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1月30日),世界卫生组织(WHO)宣布,武汉冠状病毒传播情况严重,进入全球紧急状况。

中国确诊的新冠病毒性肺炎病例周四(1月30日)已经增加到7771例,在短短一个月内确诊人数已超过了2002年末至2003年8月期间爆发的非典(也称萨斯)病例数量。当时中国的萨斯病例为5327例。看来,人们期待的疫情缓解短时间内还不会到来。

一个月前,武汉人是在极度焦虑中进入2020年的。当时,有关一种奇怪传染病在武汉蔓延的消息已经开始流传。因为政府一开始的态度是隐瞒真实信息,所以后来在承认有疫情后,尽管政府不断安慰民众,说疫情可控,民众不愿意相信。直到1月20日晚,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在《新闻1+1》直播中对全国人民做了讲话,才给人吃了个定心丸的感觉。

钟南山宣布的并不是什么好消息。其实他是中国第一个公开宣布这样一个坏消息的人:这次武汉遭遇的病毒已经发生了人传人的现象。这意味着传染性更强,意味着已经被传染的人数目很大。

为什么公布坏消息的钟南山反倒有给人吃定心丸的效果呢?

17年前——蒋彦永、钟南山与非典

钟南山的话有安定人心的效果,源于他在17年前非典抗争战中所表现出的义无反顾的真诚。另一个在那次非典之战中表现出惊人勇气的,是在向上级和国内媒体报告无效后第一个向外媒披露疫情的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所属的301医院的退休外科医生蒋彦永。

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

2002年底,非典首先出现于广州。当时担任广州医学院附一院呼吸疾病研究所副所长的钟南山,直接参与了最早的非典病人的治疗。是他以专业的敏锐,把第一个来自广东河源的肺炎病人和与该病人接触过的家属和医护人员的发病联系了起来。后来中山市出现的类似病例,更加证实了他的猜测。受命于广东省卫生厅,钟南山带领一组专家进行会诊,得出结论,这是一种非典型的肺炎,故后来有了“非典”这个流行的称呼。

接下来事情的发展超出了医疗的范围。

在已经知道没有任何特效药的情况下,中国疾病预防疾控中心和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都毫无根据地说非典的病原为衣原体,而衣原体引起的肺炎采用针对性强的抗生素治疗非常有效。如此隐瞒,不仅是治不好病人,还因为不做针对性的防护,造成医护人员大批被感染。也因为没有对社会讲实情,没有对可能被感染的人采取必要的隔离,造成全国范围的大规模传染。很快,单是广东省的病例就达到了四位数,北京也发现了大量病人,且到了失控地步。

即便这样,当时的卫生部长张文康还是在2003年4月3日公开称北京市“只有12例非典,死亡3例。中国的非典已得到有效控制”,并说“在中国工作、生活,包括旅游都是安全的”。

2003年6月5日,北京一书报摊贩售以蒋彦永医生为封面的杂志。(路透社)

在这样人命关天的关键时刻,掌握了第一手资料的蒋彦永首先站了出来。在张文康做此发言的第二天蒋彦永就把自己从301医院、302医院和309医院获得的确诊和疑似病例资料提供给央视国际频道与香港凤凰卫视。遗憾的是,这一举动未能达到公开信息的效果。四天后,蒋彦永又通过美国媒体《华尔街日报》和《时代周刊》,终于向国外公布了真实情况。由此引发的国际舆论压力,才致使中国政府公开了中国非典的实情。

但是,走向透明的道路不是一帆风顺的。4月12日,在北京为世界卫生组织官员和中外记者举办的发布会上,中国政府官员依然在试图粉饰太平。这一次是钟南山在发布会上当着所有人的面大胆发出了不同的声音:“现在病原不知道,怎么预防不清楚,怎么治疗也还没有很好的办法,病情还在传染,怎么能说是控制了?”而且,“连医护人员的防护都还没有到位!”

