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华人
第1770篇文章
编者按
正文共：9784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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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临风
乔治·弗洛伊德被警察谋害的事件激发了全美国，甚至全世界的示威活动。最近几个不同的民调都指出，美国有三分之二以上的人支持“黑人的命也是命”（#BLM）运动；同时美国大多数人都认为，美国的刑事司法体系存在着系统性的问题。那么，事实到底如何呢？
我们先看看最近发生的一个惨剧。
为什么我再也不会叫警察
2019年10月12日深夜两点多，德州沃思堡（Fort Worth）一个中产小区里，熟睡的詹姆斯·史密斯（James Smith）被他的侄子和侄女摇醒，告诉他对面邻居家前门大开，灯火通明。史密斯是小区的老住户，他担心出了什么事，就从床上爬起来走过街。看到屋旁工具间是锁起来的，让他更加狐疑。
对面住着的黑人老太太经常入住医院，他怀疑老人家身体又出了状况，就拨打电话簿中标明要求“健康检查”（wellness check）的号码（非911），期望警察会来敲门，检查老太太的情况。他不知道老太太已经进了医院，女儿阿塔蒂亚娜·杰斐逊（Atatiana Jefferson）和孙儿过来探望，他们两人当时正在打电脑游戏。
几分钟后，警车到了，其中一位警察举着枪，没有敲门直接绕道后院，不久一声枪响！史密斯那时正好站在街对面，但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之后大批警察来到，但他问不出个所以然。六个小时以后，担架抬出一具尸体，就是老太太的女儿阿塔蒂亚娜。
后来从警察随身佩戴的录像机的记录看出，警察走近屋后的窗户，对着屋内的阿塔蒂亚娜忽然大喊“举起手来，让我看到你的手！”话音未落，他从窗外向内射击。他根本没有宣布自己是警察。
阿塔蒂亚娜是位很上进的女青年。史密斯说：“她打算当医生的”。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低声说：“但是现在不可能了。”
史密斯说，他每天活在愧疚里，如果不是他那通电话，阿塔蒂亚娜今天还活着。她的死亡彻底摧毁了他对警察存余的任何信任。从今以后他再也不会打电话找警察了。。
今年3月13日，肯塔基州的路易维尔市，26岁的美国紧急医疗技术员布伦娜·泰勒（Breonna Taylor）半夜里在毫无警告的情况下被破门而入的警察枪杀。
警察根本就走错了门，他们要抓的两个嫌犯距离她家有10英里之遥。泰勒的男友半夜里被惊醒，以为是坏人冲入，开枪自卫，警察还击时射杀了手无寸铁的泰勒女士。她只不过是“向毒品宣战”下，警察可以破门而入的又一位无辜的牺牲者罢了。
警察枪击事件层出不穷，而且经常发生在无辜黑人的身上。这后面有没有什么系统性的因素呢？
如何定义系统性种族歧视？
在这个族群关系高度紧张的时期，传统上对“种族主义”（racism）的定义已经不再合适。《韦氏字典》最近开始考虑重新修正“种族主义”的定义，这说明问题的复杂。
让我们先给出一个可行的定义，以便本文讨论。“系统性种族歧视”就是在某个“系统性种族主义”（systemic racism）的环境下出现经常性的种族区别待遇。那么什么是“系统性种族主义”呢？
“系统性种族主义”一词往往被解释为：某个系统中绝大多数人都是种族主义者，本文对这个词的解读是：“某个机构或体制的运作造成经常性种族差异对待的现象，不论工作者本身的意图如何。”此外，当我们说：有“系统性种族歧视”存在时，也并不等于说：种族主义是唯一的因素。
根据这个可行的界定，在排除了其它主要因素以后，那些经常不断发生的种族差别待遇的现象就可以归纳为系统性的种族歧视。比如，如果白人与黑人滥用药物的比例相同，社交习惯也相仿，但是，被逮捕的多是黑人，这就是系统性种族歧视。又比如，如果犯了同样的罪行，也有同样的犯罪史，但黑人的刑期经常比白人更长，这也是系统性的种族歧视。
