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华人
第1308篇文章
2014年击毙一位17岁非裔青少年的芝加哥白人警察Jason Van Dyke 遭到起诉。经过将近三年的法律程序，几天前陪审团判定，Van Dyke警官犯了二级谋杀罪。该判决轰动全国。黑白种族问题一直是美国的“阿喀琉斯之踵”（Achilles’ Heel）。当2008年奥巴马当选总统，有人宣称，美国的黑白问题已成历史，但事实正好相反。本文尝试分析南北战争结束后美国黑白问题的症结所在。
正文共：538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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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临风
美国是个自由的国家，宪法第四修正案禁止警察无理搜查和扣押，并规定，搜查和扣押状得有相当理由的支持。
南卡州的联邦参议员，共和党的蒂姆·斯科特（Tim Scott）2016年曾在参议院发表了强有力的谈话。在一年之内他曾经七次被华府的警察拦截、搜查，绝大多数都因为怀疑他车子是偷的。
蒂姆·斯科特参议员。（图片来自wikipedia.org）
斯科特参议员还讲到自己一位黑人助手把好车子卖掉了，买了一辆二手车，因为警察总是拦截他，刁难他，让他烦不胜烦。说白了，宪法赋予的公民权经常被违反。
斯科特是位保守派，他支持与“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相抗衡的“所有人的命都是命”（All Lives Matter），所以没有人能批评他对警察有偏见。
这些事件发生在美国首府，这里的警察可是见过世面的，其它地方就更甭说了。“种族脸谱化”（racial profiling）的现象在美国各处屡见不鲜。许多华人一想到非裔就想到吃福利，高犯罪率，但实际上却对非裔的遭遇和生活环境所知甚微。
私刑纪念馆
二次大战时，美国军人不论黑白都受到平等待遇，并肩作战，这是美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然而复员还乡的非裔军人因为不习惯种族歧视的吉米·克劳法(Jim Crow Laws)的限制，遭受到严酷的对待。
因为坐巴士被警察打残的退伍军人Isaac Woodard，1946年。
例如，刚退伍的Isaac Woodard，身上还穿着制服，就被白人警察从巴士上拖下来殴打，打瞎了双眼，造成终身残废。Issa Woodard的案子轰动了全国，像他这样荣归故里的非裔退伍军人被白人种族主义者用私刑杀死的案件有好几起。
今年四月底，位于阿拉巴马州的蒙哥马利市同时开放了两个纪念馆。它们是非营利机构“平等司法倡议”（Equal Justice Initiative，EJI）用小额募款兴建的。
“历史遗产博物馆”内陈列着从各私刑场地收集的泥土，罐子上写着受害者的名字、受害地点和受害日期。（图片来自wikipedia.org）
一个是“历史遗产博物馆”（The Legacy Museum），博物馆里面展示着美国的奴隶制度和种族主义的历史，包括对非洲裔美国人的奴役、私刑、种族隔离（吉米·克劳法）和种族歧视。
另一个是“和平与正义国家纪念馆”（The National Memorial for Peace and Justice），它纪念美国私刑的受害者，从承认种族恐怖主义的历史事实中寻求社会正义。
“和平与正义国家纪念馆”内悬挂着805个钢制长条，代表美国有私刑记录的805个县。（图片来自wikipedia.org）
