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大西洋月刊》2017年九月刊
编者按：
本文英文原文 How America Lost Its Mind 原载于《大西洋月刊》2017年九月刊。
作者库尔特·安德森 （Kurt Anderson），美国小说家，也是公共电台国际公司和WNYC共同制作的、获“皮博迪奖” 的广播节目“360工作室”主持人。本文摘选自作者《Fantasyland：How America Went Haywire—A 500-Year History》一书。全书将于9月份由兰登书屋发行。
本文为《大西洋月刊》官方授权翻译版本，译者杨刁刁、张拓木、张海云、华思睿、Xujun Eberlein，校对李雅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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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17/09/how-america-lost-its-mind/534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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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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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开始觉得自己绝对有权相信任何事物，这是一个新现象。我敢肯定，七十年代关于UFO的报道的空前热潮并非是源于外星人在地球出现次数增多，而是因为美国人的轻信症和奇思异想突然脱缰的表现。我们想要信外星人的存在，所以我们就信了。然而，在这场对UFO的举国狂热中，出现了一系列细节详尽的故事, 不仅包括飞碟目击，还有UFO着陆并绑架地球人，更有关于政府对真相的掩盖以及与外星人的秘密星际联盟。这些故事结成一个错综复杂的网，这就使这场狂热并不仅仅停留在奇闻轶事的层面，而是具有了历史重要性。这些对UFO故事的深信不疑播下了美国式无节制的阴谋论思维的种子，而这种思维最终在本世纪之交开始猖獗蔓延，害人非浅。
像这样一根筋的着迷通常会衍生出惊恐和希冀两种版本。人们对于外星来客的突然热衷也是如此。在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时，关于外星来客的描述，包括在虚构的故事里，是轻松乐观的。比如杰克·尼科尔森（Jack Nicholson）在《逍遥骑士》（Easy Rider）中扮演的角色在第一次嗑药飘飘欲仙时对于外星人的认真的描述，还有八年后《第三类接触》（Close Encounters of the Third Kind）中处于故事情节核心的那些外星人。在1969年佐治亚州南部的一个晚上，也就是《逍遥骑士》上映那年，一位名叫吉米·卡特（Jimmy Carter）的竞选州长的失败者看到天空中有一个月亮大小的白光在移动，看起来“没有任何固体形态”，并且“越来越近”，停住，变成蓝色，然后变红，最后又变回到白色，一阵风一般飞走了。
第一个影响很大的非虚构绑架故事出现在跟那些电影差不多同一时间。在一本畅销书中，新罕布什尔州的一对夫妇相信，有天晚上，他们开着自己的雪佛兰轿车，看到天空中有一个明亮的物体，当时已是UFO迷的妻子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外星人派来的）航天器。之后她开始做遭到外星人绑架的恶梦，于是夫妇二人都去做了催眠。两人描述的关于绑架他们的外星人及其航天器的细节并不一致，并且他们的故事每次都有所不同。丈夫在催眠状态下对外星人的描述与在他催眠前刚在ABC上播出的《外星界限》（The Outer Limits）中某一集里出现的外星人惊人的相似。此后，催眠成为让那些相信他们遭遇到绑架（还有相信他们有前世记忆的，还有相信自己是邪魔的受害者的）的人回想起所谓的经历的标准做法。而这对夫妇的故事开创了绑架故事的标准模式：人型生物将你带上一艘航天器，以心灵感应的方式或用英语进行沟通，将长针插进你的身体来进行医学考查，然后放你走。
这对夫妻无疑虔诚地相信此事。虔诚的轻信者是容易上当的傻瓜，而在六十年代末，一个被定罪的小偷和贪污犯艾利希·冯·丹尼肯（Erich von Däniken）出版了《诸神的战车》（Chariots of the Gods）一书，断定外星人帮助建造了埃及金字塔、巨石阵和复活岛上的巨石头像。此书及其众多续集卖出数千万册，在它基础上拍摄的纪录片在1970年攫取了巨大的票房收入。这时，与十年前，即六十年代的那些社会变动之前不同的是，美国人笃信冯·丹尼肯的瞎话的条件已经成熟。当然，十年前NBC也不会用黄金时段播放这个纪录片的一小时版。话说到这里，我可以相当肯定地断言，要不是经过了这样的六十年代和半个七十年代，我们也不会把总统位置给了那样一个家伙，尤其是一个重生基督徒，还说他最近看到一个巨大的变色发光UFO在他附近盘旋。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与主观性迷雾
