
几个月后，委员会发表了他们的调查报告。他们发现挑战者号出事是由于右侧SRB尾部一个密封接缝的O型环失效，导致加压的热气体和火焰从紧邻的外储箱的封缄处喷出，造成结构损坏。O型环的失效则归因于设计上的缺陷，以及发射那几天的低温。
报告强烈批评了挑战者号发射的决策过程，认为它存在严重的瑕疵。报告明确指出，NASA的领导阶层忽视了莫顿·塞奥科公司对O型环在低温下的功能的警告，也忽视了罗克韦尔国际公司对大量冰雪堆积在发射台上所发出的警告。
报告总结出：“沟通上的失败……导致发射的决定是建立在不完善与误导的信息上。工程数据与领导阶层的判断，这两者间存在差距。并且由于NASA管理结构的问题，使得航天领导阶层忽略掉潜在的飞行安全问题。”报告中很多细节是费曼不顾政治考量，深入底层调查才得出的结论。
在总统特别委员会的报告出来以后，众议院并不十分满意，举行了听证会。在1986年10月，他们也公布了自己的发现。他们的报告虽然同意罗杰斯委员会在技术问题上的结论，但是，他们对问题的症结有不同的结论：
“这个委员会感觉，造成这次挑战者号意外的背后原因并非罗杰斯委员会的结论，认为是沟通不足（造成发射决策过程的误判）。相反地，基本问题出在多年来NASA与承包商们的领导阶层身上。他们没有决定性地处理SRB日增的严重异常现象。”
说白了，除了沟通问题，各个机构的领导阶层为了政治因素忽视了技术因素。众议院这个结论与费曼个人的发现相符。
费曼多才多艺，是个玩世不恭的物理学家。但是他做事认真，一丝不苟。在他1988年去世后，他的著作《你管别人怎么想》（What Do You Care What Other People Think?）出版了。在这本书中他仔细讲到自己调查这次空难的经验，非常有启发性。
为了顾全各个机构和集团的利益，老政客罗杰斯做事中规中矩，政治正确。他总是要求委员会的成员与各部门的谈话限制于领导阶层（照顾领导的面子）。不过，领导阶层做汇报大多是光明灿烂，形势一片大好，得不到什么具体的结论。到了技术层面的问题时，他们也不见得能够胜任解答。
费曼却是个喜欢动手，追根究底的人。幸好，当时NASA的（代理）负责人威廉·格雷厄姆（William Graham）博士曾在加州理工大学选过他的课，所以处处给他方便。当罗杰斯反对他去实地调查时，格雷厄姆就从各地把工程师找来直接给他做报告。
费曼在国会作证，说明O型环在低温下失去弹性。（YouTube截屏）
费曼在书中，以生动的笔触描写如何收集有关O型环的资料，也借着另外一位组员（Kutina将军）的提醒，发现O型环在低温时会失去弹性。对照莫顿·塞奥科公司的指标，发射时的气温要在摄氏正11.6度以上。往年发射也都达到这个温度。经过他仔细用科学的方法排除误差，那天早上发射时，O型环附近的温度是摄氏负1.6度。他在国会的公开听证会上把O型环泡在冰水中，当场作试验，证明弹性消失（见上图）。因为有媒体在场，这戏剧性的一幕就成为媒体的头版新闻。
后来他又发现，在发射前一天，由于预报温度很低，莫顿·塞奥科公司原来坚持反对发射。但是，NASA肯尼迪航天中心负责发射的高级领导要求他们不必过分死板，要以大局为重。结果莫顿·塞奥科公司的相关领导只好勉强同意。事后发现，公司有些资深工程师当时就坚决反对，甚至划清了界限。这种为了满足领导阶层的诉求而忽视技术层的危险性做法，是灾难的主因。
其次，工程师老早就提出，O型环的问题是个“极端严重的问题”，必须改进。但是，这个警告从来就没有受到重视。领导阶层总认为，既然以前没发生过事情，就应当是安全的。他们对安全系数的要求，从来就没有个系统性的指标。领导阶层所最关注的，似乎就只是进度和观瞻罢了。
之后，他被指派调查航天飞机的引擎。从这个调查里他又有了几个重要发现。虽然，这些发现与这次事件并无直接关系，但是借之可以窥见问题的普遍。