美国虽然是个民主的法治国家，但是私刑却曾经相当普遍。私刑不仅是一种私下的报复，它更是种公开的群众暴力，是白人优越主义和种族恐怖主义控制少数族裔所经常使用的手段。它是一种恐怖主义，用高调处死的方式来威吓少数民族，维护政治权力。
受害者虽然包括其他少数族裔，但绝大多数是非裔。而且，由于陪审团和法官都是白人，许多案件最后都是不了了之。
EJI组织于2015年发布报告，记载南北战争后，从1877年到1950年间，美国南方非裔遭受私刑的事例超过4400件。
1893年，德克萨斯的巴黎市正准备以私刑处置黑人青年亨利·史密斯。现场万头攒动，好像是节日庆典。（图片来自美国国会图书馆）
在架起的台子上，亨利·史密斯被拷打后活活烧死，台子上有“正义”的牌子。（图片来自美国国会图书馆）
1955年（民权运动刚开始），密西西比州金钱市，Emmett Till的叔叔被诬赖向白人妇女吹口哨，私刑前被殴打得面目全非。（图片来自维基百科）
14岁男孩Emmett Till也被连带私刑处死。（图片来自维基百科）
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单一私刑案件发生于路易斯安纳州的科尔市。反对美国“重建”的白人们，在1873年4月13日复活节杀戮了280名非裔。
走进私刑纪念馆，最后一段展览区简要地记载着私刑的故事。例如：
“1888年，阿拉巴马州尖叫城附近，七个黑人因为喝了白人井里的水被私刑处死。”
“1887年，路易斯安那州的提拨斗市，在甘蔗园工作的几十个黑人因为抗议工资太低，全体被私刑处死。”
“1908年，肯塔基州的希克曼市，大卫·沃克因为对一位白人妇女使用不当语言，全家（包括妻子和四个孩子）被私刑处死。”
1911年，俄克拉荷马州奥克玛市，Laura Nelson女士被私刑。（图片来自维基百科）
EJI的创办人和负责人布莱恩·史蒂文森（Bryan Stevenson）说，没有记载的私刑事件至少还有好几千件。纪念馆里有一面墙专门用来纪念这批无名的受难者。
美国非裔的血泪史
私刑不过是非裔遭遇的一部分，它反映出一个基本的现实。纵使在解放黑奴以后，美国的非裔还一直被视为次等民族。今天，美国许多白人对非裔的歧视仍然存在。
族群冲突的基本点就是先把对方非人化。当人们用意识形态代替活生生的人来看待对方族群，你就会“剥夺人性”，把对方当作“次人类”看待，以便理直气壮地打压。
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后，联邦政府在南方推动“重建”，但是非常不成功。南方各州开始推动“吉米·克劳法”的种族隔离措施，赤裸裸地把歧视合法化、公开化。虽然表面上黑人解放了，但是却被看作是“次人类”，公民权被剥夺。种族隔离的场所包括所有的公共设施，学校、饭馆、旅社、交通工具、医院、公园、甚至职场。这个恶法一直维持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民权运动时期。
1995年，历史学家罗杰尔·威肯斯（Roger Wilkins）曾说：“黑人在这片土地上有375年的历史，其中245年受到奴役，100年受到歧视，他们总共只不过享受了30年的新生活。”
到今天应当有了53年的新生活，不过，歧视仍然存在，而且往往是下意识的存在。这其中当然有主观的原因，但更多是客观的原因。
直到如今，大多数黑人出身于贫民窟，许多人没有正面的父亲形象，对前途没有翻身的希望。所以他们不仅仅是在财富上贫穷（这个还容易解决），那种恶劣的生存环境，和不懂得奋斗的家庭现状，已经预先决定了他们大多数人的命运。他们的不幸，并不是因为先天的劣根性，而是历史环境造成的失败者。这不是单纯的族群问题，而是阶级间的矛盾和对立。六十年代民权法案和一系列平权措施的产生，正是为了改变这一根深蒂固的现状。
我们若是忽视这个现实，就很难了解美国的社会，特别是非裔这个族群。如果忽视历史因素和社会因素，单单从表面现象来做判断，那不过是倒果为因，不但不能解决美国种族间的问题，反而是在伤口上撒盐。