或许有人说，黑人是咎由自取，他们经常犯罪，以至于丧失了警察的信任，难怪警察对黑人“情有独钟”。持这样想法的人有可能不了解美国的社会生态，对贫穷黑人家庭所遭遇的困境没有近距离的接触，对人权的尊重也或许不够落实。
对于一个从来不懂得什么是生活在绝望里的人，他有限的想象力往往才是真正的盲点。
在一个自由民主的法治国家，执法人员与居民间是种“社会契约”的关系，执法人员拿工资为社区服务。警察不但是“执法者”，也是“服务者”，这是大前提。警民间的积极互动是维护社会治安重要的一环。如果居民对警察只有恐惧，却丧失信任，那么警察就不再有资格担当维护“法律与秩序”的“执法者”。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美国刑事司法体系的大环境。
美国大规模监禁的现象
说到刑事司法体系，第一个进入我们视野的是美国监狱人满为患的现状。根据“量刑项目”（The Sentencing Project）网站最新的资料，美国每10万人中有655个在监狱里服刑，美国坐牢人口的比率全世界第一！
根据“监狱政策倡议”（Prison Policy Initiative）网站的资料，美国有230万人在坐牢，这也是世界第一。占全世界人口4.25%的美国，其监狱人口是全世界监狱人口的25%。更值得玩味的是，自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犯罪率逐年持续下降，但是美国监狱人口仍然居高不下。
监狱人口中有不少是在开庭前被关在监狱里的贫穷的少数族裔，没钱支付保释金“嫌疑犯”是无辜的，却要在监狱等好几年都可能无法上庭。
其实，美国大量监禁是一个相对新近的现象，是从尼克松上台推动“法律与秩序”运动期间开始的。
自从废奴以后，美国监狱是唯一可以合法奴役人的地方。刑事司法体系用各样方法把人送进监狱，监狱里人越多廉价劳工就越多。美国许多公司的产品都是监狱廉价劳工的成品，私营监狱用各样方式剥削犯人，以增加盈利。这是极其不合理的。
奥巴马总统是第一位在任内拜访美国监狱的总统，他曾经做过努力，希望改变现实，从图表看出，监狱人口在奥巴马任期内有所下降。他希望废止以赚钱为目的的监狱，但是没有成功，因为后面有强大的游说组织——“美国立法交流委员会”（American Legislative Exchange Council，ALEC），和背后的整个政治生态系统。
另外，根据美国“司法统计局”(BJS)的数据，2013年黑人男性占男性监狱总人口的37%，白人男性占32%，拉美裔男性占22%。
再根据“监狱政策倡议”的数据，美国黑人男性一生中曾经进监狱的概率是32%。拉美裔男性是17%。白人是6%，全国男性平均是11%。
一个有犯罪或坐牢记录的人纵使出狱了，他这一生几乎肯定找不到好的工作，永不得翻身。他也可能永远失去投票权。换言之，他很有可能从此成为社会的弃儿！如果每三名黑人男性中有一个是坐过牢的，那就等于这三分之一的黑人男性的前途将是一片黑暗。他们所犯的罪很可能只是吸毒。这是个十分不公平的现实问题。
高喊自由民主的美国居然如此大规模监禁，的确令人诧异，它与自从尼克松上台后推动的“法律与秩序”运动密不可分。这背后与系统性的种族歧视关系密切，刑事司法系统提供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力的犯人也是这个生态系统的一大奇观。
系统性歧视的现象
2016年非裔导演阿娃．杜威內（Ava DuVernay）执导的纪录片《第十三修正案》揭露，在宪法上解放黑奴以后，美国社会借用刑事司法体系实质上地奴役黑人的现象并没有停止。该影片对这个现象背后的种族因素和商业因素做了详尽的解说。
美国的刑事司法体系，从逮捕、起诉、审前监禁、庭审、判决、量刑（包括死刑）、监禁到假释，整个流程都充满了对少数族裔系统性的歧视现象（2）。虽然刑事司法系统的执行绝大多数是地方性的，各州的法律也不尽相同，但是这些问题却是全国性的，说明它是个普遍的现象。
因为问题十分错综复杂，非一篇文章可以说清，在此仅仅提出几个重点作说明。
种族刻板印象（Racial Profiling）
在风卷全国的示威中，6月11日，美国国家医务总管，海军三星中将杰罗姆·亚当斯（Jerome Adams）说，他敏锐地意识到自己有可能会遭遇到弗洛伊德同样的命运。他驾车时经常无缘无故地被警察拦截，并非因为他是医务总监，而因为他是黑人。