是蒋彦永和钟南山对真相的揭露,才迫使政府直面严酷的现实,向世界卫生组织报告真实数字,采取真正切实有效的措施。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2003年非典波及全球近30个国家和地区,付出8000多病例,774人死亡的代价后,疫情到9月2日才完全消失。

这是一个相当长久的攻坚战。如果早做隔离,把疫情控制在小范围内,将会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代价会小得多。当然,如果没有蒋彦永和钟南山,也会是一个不同的故事,结局将更惨。

17年后——2020再度呼唤钟南山

非常遗憾的是,2020年的新型冠状病毒,在很多方面,尤其是信息透明方面,几乎是当年非典的重演。政府早期的信息隐瞒和不作为,使本来只是武汉市内小范围的疫情波及全国并传染到国外,武汉更是重灾区,没有一个安全的角落。

尤其难堪的是,当武汉人1月20日刚刚从钟南山那里获得了一定的信心之后,政府马上采取了史无前例的对有千万人口的武汉封城的策略。这一决定所透露的信息是,疫情非常非常严重,大有弃武汉保其余的架势。这时候,要让民众不产生信息误读,提供准确、公开的信息至关重要。

但是,因为政府的信息渠道或者是不提供任何信息,或者是提供的信息得不到民众的信任,钟南山的讲话就被当成了救命稻草。于是,1月26日坊间传闻钟南山将于当晚再上《新闻1+1》直播,害得节目主持人白岩松不得不出面辟谣。

有这样的谣传主要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人们渴望信息,渴望自己能够信任的信息。第二,信任危机才是此次抗疫最严重的问题,是政府面临的最大挑战。

好在1月28日钟南山接受新华社专访,提供疫情的更新,再次给了民众一颗定心丸:很难绝对地估计疫情什么时候达到高峰,但他的认为应该在一周或10天左右,不会大规模地增加了。人民论坛网公众号发布了这个访谈,有人在文章后面留言:“这是给我最大安全感的男人”。

只是,当年非典我们靠蒋彦永和钟南山。17年后的今天,蒋彦永被禁言了,我们必须也只能依赖钟南山。那么下一次呢?20年后,我们还是不得不再一次呼唤104岁的钟南山吗?

如何才能相信政府?

疫情扩散后武汉所有医院都失控已经是一个公开的事实了。失控的原因就是疫情超级严重,武汉的医疗资源远远跟不上,医院床位,医护人员,检测医疗工具,甚至医护人员所需的保护用品都严重短缺。当失控状态已经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时,唯一能够安抚民心,凝聚民心的,就是政府的公信力了,所以才发生了近日各级政府官员纷纷举行新闻发布会和接受电视采访等。

可惜,目前看来,政府所做的努力效果不佳。根本原因是缺乏诚意,缺乏透明度。

首先,造成疫情失控的万恶之源是政府早期的信息隐瞒。再考虑到当年非典的历史,如果没有诚恳的道歉、承认错误,要民众相信你现在说的是真话,难!信任这个东西不是要得来的,必须靠自己去挣如果道歉了,认错了,还不能换来信任,说明民众认为诚意不够,说明一定有不到位的地方,比如下面这样的问题,细节都必须交代清楚。

  • 非典之后,国家疾控中心建立了一套传染病报告流程,任何一个级别,包括县疾控中心都可以启动这个流程,中央疾控中心就会看到,然后就必须处理。那么,这一次,这个应急机制是怎么运作的?如果根本没有启动,又是为什么?
  • 早期为什么隐瞒疫情?在每一步中,哪一层领导做出了怎样的决定,为什么?
  • 封城这么大的决定,根据是什么?考量了哪些方面,做了哪些准备?
  • 《纽约时报》了解到,还在武汉封城之前,就已经有死亡病人的家属被告知,病人遗体必须立即火化,但死亡证明书上却不是写着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这个怎么解释?对死亡统计数字的影响?