隐形的歧视
大多数白人并没有种族歧视的自觉。
皮尤研究中心在密苏里州弗格森事件发生后做了一个调查。大多数白人认为，种族问题受到过多的关注。不但如此，哈佛大学和塔夫茨大学2011年的研究发现：白人通常认为反白人的种族主义比反黑人的种族主义问题更为严重！
CNN在2014年11月26日一篇讨论种族问题的文章里提到一个心理学家所做的实验。这位心理学家让受测者审视两幅图片。第一幅是两个白人在干架，其中一个手上拿着一把小刀。第二幅是一白一黑在干架，白人手上拿着刀。
看完后，心理学家询问受测者，是谁手上拿着刀子。对第一张图片，绝大多数人都答对了。可是绝大多数人（包括黑人）对第二张都答错了，认为手上拿刀的是黑人。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一般人下意识里对黑人和白人有种定型的看法，这种看法常常不自觉地指导着人们的判断。
2012年2月，达特茅斯学院的研究报告《错误信息和事实核查》（Misinformation and Fact-Checking）发现，如果所提出的事实与个人的政治看法相反，他往往会罔顾事实，而相信谣言。这种例子我们虽然屡见不鲜，但经由学术数据证实，更让人不安。
芝加哥大学与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们曾经做过一个实验。他们对1300个招人广告送出5000个假造的履历表去应聘。两份完全相同的履历，一份申请人用盎格鲁撒克逊的姓名，一份用非裔的姓名。结果用白人名字的申请人得到面试的机会比用黑人名字的多50%。
前几年，美国社会学杂志上有篇文章报道，刚从监狱里放出来的白人累犯比刚从监狱里放出来的黑人初犯更容易找到工作。这种似乎违反常理的现象，人们已经不感觉吃惊了。
《每日偏见》（Everyday Bias）的作者霍华德·罗斯（Howard Ross）说：“人类是一贯的、经常的和深刻的有偏见。” 作者罗斯表示，要求聪明人承认自己有偏见尤其困难。他说：“我们越聪明就越有自信，也可能会比较成功。要求成功的人检验自己思维的可能性就更小了。”
当然，这种偏见的形成，肯定也有其合理的背景。美国老牌黑人民权领袖，杰西·杰克逊（Jesse Jackson）牧师曾自嘲地说：“我最痛苦的莫过于走在街上，听到背后的脚步声后担心被抢劫——回头一看，看到是白人后松了一口气。”
美国司法部的资料显示，美国黑人男人每三个就有一个会坐监，这是拉美裔的两倍，几乎是白种人的六倍。
不过，数据背后还有其它因素，“种族脸谱化”就是其一。
问题并不全在黑人，也反映出警察先入为主的观念。例如，从1980年到2010年，黑人青少年因为吸毒被逮捕的比例是白人青少年的两倍。然而根据2012年“国家药物滥用研究所”的资料，白人青少年吸毒的比例反而高于黑人。这种差异是生活在白人圈子里的人所看不到的，只有亲身遭遇的人才会感受到羞辱和不公。
《纽约时报》的纪思道认为，美国白人完全不了解种族问题，2014年9月，他在专栏上提到一位著名的黑人女性和他说起的经历。她透过自家房前的窗户看到，她十几岁的儿子在走出自家高档住宅后被警察摁倒在地上，因为他们以为他是小偷。“谢天谢地他没跑”，她说。否则，说不定警察会开枪。
减少歧视与偏见
强势族群往往无法了解弱势族群的遭遇，总以为对方是“咎由自取”。与此同时，弱势族群又往往以为自己是体制下的受害者，理当受到特别照顾。我们或许永远无法消灭“偏见”，但是如果不从这个层面去思考，就无法真正面对问题。
首先，我们要学会聆听双方的故事，而且是抱着同情的心态去聆听。不要先下断语，提醒自己不要做主观性思维，不论是什么类型的族群问题。单有对话还不够，必须还要有亲身的接触，以及生活上的交流。这往往不是政府能够做的，更是社区自发的活动。宗教团体正是其中重要的一环，我们绝不能置身事外。