及至八十年代，社会看上去已或多或少地恢复正常。民权似乎是一个已完成的运动，越南战争也结束了，年轻人不再说成年人仅因为他们是成年人就毫无是处。不再有革命的威胁。性、毒品和摇滚成为平常生活中的一部分。从八十年代起，爱美国、挣钱、成家立业不再是过时的东西。
文化和政治动乱的混乱感消散了——这使我们忽视了一切已经发生了的变化和这些变化是如何发生的，也忽视了幻想世界的规模越来越大，成为新的常规状态。在1967年，或者1972年，让人感觉奇怪和令人惊异的东西，成了正常的现象，并且无处不在。
极端宗教和准宗教信仰与习俗，基督教和新纪元运动等等并没有消减，而是繁荣壮大了，还似乎成了家常便饭。
相对主义盘踞了学术界，就象是获得了永久教职。米歇尔·福柯的对手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宣称理性主义是压迫者的工具而不再是认识世界的有效手段，毫无意义并注定失败，而他还因此成为美国知识界名人。换句话说，就像他在1986年写到的，“理论的秘密”——鲍德里亚的整个知识体系被简单地称为“理论”——“即真相并不存在”。
这种思维并不仅限于象牙塔里。知识界的这个新见解对于现在充斥整个美国人思维空间的主观性迷雾来说既是因又是果。六十年代后，真相成了相对的，批评等同于迫害，个人自由成为绝对的，每个人都有权随意相信或不相信。观点和事实之间的区别在多方面瓦解。
相信有巨大的秘密阴谋存在的人数大量增长，不管是基本不可能的还是根本不可能事件，并且相信这些说法的人从仅仅是一些处于社会边缘的疯子扩展进入到了主流社会。
许多人宣布，他们有过奇妙的恐怖和冒险经历，被恶魔虐辱，被外星人绑架，而他们的说法开始被认真对待。一些社会机构，包括心理学和精神病学研究者，学术界，宗教界，执法部门，都鼓励人们相信各种想象的创伤是真实的。
美国似乎并不像1970年左右那样奇怪而疯狂，但那是因为美国人已经对这些奇怪和疯狂视而不见。我们已经给各种异常都下了定义。正如文化评论家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在1985年悲叹电视频道以娱乐节目取代有意义的公共对话时所说的那样，我们正处于一个自娱至死的过程中。
右派是如何变得比左派更脱离现实的
里根总统任期是似“实”而非和娱乐至上的成功典型。而在随后的90年代，危险而疯狂的愚蠢信念不断进入主流文化，总统级别的政治继续与幻想产业链融合。
1998年，当我们一了解到克林顿总统被白宫西厢的实习生口交时，他的受欢迎程度立马飙升。对此感到困惑的只有那些仍然认为政治是一个存在于娱乐之外的自治领域的人。美国政治在电视上发生; 它是一部电视剧，一部在真人秀充斥电视节目之前的真人秀。用一个刺激性的新情节线来提高现有电视剧的评分是一个早已有之的业界招数。观众已开始对克林顿政府感到无聊，而莫妮卡·莱温斯基（Monica Lewinsky）的情节副线让人们兴趣重生。
就在克林顿夫妇抵达华府之前，右派已经设法搞掉了用于避免广播和电视节目在意识形态上一边倒的联邦“公平原则”。在此之前，重量级的保守派媒体主要是两份杂志：小威廉·F·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 Jr.）的双周刊《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以及月刊《美国观察家》（American Spectator），这两个杂志订阅量都很小。但是，“公平原则”被取消后，1988年拉什·林博（Rush Limbaugh）推出的全国性右翼广播节目得以任意发展，然后其它（右翼）媒体节目也迅速登台。
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全国性新闻媒体一直有追求和提供尽可能接近真相的内容的责任感，而不是鼓吹某一个真相，更不是虚构的信息了。随着“公平原则”的废除，一种新的美国式的的自由放任正式形成。如果我们接触的大众传媒中充斥着大量不正确的和荒谬的言论，那只是自由的代价。如果现在一些戾气十足的新闻评论员能够一直让他们的追随者保持怒气高涨的状态和作为乌泱泱暴民的兴奋，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林博著名的每天三小时的脱口秀开始把社会政治的另类现实带给庞大的全国听众群。如果从前你对于世界的扭曲看法只能依靠偶尔的杂志或通讯简报来印证，现在每天都有几个小时的广播被钻入你的脑袋。随着林博脱口秀的迅速成功，1992年，节目制作人罗杰·艾尔斯（Roger Ailes）以他为核心创建了一个联播电视节目。四年后，当NBC雇了另外一个人来创办一个新的有线新闻频道时，艾尔斯辞了NBC的工作的，去与鲁珀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合作搞了一个自己的频道（注：即福克斯新闻）。