第一，领导阶层做报告时总是说：根据安全系数，引擎出事的或然率是10的负5次方。就是每100,000次发射才有可能出事一次（引擎是重复使用的）。这就是说，基本上不用太担心。但是，领导阶层并没有提出数据的来源。费曼坚持要知道工程师的想法。领导阶层也坚持说，这就是工程师的想法。结果。当费曼质问个别工程师的时候，发现根本不是这回事。他们认为，每200-300次发射会出事一次。领导阶层与工程人员间的差距有300-500倍之巨！后来，费曼发现，领导阶层的数据是根据作业要求的“条件”得到的，并非根据实际计算。更糟糕的是，领导阶层从来就没有与工程人员协商过！完全漠视现实。
第二，费曼发现，工程人员其实都很认真干活，并且想尽办法改善作业程序，尤其因为《作业手册》常常有误。可是，他们发现，领导阶层从来就漠视他们的意见。理由很简单，因为牵一发而动全局，更改《作业手册》的费用太大，所以都是不了了之。
官僚机制本来的目的是协调、管理计划的运转，但是在缺乏监督的情况下，整个作业就变成了以满足官僚机器为目的，所谓安全系数根本就不是他们所关注的，那不过是作报告时的一个耀眼的话题罢了。这通常是官场最大的问题，当政治诉求挂帅的时候，被牺牲的就是实事求是的原则。
美国挑战者航天飞机七名成员全部罹难。
挑战者号宇航员中有一位教师，这是里根总统特别要求挑选的。总统希望借此唤起国人对教育的重视。从开始，因为1月28日晚间，里根总统原本要发表年度国情咨文。费曼听到有个说法，里根总统希望在演讲中途戏剧性地与航天飞机上的教师对话。所以，NASA的决策者坚决要在28日这天发射。虽然费曼无法证实这个说法，不过他认为，在减缩开支的压力下，NASA的决策者很可能有这个想法，至少希望得到加分的效果，有利于拨款。结果弄巧成拙。
如果在总统支持下真相还如此难明，何况是总统不支持呢？里根总统有慧眼，选中而且信任费曼。在罗杰斯委员会官僚式的操作方式下，幸亏有自己的学生做NASA的负责人，费曼得以接触第一手技术资料。否则，一些基本问题可能永远不见天日。费曼在《罗杰斯报告》的附录里说了一句名言：“对于一项成功的技术来说，现实必须优先于公共关系（政治），因为‘自然’是不能被愚弄的。”
费曼这句话对2020年深陷于新冠危机的美国来说特别切中要害。
美国的科技领域领先世界，任何一位稳定、有担当的总统必然会集结专业英才，制定完备的防疫方案，让科学主导防疫进程。但这不是特朗普总统的做法。针对疫情的传播，为了害怕影响经济，他首先否认问题的严重性，宣称病毒将自动消失。
等到疫情爆发开来，特朗普摇身一变成为“医学专家”。从3月19号开始他全力推荐治疗疟疾的秘方羟氯喹，宣称它是“改变游戏规则”的灵丹妙药。这做法还真有点像金庸的“吸星大法”，服药以后百毒不侵，武功精进。
法术无边！为了推广灵药，他不惜贬抑免疫学权威安东尼·福奇以及其他医学界的异声，嘲笑医学研究报告的结果。凡是支持使用羟氯喹，就是好医生；凡是反对的就是别有用心，属于“深层政府”（Deep State）的反川分子。
遗憾的是，有些过分相信特朗普的病人不幸去世。这迫使美国的食物药品局（FDA）在4月24日提出警告，新冠病人不要乱服羟氯喹。媒体报道，FDA深深激怒了特朗普。美国联邦政府和许多州政府仍然不信专家，笃信总统，大量囤积羟氯喹。
白宫“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大约也从金庸的小说获得启发。6月中，他向记者表达反对免疫学权威福奇的意见，严批羟氯喹的反对者：“这是官僚们‘深层政府’的盲目行为，他们对他们所效力政府的憎恨超过了对拯救美国人生命的关注。”纳瓦罗护主心切，令人感动！
这个羟氯喹的闹剧一直上演到今天，持久不衰！美国政府以政治压倒科学，很可能连前苏联都自叹不如。
4月24日“稳定天才”又有了突破性的新见。特朗普在疫情简报会上建议：应该研究是否可以通过向人体注射消毒剂治疗新冠病毒。他还认为用紫外线照射病人身体也有治疗效果。这种高见令专家们自惭形秽。全球哗然！疫情简报也被取消。
7月中，因为疫情加剧，特朗普不得不恢复白宫的疫情简报。但是为了控制信息，新闻简报就是特朗普医生的独角戏，没有任何专家列席，一直到8月，阿特拉斯医生出现。
