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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中国漫长历史上没有“庇护”的传统，因此少有中国人知道，在欧洲某些国家申请庇护被拒、即将被驱逐的非法难民，如实在无法回国，还有寻求教堂庇护一途。凡看过法国电影《巴黎圣母院》的观众，大都会记住那惊险的一幕：
当吉普赛女郎爱丝米拉达即将被处以绞刑时，巴黎圣母院的敲钟人卡西莫多突然从钟楼上攀绳滑下，扛起爱丝米拉达冲进教堂，高喊：“避难，避难！”国王的军队立即被挡在门外，未敢进教堂抓人。
《巴黎圣母院》剧照
仅这样惊鸿一瞥，我们便了解欧洲教堂所享有的神圣不可侵犯之地位。在古代欧洲，被追捕的逃犯只要触及教堂的门环，就可以得到庇护，因此有一个西班牙成语叫做“抓住门环”。在以基督新教为国教的瑞典，教会保护非法难民，不但让进教堂求助的陌生人衣食无虞，还让他们享受免费医疗和孩子免费上学的待遇。
刚到瑞典不久，我就加入人权组织“大赦国际”，交上了一些品德高尚的瑞典朋友。一个苹果成熟的季节，我们去退休医生夏斯婷家做客。她指着宽敞的二楼告诉我，在那几个房间里，她曾“窝藏”过一些来自伊朗和前南斯拉夫的非法难民。
夏斯婷是瑞典绿党的资深成员，属于对难民友好的欧洲左派，是被海内外右翼华人视为“误国”的一类“白左”。但是，像夏斯婷这样用私人住宅藏匿难民，即使“误国”也不成气候，因为供难民吃住花费大，一般家庭的经济能力有限，而且警察随时可以上门抓人。
其实，在欧洲真正能够对抗国家法令、大规模“窝藏”难民的是基督教教会，在政治光环上属于传统的右翼保守派。据不完全统计，光是瑞典的新教教会，自2015年难民潮以来，已有几万人在被政府驳回庇护申请后，跑进教堂逃避被遣返。其他不同信仰的教会也有收容非法难民的情况。
巴黎圣母院
为什么欧洲的教会俨然是“国中之国”，政府权力不得介入呢？这个传统最早可追溯到古埃及和古希腊，那时神庙都是最神圣的地方，凡是进入神庙的人，不管是什么罪犯都得到保护，这就有效地防止了仇家追杀。
《圣经》有经文将庇护作为命令，要求对陌生人给予接待和保护。例如先知摩西说：“若有奴仆脱了主人的手、逃到你那里、你不可将他交付他的主人。他必在你那里与你同住。”到了中世纪，教会的权势扩大，制定了正式的教堂避难权制度，留下这个传统：教会不分政治与信仰，保护面临危难的人。
18世纪之后，“庇护”超越了国家主权概念，成为人类义务的一种体现。二战后联合国制定了难民法，欧盟及其各成员国的法律都有关于庇护的法规。但是，一些经过登记甄别，被认为是无资格接受庇护的人，在被遣返之前逃进了上帝的殿堂。
现代国家政教分离，教会已经“上帝归上帝”，不能再干预世俗事务了。但政府出于对传统圣地的尊重，一般不愿进教堂捕人。当然，教会一般也谨守分寸，拒绝庇护杀人犯以及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人。
据说，去年德国明斯特修道院庇护的一位非洲难民，被警察从教堂强行带走，德国宗教界为之大哗。瑞典也有一个发生在南部城市马尔默的案例。当时教会牧师带领一群难民外出，住在一个营地旅馆里，被守株待兔的警察抓走了五家难民。牧师抗议无用，因为旅馆不属于教堂圣地。
在原则上，瑞典教会同意政府的看法，那些无理由获得庇护的人应该返回本国。但教会认为，一些庇护失败的难民宁可在外国躲藏，过着居无定所的清贫日子也不回国，是因为他们实在没有别的选择。如果不援助他们，其后果将不堪设想。事实上，瑞典已有多个阿富汗难民在遣送之前，因绝望而自杀身亡。