福克斯新闻把林博广播谈话节目里所描述的世界带入了全国性电视节目，为观众提供了无穷无尽的浸入式宣传，而这对观众是一种从未有过的体验。
对美国人来说，这是一个新的环境。经过二十世纪的发展，电子化大众传媒本已成为民主社会的重要一环：向美国人提供一致公认的事实。而现在，电视和电台开始纵容甚至助力让美国的新闻环境倒退到美国几世纪前曾被视为正常现象的狭隘的、碎片的化、党派偏向性严重的那套做法。
然后是互联网的出现；即使没有以上别的事情发生，互联网最终也会使“公平原则”失效。在1994年，第一个现代垃圾邮件被发送到Usenet上，所有人都可以看到：“全球警报：耶稣即将来临。” 之后一两年，民众学会了用万维网。自六十年代以来，火引子被收集起来，堆在一起，现在火柴被擦燃扔了进去。继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发生的变动之后，互联网可能最终永久性地破坏掉了美国在理性思维和魔幻思维之间的动态平衡。
在互联网之前，荒谬的想法和彻头彻尾的谎言传播不了这样快这样广，所以理性和合理性占上风要容易得多。在互联网之前，将任何一个另类现实正规化制度化需要成百的全职斗士长期而艰苦的奋斗。然而，在这个数字时代，在幻想王国的每个部落，封邑，领地，和区域——每一个有台电脑能连网的怪胎——突然间都具有了前所未有的本事，能够说教、煽动、发动追随者，并且还能招募到更多的人。虚假的信念被表现得更像真实，更具感染力，如同一级级瀑布奔流而下，数以百万计的昏头昏脑的美国人在这个虚假现实里冲浪，戏水。
为什么参议员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开始经常说每个人都有权发表自己的观点但无权发明自己的事实？因为在那之前这是不争的真理，无需被讲出来。我们的思想市场与以往任何时候相比，都是指数级的更大，更自由，这是事实。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说过，他“宁要自由太多造成的不便，而不要自由太少”—— 因为在新的美国，“理性不被约束地、自由地打击”任何一种“错误观点”。但是，如果他和我们的其他启蒙时代的先人穿越到现时，他们会觉得我们现在的状态是矫枉过正了。理性仍然可以自由地打击非理性，但互联网将所有那些非理性和谬误的支持者们武装到从前难以想象的程度。尤其是对于美利坚民族，基于我们的历史与民族性，互联网的缺点至少与优点一样深刻。
上世纪90年代人们设计的互联网搜索的运行方式，也是现今信息和信条传播、上升和衰落的模式，是极端的民主化。互联网搜索的算法就是格雷欣法则（Gresham’s law）的典型，也就是劣币驱逐良币，或者至少是在数量上压倒良币。在互联网上，任何事实论断、信念或是理论的显著程度取决于数十亿搜索者的偏好。每次点击一个链接都相当于投票把它往搜索结果的上方顶。
煽动人心的谎言更容易在不断的投票中占优势，还会变得能自我证实。对几乎任何“另类”理论或是观念的搜索，都会引出更多链接指向忠实信徒的网页。这些结果霸占搜索结构的前几页，而指向有正当性的或者对这种理论质疑的网页却排在后面。比如说，从90年代起，阴谋论者相信凝结尾，也就是飞机引擎排气后水汽形成的细长的云，含有剧毒，认为这是政府测试武器、毒害公民或是缓解气候变迁的秘密计划，还把它改叫“化学凝结尾”。当我在谷歌上搜索“化学凝结尾”的证据时，前七个结果都给这个不存在的阴谋提供了所谓的“证据”。当我搜索政府隐瞒外星生物时，前三页只有一个结果没有链接到一篇支持阴谋论的文章上。
在有互联网之前，要想碰到那些伪装成令人信服真相的虚假或是疯狂的信息实非易事。而在今天，就如雪城大学教授迈克尔·巴肯（Michael Barkun）在2003年的著作《阴谋文化》（A Culture of Conspiracy）中写到的:
伪科学、政治阴谋论、神秘主义之类特定主题的领域并非互相孤立，他们是相互联系的。例如有人搜索关于不明飞行物的信息，也会很快找到反重力、永续能源、亚特兰蒂斯研究、治癌偏方和各种阴谋的资料。
这样各种阴谋论交互混杂的后果就是，当一个人进入这个信息系统，希望搜索某个自己感兴趣的话题，很快就会接触到广泛的一系列其他领域受到污染的信息。这样，那些接触到某一种受到污染信息的人，也会了解到其他受污染的信息，这样的相互联系就意味着，受到污染的知识是一个统一整体，是一种另类的世界观，而不仅仅是一些彼此无关的想法。