到了8月中，离大选不到三个月了，可是疫情还是不见好转。情急之下，特朗普一方面宣告防疫成功，一方面开始施加各种压力希望制造奇迹。施压的对象包括食品药物管理局（FDA），疾控中心（CDC），以及卫生署（HHS）本部。
特朗普8月22日指责FDA为“深层政府”。（路透社截屏）
特朗普指责FDA的科学家是“深层政府”的反动分子，要拉他下台。在这个威胁下，FDA在8月22日只好宣布，用新冠病人的疗养血浆作为医治新冠的紧急治疗方式，并且做出35%有效性的豪语。
事后FDA被科学家揭发，所谓35%有效性的说法完全无稽，误导国民。Scripps转化研究所的Eric Topol博士告诉美国国家广播公司说：“我不记得FDA曾经犯过这样严重的错误”。FDA的头子斯蒂芬·哈恩只好出来道歉。
9月1日，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一个专家小组在一份声明中说：“目前还没有来自良好控制下的随机临床试验的数据，证明疗养血浆治疗COVID-19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素来负有盛誉的FDA在政治压力面前只好自毁长城。可叹！
哈恩为误导道歉。（国家广播公司，NPR截屏）
几个月来，新冠疫情持续增加，让特朗普龙颜不悦。他多次在电视机前咆哮说，美国疫情多是因为美国测试太多，如果减少测试，感染的数目就会降低。他回避的是，美国的感染人数与测试人数的比例也高于绝大部分国家。
在总统和阿特拉斯医生的压力下，8月24日，CDC宣布修改检测的指导原则。以前凡是接触过新冠病人的必须接受检测。新规定是：如果你接触一位新冠病人超过15分钟，但是只要你没有症状，就不必接受检测。
新冠与其他病毒不同，在还没有症状之前，带病毒者就有传染力。CDC这个新指导原则引发了专家们的集体愤怒。那么，什么是CDC新的“理论基础”呢，那就是给总统撑腰的阿特拉斯。阿特拉斯认为只要把老人院里的人保护好，一般年轻人患病不打紧，早点患病，早点达到全民免疫。这样的说法有很多漏洞，所以只好只做不说了。白宫高级官员私下说，目前特朗普政府许多措施和宣传都是在“群体免疫”这个不声张的大前提下推行。
CDC本来是个享誉国际的机构，在政治压力下，科学只好让位，声誉只好扫地。
阿特拉斯是特朗普政府推动学校开学，以及轻蔑防护面罩背后的主要“理论基础”，说穿了就是“群体免疫”。要知道，这种理论可能带来数百万人死亡！
日前，FDA的负责人哈恩博士开始放话，有可能新冠疫苗在第三期临床试验没有完成以前开放使用。不过，哈恩的话已经不可取信。福奇医生警告说，不要为了政治的原因妥协，只有得到“数据和安全监测委员会”（Data and Safety Monitoring Board）同意才能提早面世。
上面引用了美国歌手比利·乔尔（Billy Joel）1978年畅销曲《诚实》中一段歌词。
用政治指导科学可能带来的灾难不仅是少数几条性命而已，而是全国人民的健康隐患。
大至治国，小至为家，诚实面对真理和真相，尊重专家意见，这都是文明国家的底线。如果科学和技术都要为政治服务，纵使一时侥幸，发生灾难不过是迟早的事。
美国第二任总统亚当斯曾经说过一句名言：“事实是个顽固的东西，无论我们的愿望、倾向或者激情如何，都无法改变事实和证据的事态。”
今天，我们可以借着亚当斯的话说：科学是个顽固的东西，无论政治压力有多大，都无法改变科学的方法和结果。当政治遇到科学和自然的时候，政治必须让位，科学和自然必须先行，绝无例外！
临风，本名熊璩，出生于重庆，台湾长大。曾任台湾大学数学系副教授 ; 克雷超级电脑公司（Cray Research, Inc.）研究部总工程师; 惠普公司中央实验室部门主管，大学关系部亚太区主任等。2011年退休，全力读书、研究、写作。在中国大陆出版有《绘画大师的心灵世界》（2012年江西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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