这让我想到南卡州联邦参议员，共和党的蒂姆·斯科特（Tim Scott）的经历。2016年他在参议院发表重要谈话：在一年之内他曾经七次被华府的警察拦截、搜查，绝大多数都因为怀疑他的车是偷来的，他的许多黑人助手也有同样的经验。
要知道，美国是个民主、自由的国家，宪法第四修正案禁止警察无理搜查和扣押，并规定，搜查和扣押状得有相当理由的支持。从法律上说，他们没有任何被警察拦截的理由。
国家医药总监和联邦参议员的遭遇反映了全国各地黑人男性共同的遭遇。有个流行在警界的笑话说：“种族刻板印象这类事从来没发生过，但是它很有用”。
2020年5月公布的一项针对2011年至2018年中56个警察机构的9500万次交通拦截的大规模研究发现，虽然黑人比白人更容易被拦下，但在夜间，当警察不能分辨驾驶人的种族时，拦截频率的差距就大幅缩小。
该研究还发现，黑人在被拦截后更容易被搜查，虽然白人更容易被发现携带非法药物。
纽约市的“拦截与搜身”（Stop and Frisk）可能是最有名的例子。高喊“法律与秩序”的人最喜欢用它“证明”：自从1994年实施“拦截与搜身”以后，纽约市的犯罪率明显下降。而且拦截后被逮捕的多半是少数民族（黑人、拉美），可见问题出在这些少数民族身上，必须对他们加强管束。
事实是什么呢？事实是，这种说法是玩数字游戏！
第一，自从1990年以来美国全国的犯罪率在逐年持续稳定下降，纽约的数字不过反映这个全国的趋势。而且在2014年取消“拦截与搜身”以后，犯罪率仍然持续下降。
可见“拦截与搜身”的行动与减少犯罪毫无关系！甚至保守的《国家评论》杂志都在2018年1月1号的评论里承认自己误判：我们曾声称，“拦截与搜身”的大量减少将导致犯罪增加，可是，犯罪反而下降了。我们错了。
第二，根据纽约市警察局的数据，从2002年到2011年，纽约市“拦截与搜身”的次数从97296次上升到超过五十万次（685724），其中88%无罪释放。被拦截的绝大多数（90%+）都是非裔和拉美裔青年。可见，纽约警察对这两类少数族裔“情有独钟”。有人认为，这90%的统计数字偏低，因为对那些没有“命中”的拦截，警察不一定会登记。
警察执行任务时的种族差别待遇就是种系统性歧视行为的一种表现。
向毒品宣战
各种统计数字一再显示，黑人被逮捕、指控和定罪为毒品犯罪，包括藏毒、贩毒和共谋的比率一直远远高于白人。尽管研究显示，这两个种族使用和贩卖毒品的比率大致相同。
例如，截至2018年5月，纽约市的数据显示，黑人因大麻被捕的比率是白人的8倍，在曼哈顿是15倍。黑人社区的逮捕人数远远多于白人社区，尽管所有的数据显示，居民抱怨使用大麻的比率两者相当。
根据国家“脱罪登记处”（NER）的数字，黑人因持有毒品而入狱的可能性是白人的5倍左右。根据免罪数据，黑人被错判毒品罪的可能性是白人的12倍！
黑人在吸毒者中约占12.5%，但在因毒品犯罪被捕的人中占29%，在被监禁的人中占33%。
死刑的判决
根据2012年特拉华州的一项研究，杀害白人的黑人被告获得死刑的可能性是杀害黑人的黑人被告的7倍。杀害白人的黑人被告被判处死刑的可能性是杀害白人的白人被告的3倍以上。
当受害者是白人时，黑人更容易被误判为凶手。有31%被判为杀死白人的黑人被平反。更普遍的是，被误判谋杀罪的黑人比被误判谋杀罪的白人高50%。
黑人无辜被误判为性侵犯的可能性是白人的3.5倍，被误判为毒品犯罪的可能性是白人的12倍。
2016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在路易斯安那州，杀害白人的凶手被处决的可能性是杀害黑人的凶手的14倍。杀害白人妇女的黑人男子被判处死刑的可能性是杀害黑人男子的黑人男子的30倍。那些因杀害白人而被定罪的人也不太可能在上诉时被推翻判决，自1752年以来，路易斯安那州还没有因杀害黑人而处决过一个白人。
检察官的认罪求情协议（plea bargain）
在庭下解决法律争端的认罪求情协议可以加速法庭作业。问题出在：谁得到这种求情协议？交易的内容如何？许多不了解法律，没有社会资源的无辜黑人青年，由于检方恐吓施压接受求情协议，庭下认罪，只求早点结案出狱。
2017年对威斯康星州约4.8万起刑事案件的研究显示，白人被告比黑人被告更有可能在求情协议中被检察官撤销最严重的指控。在面临可能被判处监禁的轻罪指控中，被告白人的指控被撤销、驳回或减少刑期的可能性比黑人高出75%。