学术研究显示，宗教和超自然的思维方式使得人们相信生活中几乎没有任何重大事件是意外的或者随机的。就如耶鲁大学的一些认知科学的研究中所说，个人明确的对宗教和超自然信仰”是“某个人是否赋予生活中发生的事件以特殊的意义”的最佳预测，也就是一个人“从能动性、目的性和计划性的角度来观察世界”的倾向。几个世纪以来，美国人一直相信这个国家是被全知全能的规划者和干预主义的管理者所激励和引导。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这种特别的信仰也助长了人们对阴谋论的迷信。在最近的一份根据多年民调研究写出的《阴谋论和大众观点的偏执风格》研究报告中，芝加哥大学的两名政治科学家J·埃里克·奥利弗（J. Eric Oliver）和托马斯·J·伍德（Thomas J. Wood）肯定了这种美国独有的两者之间的联系。他们发现，“倾向于将不明原因或是异乎寻常的事件归因于不可见而有目的性的力量”的人，以及容易相信“对于重要事件夸张的或者是耸人听闻的解释，特别是将历史事件与世间普遍存在的善恶争斗联系起来的人，也极其有可能支持阴谋论”。
幻想工业链的得胜
我十三岁时，和我保守派的爸爸一起看小威廉·F·巴克利的节目《战地前线》（Firing Line），参加了青少年共和党夏令营，还在1968年内布拉斯加州初选中，在奥马哈按照一位尼克松竞选团队先遣助选人员的要求，撕掉洛克菲勒和里根的竞选宣传标志。几年后，我成了麦戈文竞选团队的志愿者，但我依然在PBS上收看巴克利的节目，也很敬佩他。多年来，我还给一些竞选州和地方职位的共和党人投过票。现在，尽管我在政治问题上和那些偏右的朋友和亲戚意见相左，但我们在基本的现实框架上能保持一致。
我绝不是说左派的人总是非常严谨理性。很多左派也会在面对可疑却很有感召力的观点和不真实的消息时迷失自我。但在捕风捉影的政治内容上，两方相差悬殊。上世纪90年代以来，比起左派，美国与现实脱钩的右派变得更多也更有影响力。左派没有人能和肖恩·汉尼提（Sean Hannity）匹敌，更不用说亚历克斯·琼斯（Alex Jones）了。不仅如此，极右翼现在掌握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力量，他们控制了大部分美国政府机构。
为什么政治左派的有理性有头脑的人士和负责掌舵的领导者们依然能够基本把握他们追随者的方向，但是以事实为依据的右派人士却把话语权输给了虚构事实的狂热信徒们呢？
我认为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宗教。共和党现在已经很明显的基督教化了。这个党现在就是美国白人基督徒的联盟，掩盖了内部教义和阶级上的差异。但诡异的是，现在共和党的的领导却是史上最不虔诚的总统之一。当一个政党中有越来越多的人持有更极端、更荒诞的超自然信仰时，这个政党就会越来越倾向于在政治中想当然，这不是理所应当的么？
我怀疑共和党的精英刻意规划了他们当今政治联盟里经济和宗教两方面的协同效应。尽管目前中产和劳动阶级的收入停滞不前，共和党人却对不断加剧的经济上的不平等和缺乏安全保障不屑一顾。缺乏经济保障与宗教虔诚程度正相关，并且在白人中，对宗教虔诚程度又与投票给共和党正相关。对于共和党政客和他们越来越富的金主来说，这是一个对他们有利的良性循环，而非恶性循环。
撇开宗教不谈，对于某些阴谋论信仰的研究一次次地证明，在美国，右翼的狂热阴谋论者远远多于左翼。在过去的60年里，只有美国右翼拥有一个庞大且有组织的秉承偏执阴谋论主义的派别。作为其中的先驱，约翰·伯奇协会虽然只是昙花一现，但是它荒诞虚构的模式和好战的气质却在其他不同的组织旗下得以延续。当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在1964年作为右翼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竞选时，他不得不收敛起伯奇一派的狂热，但到了1979年，在他的回忆录《毫无歉意》（With No Apologies）中，他却肆无忌惮地宣扬一个全球主义阴谋的存在，这个阴谋一直在“追求建立一个世界新秩序”，还有即将到来的“奴隶制时期”；他还写到外交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有一个“世界大一统”的秘密政治目标；还有三边委员会（Trilateral Commission）“控制美国政权”的计划。右翼人士有三代人对这样的理论耳濡目染，这种原本是政治禁忌一波一波地渗透进保守主义的主流，渐为人所熟知，不再显得那么荒诞不经。你相信“一股具有全球主义政治目标的秘密精英力量正在谋划通过一个全球专制政府来最终统治世界”吗？根据公共政策民调，34%的共和党选民给出了肯定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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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晚期到七十年代，以现实为准绳的左翼多少算是取得了胜利：美国从越南撤军，民权运动，环境保护法案，不断增强的女性法律和文化地位平等，合法堕胎，凯恩斯经济学的成功。