需要回答的问题远不止这几个。哪怕做决定的原因是错误的,也要公开透明。

再者,不同官方信息渠道给出完全相反的信息,这对争取民众的信任一点帮助也没有。某个新闻发布会上,仅仅是口罩生产能力这个数字就在会上当场改了三次。这让人不得不怀疑所发布新闻的质量。至于台上省长、市长等三个领导一个不戴口罩,一个口罩戴反,一个虽然戴了却不合规矩地露出鼻孔,更是给发布会平添笑料。

最后,最最重要的是,新闻发布会后的普遍反映是,希望有更多的信息。要知道,正是在政府下午3点半刚刚开过肺炎防控工作的新闻发布会后,民间开始疯传当晚《新闻1+1》将再次采访钟南山的谣言。可见,民众不相信政府真正做到信息透明了,他们期待从自己信任的渠道获得信息。

八名“2020的蒋彦永”却成为”造谣者”

要赢得信任,不仅局限于上面说的信息透明,还有很多地方都值得也必须改进。

首先,信息公开,去除决策过程中的政治因素。

早期的隐瞒疫情是政治决定还是医疗决定?武汉在疫情蔓延期间正好召开了两会,而两会那几天居然就停止了疫情通报。还有,如果没有政治考虑,纯粹从医学角度考虑最佳策略,还会不会有万人宴和春节联欢活动呢?是去除政治因素、去除行政干预的时候了。让医务专业人士决定行动方案,一切都必须把百姓的福祉放在第一位。

美国CDC(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发布的信息非常有信服力,没有政治因素渗入绝对是原因之一,这是在制度上得到保证的。

当然,CDC这种信誉也是长期努力的结果。前面说过了,信任是挣来的,不是要来的。

第二,新闻独立,新闻自由。

如果只是要求政府信息自由而没有恰当的监督和对衡,这样的要求必定是无力的。个人力量非常有限,而新闻机构的力量和资源相当可观。只要真正保证新闻独立,新闻自由,这样的机构有能力起到对政府的监督作用。而建立了信誉的新闻渠道,正是打击网络谣言的最佳途径。

当年的非典,是香港第一个把疫情报告给了世界卫生组织。三鹿毒奶粉事件在企业内部曝光后,三鹿集团的最大海外股东新西兰恒天然公司要采取行动并公开此事,但在中国方面障碍重重,最后是通过新西兰政府和总理海伦·克拉克,直接与北京最高级官员联系,中国政府才开始严肃处理此事。如果我们也有正常运作的新闻机构,就可以早行动,可以救下无数生命。

第三,信息宜疏不宜堵

不要把精力放在“堵”信息上面。武汉这次官方自己不公开信息,却在第一时间抓了8个所谓的“造谣者”。那么,现在已经真相大白了,这8个并没有造谣的人该如何处理?该不该道歉、赔偿?这也是检验政府诚意的一个方面。其实最有效的辟谣方式就是主动公开透明,为什么不走这样的路呢?

而且,新闻机构也需要依赖各方面的信息。如果信息源都不敢对新闻机构透露真相,那么所谓提供优质信息的媒体也不过是无源之水,无柴之火,成不了气候。这次8个人中的一位,就在武汉封城前接受了美国《纽约时报》记者的采访,让真相通过西方主流媒体传播了出去。有消息传这8个人都是医疗界的,不知是否属实。不管是什么职业,他们都是英雄!

估计这次抓8个“造谣”者的行为太过了,连中国最高法院也发布文章,对涉及的法律问题一一进行了说明。

文章中说,“试图对一切不完全符合事实的信息都进行法律打击,既无法律上的必要,更无制度上的可能,甚至会让我们对谣言的打击走向法律正义价值的反面,成为削弱政府公信力的反面教材…”,

还说:“如果社会公众当时听信了这个“谣言”,并且基于对SARS的恐慌而采取了佩戴口罩、严格消毒、避免再去野生动物市场等措施,这对我们今天更好地防控新型肺炎,可能是一件幸事。

被武汉公安查处的”八名造谣者“之一李文亮医生的微博信息。

 

都以为经历过17年前的一次非典,同样的错误不会再犯。想不到的是一模一样地重复了所有的错误,“2020的蒋彦永”被打成了“造谣者”,又一次小灾难变成大灾难。相信这次灾难一定会过去,但下一次呢?

请珍惜生命!

武汉加油!中国加油!

 

(撰文: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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