美国“司法援助局”（Bureau of Justice Assistance）2011年发表的一份关于种族和认罪求情协议的研究发现，“关于种族和量刑结果的大多数研究表明，黑人比白人更不可能获得减刑”，“研究普遍发现种族与被告是否获得减刑之间存在密切关系”。
2016年对弗吉尼亚州汉普顿路市内近47.4万起刑事案件的审查发现，毒品犯罪的白人更有可能获得求情协议而免于坐牢。在面临批发毒品的指控时，48%的白人因求情协议免于坐牢，而黑人的比例只有22%。在那些有犯罪前科、承认抢劫罪的人中，36%的白人没有坐牢，而黑人只有8%。
法官和判刑
哈佛大学2007年的一项研究发现，黑人之间的量刑差异，取决于他们肤色的深度。该研究调查了1995年至2002年佐治亚州的67000名初犯。白人男子的平均刑期为2689天。黑人男子的平均刑期多了378天。但浅肤色黑人的刑期仅比白人长三个半月。中等黑色皮肤的黑人被判处的刑期比白人长一年。漆黑皮肤的黑人被刑期比白人长一年半。另外一个2018年的学术研究得到同样的结论，越黑越倒霉。原来黑色是原罪！
美国量刑委员会在2017年的一项数据调查发现，当黑人男子和白人男子犯下同样的罪行时，黑人男子的刑期平均要长20%。该研究排除了年龄和犯罪史等变量差异。
2018年5月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当一个白人和一个黑人被判犯有类似的罪行时，共和党任命的法官会判处黑人多三个月的监禁。
关于刑期，最不合理的可能是克林顿总统时期推动的“三振出局”，如果你是第三次犯罪，那么法官就会给你课以重刑。一个第三次被抓到拥有毒品的人竟然可以判到终身监禁？克林顿总统后来为此道歉，承认自己做了一件大错事。
监狱的另一个名称是“矫正所”，事实上，进到监狱的人耳濡目染往往只能使他变得更坏。“法律与秩序”的理念就是，把这批“坏人”长久关起来，让他们不再干扰社会。
保释、审前拘留、减刑和赦免
哥伦比亚大学司法实验室2020年3月的一项研究发现，黑人和拉美裔的假释犯“因违反假释规定而被关押在纽约州监狱的可能性明显高于白人”。研究发现，黑人和拉美裔因“技术性违规”假释而被重新监禁的可能性分别是白人的5倍和1.3倍。
“监狱政策倡议组织”2019年对学术文献的审查发现，“在大城市地区，黑人重罪被告在审前羁押的可能性比等罪的白人被告高25%以上”。审查发现，在全国范围内，年轻的黑人男子在审前拘留的可能性比白人被告高出50%左右，保释金平均是白人的两倍。
2018年对新奥尔良保释惯例的研究发现，黑人更有可能被要求支付保释金，并支付更高的保释金。他们经常没有能力支付保释金，因此，更有可能在审判前继续被监禁。
2008年对“假释委员会”做决定的一项研究发现，“与白人罪犯相比，黑人罪犯在监狱中等待假释的时间更长”，在排除了法律、各种个人人口和社区特征的变数以后，种族和族裔差异仍然是假释决策的一个重要因素。
从学校到监狱的直接通道
美国的中小学，特别是贫困市区的学校，学生因为言语和行为不检被校方停学的比率很高，从短暂的到永久的都有。又因为防备枪击案，许多学校常驻配枪的警察，称作：学校资源官（school resource officer，SRO）。警察变成维护学校秩序的一员，这可能是美国唯一的特色。但就像执法部门的职业病，本应用于罕见事件的SRO往往被用于日常的事件，只是因为他们在场。（3）
这种情况在有SRO的学校发生得更多。“司法政策研究所”（Justice Policy Institute）的一份报告发现，即使排除学区的贫困程度，有SRO的学校因 “行为不检 “而被捕的人数是没有SRO的学校的5倍。
配枪的SRO成为维持校内秩序的资源。（“司法政策研究所”网站截屏）
美国有几项考察种族、行为和停学之间关系的研究，但没有一项获得“黑人学生行为不端的比例更高”的结论，可是黑人遭受停学处分的比率远超过白人。白人被停学的原因更多是因为犯了可证明，有记录的不良行为（吸烟、破坏他人财产和淫秽语言），而黑人被停学的原因多半是为了主观原因（不尊重权威）。
根据美国教育部的统计，2011-2012学年约有9.2万名学生在学校被捕。而其中大部分都是轻微的违规行为。为了担心犯罪，美国很多学校实行“零容忍”的政策，于是学校把管训的任务推给了少年管教所。然而，被退学的学生中有40%是黑人，这批被退学的青少年日后有60%的概率进到监狱（4）。