但随后右派也想要得到自己的机会上台。右派基本上接受了种族和性别平等，也被迫在社会福利、政府管制、以及“大政府”的环境下生存，但还是坚持减缓变化的速度。政治中心开始向右摆，但在七八十年代这种右摆还没有到了失去理智的程度。大部分美国人都认为自己是自由市场信徒，企业并不一定就是坏的，政府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我们当时似乎仍处于美国政治正常的周期性左右摇摆之中。到了90年代，右派实现了两个过去想都不敢想的好事：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崩溃；以及，随着暴力犯罪率大幅下降，法律和秩序得到了恢复。
但也就是九十年代开始，美国最极右的四分之一的人口却不能也不愿意调整自己的理念，去适应他们右派取得的胜利和焕然一新并极大改善了的现实。他们把里根推上神坛，却忽视或者刻意无视了一点，那就是里根其实非常实际且理性，他并不会完全真心相信自己的反政府的口号。在里根之后，他那些狂热的信徒组成的派别开始坚持一定要取得完胜。但是在民主社会中，任何一派的完胜显然都是危险的幻想。
共和党另一种糊涂的表现就是过分夸大自由意志主义。我也有一些自由意志主义的倾向，但是开足马力的纯粹自由意志只是大多数男生成长经历的一个阶段。然而，从八十年代开始，美国的右翼从来没跨过这个成长阶段。共和党人是选择性自由意志主义者，只挑对自己有利观点：让企业为所欲为，不让政府福利惯坏穷人；允许个人拥有枪械，但是禁止堕胎、消遣性毒品，或是个人与自己想要的任何人结婚的权利；更不用说安·兰德的无神论了。请记住，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自由意志主义最广为传播和最具影响力的文字来自完全虚构的小说里。“我是读着安·兰德长大的，”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说，“它塑造了我的自我认知、价值体系，还有我的信仰。”正是这种小说虚构的内容，让他和其他高智商的美国人将现代美国视为恶托邦，在这里，自私即正义，而他们就是最后的英雄。“我觉得很多人”，瑞安在2009年说，“会发现我们现在就生活在安·兰德的小说中”。我猜他指的是《阿特拉斯耸耸肩》（Atlas Shrugged），这本小说也是特朗普的国务卿（以及埃克森-美孚的前CEO）的最爱。书中描写了一个英雄式的超爷们实业家小集团阴谋把美国政府弄垮台了，然后这样他们就能进行接管，从头再来，让一切回归正轨。
共和党领袖们有一段时间曾经实际上是鼓励并利用了各种各样荒唐和极端，而且党派倾向很强的成员们的特点。比如说冷漠而犬儒的卡尔·罗夫，在帮助乔治·W·布什成功连任后，这位如《绿野仙踪》（The Wizard of Oz）中奥兹国巫师的邪恶双胞胎般的人物，曾经走出幕后，坦白讨论了为何“对可知的事实进行严谨的研究已经不是这个世界运行的方式了”。这些领袖很理性，他们明白很大一部分公民在投票时并不在乎做出理性选择，并且选民们讨厌对可知的事实的认真仔细的研究。让这些选民们愤怒和恐惧可以帮他们赢得选举。
但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很多共和党领袖们动员起来的乌合之众开始相信所有这些谎言。“问题是共和党人已经故意摧毁了能够对事实进行验证的社会机构，” 在2016年退出共和党的政治记者乔西·巴罗（Josh Barro）在去年写到，“他们说服了选民媒体不可信任；他们让选民习惯于忽略有关政策上难以回避的真相；他们还废除了社会话语的基本标准。” 共和党的意识形态重心突然转向变得比罗夫和布什家族还更加偏右很多，最终打败了罗夫和布什家族，以及他们的盟友。曾经的妄想与奇谈怪论从不入流的边缘状态变成了中心。理性共和党被极端派取而代之：不允许加新税，全盘去除监管，废除环保署，国税局还有美联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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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内布拉斯加长大时，我的共和党父母憎恶肯尼迪家族的每个人，不信任工会，抱怨91%的联邦所得税相当于“罚没充公”。但是保守主义对他们来说也意味着保护自然环境，并允许人们做出自己的选择，包括堕胎。他们是理性当头的人，不屑于相信共产主义/华盛顿/精英集团摧毁美国的秘密策划，谈到极右翼的熟人时会翻白眼、摇头。就比如我们的邻居、克拉伦斯·托马斯（Clarence Thomas）大法官未来的岳父就觉得尼克松的左倾很令人怀疑。我的父母从来不归属于任何教会。他们是不信神的中西部共和党人，出生和长大都是如此，而且这在40年前并不罕见。直到1980年前后，右派基督徒还不是一个美国政治中的概念词汇。到2000年，我那连续14次投票给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寡母，退出了这个对她而言变得太过基督化的党。