其次，就是强化家庭的功能。今天有很多黑人孩子生长在破裂或是不健全的单亲家庭。他们从小就没有良好的榜样，受到贫民区不良帮派分子的耳濡目染。许多人指责黑人家庭解体，却极少有人试图帮助强化家庭。政府只能送钱，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像这种参与、认养与强化家庭的工作只有社区内的NGO（非政府机构）可以做。如果能让孩子们有个安全港，家庭和婚姻走上轨道，减少堕胎和婚外生育，许多毒品、犯罪的行为自然降低。这个重建工作需要多族群的参与，正如纽约的救赎主长老会所做的。
第三，强化教育。社会贫富差距越来越悬殊，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教育的缺失，这点在贫穷地区尤其严重。孩子们没有读书的环境，所就读的学校素质差，因此在经济上向上游动的机会极端有限。改革教育所碰到最大的问题：教师工会的霸道，影响师资的改进；如何支援贫民区学校，辅导贫穷学生学习。我所参加的教会就推动认领学校，协助老师教学。如果要扩大影响，更多社区内的NGO应当动员起来，让那些原来输在起跑线的孩子能够有机会上进。
第四，协助就业。纽约的救赎主长老教会与社会其它组织紧密结合，提供培训，帮助青年就业。其实工作胜任与否不仅仅是个技能上的问题，更是一个人格稳定与成熟的问题。在这方面，宗教团体是最有资格协助和关怀的群体，而不是散布仇恨的团体。
许多人自称是“亲近生命”（pro-life），他们对未出生胎儿生命的关心远胜过他们对活生生的人的关心，特别是对少数族裔生命和福祉的关心，十分令人不解。
结 语
为了让中文世界的读者对美国种族问题的真相能够有比较全面的认识，媒体上需要更多的跟进报道和分析。我们暂时在此打住，做些反思。
埃里克·加纳被勒镜头。（图片来自维基百科）
2014年12月3日，纽约市大陪审团决定对当街勒死身无寸铁的黑人小贩埃里克·加纳（Eric Garner）的警察们不予起诉，这个新闻在全国引起又一轮的抗议活动。
然而愤怒不限于非裔。《今日基督教》第二天就撰文报道，广大白人福音教会集体谴责事件处理的不公，认为目前的司法体制失败了！文中有段孩子的问话很能够反映当时的民情：“当警察做坏事的时候，谁能禁止他们？”他的父亲哑口无言。
隔了两天，在这全国都束手无策的当儿，《宗教新闻服务社》（RNS）引用美南浸信会负责伦理和宗教自由的负责人罗素·摩尔（Russell D. Moore）的话说：人类历史上“没有什么文件对拆毁隔断族群的墙比《新约圣经》表达得更清楚的了。”
他指出：解决种族问题与基督教信仰息息相关。“现在是时候，让我们在基督教会中不仅要谈论福音，而且要通过拆除这些墙来实现福音。不仅要通过学习和倾听彼此，还要站起来为彼此说话。”
这样的对话和彼此的担待，在族群撕裂更加严重的今天，或许比2014年更为迫切。族群撕裂不仅是黑白的问题，不仅是民主党和共和党的问题，更是关乎美国国运的问题。
那批挖深裂痕，挑起种族仇恨的人违反了美国价值，也违反了美国的利益。四百年所造成的裂痕不可能立刻消失，但是人们需要看到希望。那么，今天的希望在哪里？又有谁能代表美国的良心呢？
难道我们只能把希望寄托给下一代？
✎作者简介
临风，本名熊璩，出生于重庆，台湾长大。曾任台湾大学数学系副教授 ; 克雷超级电脑公司（Cray Research, Inc.）研究部总工程师; 惠普公司中央实验室部门主管，大学关系部亚太区主任等。2011年退休，全力读书、研究、写作。在中国大陆出版有《绘画大师的心灵世界》（2012年江西人民出版社）。
本文由作者授权以“美国华人传媒”原创首发于《美国华人》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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