在少数族裔学生多的学区，很多学生来自破碎的家庭，他们生活在贫困线上，没有人重视他们的未来，学校对他们也没有任何期望。他们遇到的不是生活上和学业上的辅导，等待他们的是帮派、毒品、犯罪和警察。于是，从学校到监狱的直接通道就成为另一个美国特殊的社会景观。
“有条件豁免”（qualified immunity）的联邦法律原则
其他地方性的系统性问题还很多，例如，警察内部纠察评审的透明度、警察工会的嚣张、执法手段过分粗暴、警察职务涵盖太多而训练不足，等等。这类问题各地或有所差异，我们就不一一讨论了。
几十年来发生了多少次警察暴力的事件，但是有几个警察被判刑的？这反映出一个全国性体制上的漏洞，使得法院很难给警察判罪。
“有条件豁免”（qualified immunity）是美国最高法院于1967年首次提出的一项“法律原则”。它最初的目的是：在法律规定不明确的情况下，保护执法人员在善意执法的案件中免受无意义的诉讼和经济责任。
从2005年左右开始，法院越来越多地将该原则应用于涉及警察过度使用武力或致命武力的案件，导致了广泛的批评。用路透社2020年的一份报告的话说，该原则“已经成为一种近乎失效的工具，使警察的暴行不受惩罚，并剥夺了受害者的宪法权利”（5）。
由于最高法院对“有条件豁免”的解读向警察倾斜，这意味着警察可以免于诉讼，除非他们的“确切行为”已经在以前的案件中被裁定为违法——这里的关键词是 “确切”（即：除非有完全雷同的前例，否则免罪）。
要解释一个案件与任何前例并不完全雷同，这是极其容易的事。警察既然几乎不可能被判刑，受害者或其家属寻求正义的唯一选择就是根据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起诉警察侵犯公民权利。从公民权利（而非刑事责任）这条路径，受害家属如果胜诉，可以从地方政府取得金钱赔偿，目前这几乎是唯一的途径。
根据脱口秀评论员约翰·奥利弗（John Oliver）的资料（6），在过去5年内，美国10个最大城市的警察部门总共支付了10.2亿美元的庭外和解和法院判决罚款。这么高的赔款说明了警察执法有系统性的问题，只是因为碍于“有条件豁免”，走了民事诉讼的路子。以其用纳税人的钱替警察不当行为背书，而且不能解决问题，当务之急在于立法修正这个“法律原则”。
风向的改变
6月9日公布的华盛顿邮报·沙尔学校（Washington Post-Schar School）民调显示，弗洛伊德事件以后美国的民意第一次有了极大的改变。该民调根据6月2-7号的电话访问得到惊人的发现。接受访问的超过1000位成年人。（7）
2014年发生几件大的警察暴力事件（Michael Brown，Eric Garner，Ezell Ford，等等），使得全国轰动，但是，民调显示当时只有43%的人认为警察暴力反映了更大的问题。现在，美国有超过三分之二的人认为，警察暴力背后有更大的（系统性）因素，民意上升了超过20%。连共和党民众都有47%认同，上升了28%！这绝不是偶然。
美国人不但说话了，而且意见相当一致，这不能不说是个惊喜，很可能这是个历史性的转折点。
然而，民意不过是解决问题的一部分，最重要的还在于政客们如何出台解决方案。历史告诉我们，政客们经常选择的都是最小阻力的路径，因为任何改革都会动到某些利益集团的奶酪。因此，唯一的办法就是要选民们不断施压，特别在这个选举年，政客们的底线归根就底还是选票。
1965年通过《投票权法案》是美国民权运动上个阶段的胜利，民权运动下个阶段的任务就是刑事司法体系的改革，减少系统性种族歧视的现象。我似乎再度听到约翰逊总统的声音：“We shall overcome”（我们终将胜利！）。
注：
✎作者简介
临风，本名熊璩，出生于重庆，台湾长大。曾任台湾大学数学系副教授 ; 克雷超级电脑公司（Cray Research, Inc.）研究部总工程师; 惠普公司中央实验室部门主管，大学关系部亚太区主任等。2011年退休，全力读书、研究、写作。在中国大陆出版有《绘画大师的心灵世界》（2012年江西人民出版社）。
撰文：临风
编辑：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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