基督徒占领共和党的过程是循序渐进的，但就如液体向气体的相变一样，最后的转变进步越来越快。2008年，四分之三的主要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表示相信进化论，但到了2012年，这一数字下降到三分之一，然后到2016年，只剩下了一个。这个人就是杰布·布什（Jeb Bush），但他还小心翼翼地说进化论只是他自己所相信的事实，“不需要包含在公立学校的教程中”，如果包含在教程中，也可以和神创论一起进行平行教授。根据公共政策民调，三分之二的共和党人表示他们“支持把基督教设为国教”。
尽管从宪法上来说美国不可以设国教，但是有宗教信仰对政客来说一直是基本上强制性的。历史上只有四位总统没有明确从属的基督教派别，最近的一位还是19世纪八十年代。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三分之二的共和党人承认他们不太会支持一位不信上帝的总统候选人。
实际上，宪法的一个重要条款，“决不得以宗教信仰作为担任合众国属下任何官职或公职的必要资格”，只是理论上的自由。我们不仅从来没有过一位公开不信教的总统，而且目前国会中的五百三十五名成员中，只有一位来自亚利桑那州的国会议员克里斯滕·席纳玛（Kyrsten Sinema）把她的宗教标为“无”。在七千三百八十三名州议员中，只有一位公开的无神论者：内布拉斯加州参议员厄尼·钱伯斯（Ernie Chambers）。
这让我想起了H·L·门肯（H. L. Mencken）在1925年报道思科普斯案，也就是“猴子审判”时，发出的报道。他写到，“‘文明的’田纳西人这么多年来一直都知道山里的情况。他们知道那些赤脚牧师们在布什么道，把一堆低级的无稽之谈填塞进乡下人的脑壳里。但是这些田纳西人却不敢在骗局进行时站出来反对。”当代右翼所做的事情更加糟糕，因为如今的骗局是有意的全国性行为，而且会带来更深重的后果。
唐纳德·特朗普的崛起
我关注唐纳德·特朗普很久了。我在1986年和别人一起创办并参与编辑到1993年的Spy杂志发表过三篇关于他的封面故事，还有几十页纸的内容都是在揭露和嘲笑他的谎言、野蛮和荒谬。现在所有人都了解了我们早就了解的事情。特朗普是一个被对建制派的不满驱使的骗徒。他不喜欢专家，因为他作为美国人笃信或者以假乱真、鱼目混珠的权利，受到了他们的干涉。他觉得看哪里哪里都充满了阴谋。他利用了白人种族受害论的谎言。他所患的（我命名的）“玩具店哭闹综合症”（Kids R Us syndrome）正在严重急性发作，就像是一个被惯坏的、冲动的、喜怒无常的71岁的小屁孩。
他从头到尾都是一个幻想工业链造出来的产物。“他是P·T·巴纳姆”，他当联邦法官的妹妹在2005年对他的传记作家蒂莫西·奥布赖恩（Timothy O’Brien）这么说。尽管这个幻想工业链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以来，从肯尼迪到里根再到以后，一直在蚕食总统政治的地盘，特朗普的总统竞选活动及当选就任正是这种工业链蚕食政治最终极的反映。从1967年到2011年，加州有超过三分之一的时间都是由前电影演员掌管，其中一位还当上了总统。但是特朗普对一切公众注意力的需求，在我看来，比起以往的任何公众人物都要更显得饥渴难耐、更贪得无厌，就跟毒瘾一样。和里根不同，特朗普不仅是演员，也是公司的掌门人。在幻想王国出现之前，特朗普的各种事业看起来可笑、丢人，是支离破碎的一团混乱，连当一个一般商人都不够格，更不要说是什么严肃的总统候选人。伊斯兰陵墓主题赌场，短命而质量低劣的职业橄榄球联盟，由别人代笔的自传，自己挂名却没出力建造的大楼，邮购肉类生意，选美大赛，只运营了三年的航空公司，野鸡“大学”，名为“成功”的香水，伏特加，以自己命名的桌游，还有以假装炒人鱿鱼为主题的电视真人秀，这些都有什么共同点呢？
当然，把这些联在一起的，是新近发生的整个美国对真实与虚构大杂烩，以及对为了出名而出名的全盘接受。特朗普的现实生活在真人秀这种艺术类型或这个名词出现之前，已经是一个真人秀。当他叫嚣了大半生，最后终于得以进入政治表演行业时，他创造的角色是前所未有的——一位拿侮辱人当幽默、丑角式的总统候选人。他身涂仿造太阳晒黑的肤色涂料，头顶可笑发型，就像甜点师掼出来的形状，像假发一样但他却厚颜无耻的毫不掩饰。他前所未有地利用了幻想-工业综合体新创的和翻造的内容。他在竞选开始时雇佣演员扮演热情的支持者。推特成为他无人管制的私人频道，拿愤怒和谎言来哗众取宠。他也算是个明星，所以新闻报道希望他尽可能多的出镜。电视台人士在竞选期间告诉我，他们必须小心，不要惹怒了此位候选人，不然他就不回来上电视了。
在特朗普获得共和党提名和当选总统之前，他还是个必须被“除去”的“保守主义的癌症”（据前州长里克·佩里（Rick Perry）所言）和一个“极其缺乏道德”的、“这个国家前所未见的自恋狂”（据参议员特德·克鲁兹（Ted Cruz）所言）。共和党人憎恨特朗普自相矛盾的意识形态——他们尚未搞明白他的竞选逻辑是个新创造，将刺激性的传说与超越意识形态的作秀伎俩相结合。
在竞选期间，特朗普不断重复疫苗导致自闭症的谎言。他不是像以前的候选人一样，找一个常规医生进行常规体检，然后公布结果。特朗普却上了“奥兹博士秀”（The Dr. Oz Show），秀出从他的古怪医生那里开出的体检结果。
他的选民知道他的胡言乱语是胡言乱语吗？知道，也不知道。175年前付费参观P·T·巴纳姆展览的人, 并不在意展出的黑女人是否真是乔治·华盛顿那161岁的前保姆，或者缝合在一起的鱼/猿是不是真是美人鱼; 一如今天我们沉浸在迪士尼式的真人虚构世界中。特朗普一直等待时机，直到他感觉到足够多的美国人已经认定政治是彻头彻尾的作秀和欺骗，才出来竞选总统。如果整个竞选是受人非法操纵的，那特朗普的聪明之处就是用最不聪明的方式高叫狼来了，把他的正直竞争对手嘲为冒牌货，失败者和骗子——因为在假冒时代，这种胡吹烂造，就成了独一无二的坦率和真实。
特朗普从演艺圈悟到了关键的一条——最重要的是态度诚恳，一旦你可以假装诚恳，你就得逞了——他把这种玩世不恭的大智慧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他流氓式的诚恳正好与人们所讨厌的、在政治人物身上常见的老派伪善相反。
但是，如果他只是个讲真话的聪明人，那他就不会赢了。特朗普的天才不仅是利用人们对政治的怀疑和幻灭——（政治）有太多含糊其辞的东西；民主就是一出真做的假戏——而且也迎合美国人关于本国伟大的魔幻思维。信奉一切恰好是怀疑一切的孪生子。
“我会给你一切”，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居然如此承诺。对啦：“你曾经为祖国梦想过的每一个梦想”都会成真。
正如互联网成就了一个完整的幻想世界一样，它也使特朗普作为候选人和总统成为可能。互联网将伪新闻传送到他的手机上，使他能够直接向他的推特追随者们喂食这些谎言。他是数码生活的弊病的典型代表。“忘掉新闻媒体”，他奉劝支持者们——只“看互联网”就行了。当他在推特上错误地宣称一名反对特朗普的抗议者“与ISIS有联系”，他被问及是否后悔推了这个谣言。“我怎么知道呢？”他回答，“我都是从互联网上看来的。”
特朗普通过拥抱一种全新的阴谋论来开创了他的政治生涯，这个阴谋论缠绕在美国的两条深根上——对外国人和非白人的恐惧和厌恶。2011年，他成为大力宣传巴拉克·奥巴马出生在肯尼亚的谣言的干将，把一个原本无足轻重的说法引入了主流。直到2016年秋天，他才勉强承认奥巴马总统确实出生在美国本土。然而与此同时，YouGov/Huffington Post 一项调查发现，大多数共和党人仍然相信奥巴马可能或肯定出生在肯尼亚。阴谋，阴谋，还是阴谋。在 Fox & Friends 的节目上，特朗普就像摆事实一样，举出《国家询问报》（National Enquirer）小报的传言，说特德·克鲁兹的父亲与JFK的暗杀有关：“他在肯尼迪被杀前，枪响前，在与李·哈维·奥斯瓦德做甚么？太可怕了。” 当时在场的福克斯新闻主播既没有质疑也没有追问。特朗普还重提了1993年克林顿的朋友文斯·福斯特（Vince Foster）去世的旧事，说福斯特的死“非常可疑”，因为福斯特“深知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了解发生的一切，然后突然间自杀。。。我说有人会不断重提这事，因为他们认为这绝对是一个谋杀。”他还许诺“你将会知道是谁真的弄倒了世界贸易中心”。这些都非常有效，因为有如此之多的美国人渴望相信几乎任何阴谋论，不管多么有悖常理，只要那理论契合他们自己的意见和感受。
不是所有的谎言都是幻想，也不是所有幻想都是谎言; 信奉不实之事的人也可能通得过测谎仪测试。例如，当特朗普二月初在白宫告诉国家警长协会的领导人 “我国的谋杀率是47年来最高的”时，他可能真的相信这个彻头彻尾的谎言。事实调查网站PolitiFact调查了他作为候选人和总统的400多份发言，发现近50％完全虚假，另有20％为大部虚假。
如果这个发生在上世纪八十或九十年代，当特朗普第一次说要竞选总统的时候，他是不可能像现在这样被放过的。如今，事实/真相只是众多选择之一。特朗普胜选后，他开始把所有对他直言不讳或不利的报道都称为“假新闻”。当他的民调支持率开始下降时，特朗普直接拒绝相信：可能出现的“任何负面的民调”，总统有天早上从马阿拉歌庄园（Mar-a-Lago）发推特，“都是假新闻”。
面对记者和其他活在现实世界中的人们，特朗普的代言人们会尽力维护或解释他的断言。当被问及“总统的言论…被证明为不实，”时，白宫顾问凯莉安·康韦（Kellyanne Conway）要求CNN的杰克·塔珀（Jake Tapper ）谨记“他说的许多事情是真的”。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特朗普身边的人解释说，他毫无根据地说他被奥巴马在特朗普大厦“用某种方式窃听”是受到一种“近乎信仰的受迫害感”驱动。实际上，他们对他的不实之词的最诚实的辩护就是说他如何把那些谎言当作宗教信仰——他深信不疑，那不就行了吗。当白宫新闻秘书长肖恩·斯派塞（Sean Spicer）在新闻发布会上被问及总统坚持有数百万非法投票时，他认真地提醒记者，特朗普对此“相信了好一段时间呢”，“的确相信的”，而且这“一直是他长期以来坚持相信的“ 和“已经保持了一段时间的信仰”。
这就是为什么近一半的美国人自己也认同这种荒谬的信念。在特朗普看来，这件事本身就超过了对事实真相的任何要求。
“你认为毫无证据地谈论有数百万非法投票，对这个国家来说是不是危险的？”ABC《今晚世界新闻》（World News Tonight）的主持人大卫·缪尔（David Muir）在1月份问特朗普。
“不”，他回答。“一点也不！因为很多人的感觉和我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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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种认为社会进步就像牛顿定律决定般不停向前的想法，是一种非常美国化的信条。然而，这只是一种信仰，一种基督教对于历史终将胜利的幻想，在启蒙运动期间和之后又被改头换面为一套现代的世俗幻想。这反映了我们那种盲目乐观的信念，即美国之自由，民主，正义与繁荣的愿景一定会实现。有生以来头一次我真切感到，美国可能将会永久地陷入不可逆转的衰落，跌入虚幻之境。我不知道是不是只有美国这个“天之骄国”才会走到这一步。也许我们只是早到一步，做了地球这个大“矿山”的“瓦斯报警鸟”。而加拿大，丹麦，日本和中国等其他国家最终也将步我们的后尘下行到黑暗矿洞。凭什么现代文明的伟大准则——民主，自由，宽容——就应该确保伟大的结果？
毕竟因为我是美国人，生活在一个幸运美国世纪的幸运美国人，我（勉为其难地）坚持做一个乐观主义者，而非悲观主义者。即使当我们进入这个因愚蠢和黑暗而变得漫长寒冷的冬日，当太多美国人失去对理性和现实的把握，这个纪元还是充满了惊人的希望和光明。同样是过去几十年间，美国人将谋杀和暴力犯罪率降低了一半以上。我们解码了人类基因组，选出了一名非洲裔美国总统，记录了10亿年前两个黑洞碰撞的声音，并创造了《真爱》（Beloved），《辛普森一家》（The Simpsons），《好家伙》（Goodfellas），《美国天使》（Angels in American），《火线》（The Wire），《科尔伯特报告》，《透明家庭》（Transparent）和《汉密尔顿 》（Hamilton）。全球生活极端贫困人口的百分比从1981年的44％急剧下降到10％。我对我们退化到非理性和魔幻式思考非常失望，但并不是一切都变糟了。
还有什么可做的？我没有灵丹妙药，比如“明智之人解救美国于疯魔之七种方法”。但我认为我们可以让洪水放缓，修补堤坝，也许能够阻止事情变得更糟。如果我们分裂成两种不同的文化，我们这些基于现实的美国人——无论是在蓝色自由派还是一小部分红色保守派——都必须尽量保持我们的地盘尽可能广大，坚强，并让自己有吸引力，不仅为自己，也为了子孙后代。我们需要坚持遵循莫伊尼汉关于意见与事实的格言。我们必须大声指出所有危险的谎言和不实之词。最近一个针对某类文化敏感性的草根运动已经出台，而且正在重塑我们的国家政治——即对“政治正确”的反击。我设想会有一个旗鼓相当的斗争来坚持区分确凿的事实和明显的谬误。
使美国社会再次回归现实，必需要斗争。每个人都需要在自己的私人生活中努力抗争。如果在Chipotle（注：一家连锁餐饮店）遇到陌生人声称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和优步正在阴谋策划让他的大马力的大号车成为非法，你不必和他辩论。但你不应该给熟人，朋友和家人类似的免费通行证。如果你有孩子或孙辈，就像教他们区分对与错、智慧与愚蠢那样，也要竭尽全力教会他们区分真实与不真实。
我们需要采纳一个新的卫生标准来保证信息媒体的卫生。你会把公车上陌生人吃了一半的盘中剩餐喂你孩子，或是给他们从健身房里偶遇的一位女士那里得到的药品吗？
我们在公共领域也要努力抗争。当然，一个主要的任务就是遏制特朗普主义中最恶劣的倾向，切断其政治/经济的燃料供应，不要让无稽之谈和谎言变得比恶劣、荒谬、真人秀般的伪保守主义更糟糕。社会进步不是必然的，但至少是可能的。#
（全文完）
【作者】库尔特·安德森 （Kurt Anderson），美国小说家，也是公共电台国际公司和WNYC共同制作的、获“皮博迪奖” 的广播节目＂360工作室＂主持人。本文摘选自作者《Fantasyland：How America Went Haywire—A 500-Year History》一书。全书将于9月份由兰登书屋发行。
【插图】R. Kikuo Johnson
【翻译】 杨刁刁，张拓木，张海云，华思睿，Xujun Eberlein
【校对】 李雅坤
作者：库尔特·安德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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