起源于亚洲的基督教被称为“爱的宗教”。上帝对世人的无限之爱，是透过对世人的拯救来表达的。瑞典教会庇护那些无路可走的人，不仅仅提供衣食住宿，还提供各种精神支持。例如，在教堂为难民和教徒举办咖啡招待会，开展社交活动，让难民学语言，并组织儿童游戏小组。教会还建立网络系统提供交际的机会，并帮助难民与政府联系，以解决居留问题。
在教堂避难的难民
在帮助难民方面，瑞典教会所取得的独一无二的成就是：2013年夏天，由于教会的努力，促使当时的右翼政府做出决定，给非法难民提供免费医疗保健，并保障儿童免费上学的权利。在此之前，教会只能在教堂内自创学习班，由信徒中的医务人员自带药物去教堂，偷偷地给难民治病。
另一桩破天荒的成果是，对抗政府难民政策的瑞典教会，居然获得了政府的额外经济补助。自与政府分家后，教会一直依靠自己的资源过日子，例如教会所拥有的固定财产收入、信徒的捐献。但2015年叙利亚难民潮涌来，教会无法支付“窝藏”众多难民所需的巨大花费，当时瑞典政府立即给教会拨款1700万美元，以解燃眉之急，后来这两年也在继续资助。
尽管获得政府的拨款，但瑞典教会仍然批评政府限制难民的新政策，指责那是一个人权被侵蚀的令人不安的趋势。特别是在政府改永久居留为难民暂住证、限制难民家庭团聚等方面，教会陈述新政策对家庭和孩子的种种不利影响，反对遣返阿富汗难民，以致信、示威抗议、发表声明等各种方式，向政府表达严重不满。可以说，瑞典教会成了非法难民权益的代言人。
在瑞典教会的官方网站首页，醒目地写着全世界的难民人数：6500万人。这几千万受难者或在原地，或在逃亡途中。尽管在国内帮助难民方面已竭尽所能，教会还是告诫信徒说：能来到瑞典的只是难民中很小的一部分，绝大多数难民处在无助的困境中。教会强调基督教信仰的真谛：对所有人平等价值的信念，以及对每个人的尊重和关心。
因此，瑞典教会向各战乱灾区广泛派遣教徒义工，开展人道主义救助工作，给各国境内的难民提供必需的物质，例如帐篷、衣服和食物。教会还帮助人们寻找逃出生天的途径。为此，一些前往灾区救助的教徒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笔者在这里主要介绍瑞典新教教会的事迹，但实际上，欧美各国教会都有同样的义举。例如，作为欧盟收容难民最多的国家，德国教会直接与政府唱对台戏，坚持庇护非法滞留的难民。此外，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教会，不管是新教、天主教还是福音派，都在竭诚帮助难民。
几乎整个欧洲主流的教会，对难民都持友善态度。2016年3月，欧洲基督教组织联合致函政治领袖，强调：“欧洲应在保护弱小者的生命和尊严上做更多。” 2017年4月，天主教教宗方济各前往希腊的Lesbos岛，再次探望难民，传达了“你们并不孤单”的讯息。
为了神的荣耀，欧洲教会在难民问题上发扬了“救世事功”之精神。这就带来一个结果，即不少穆斯林难民转信基督教了。对此，瑞典教会很谨慎，不鼓励难民轻易改宗，也不公布有关数字。有报道称，在德国福音派圣三一教堂，有数百名来自伊朗和阿富汗的难民转信了基督教，宣称自己从此“信耶稣不信真主安拉”了。
在这些新基督徒中，有些是因为获得教会的帮助，真心被基督的仁慈精神所感动，也有些是出于实际的利益考虑。例如，来自阿富汗和伊朗的难民一般没有避难资格，但如果改信基督教，他们返回伊斯兰祖国就会面临被判重罪的危险，这样，瑞典等国政府就会考虑给改宗的穆斯林以避难资格。不管这些难民改宗的目的如何，相信他们都经过痛苦的心理纠结。来自战乱与压迫的人们渴望过更好的生活，这一点我们无权置喙。
尽管基督教主张博爱不分种族，庇护是教会古老的传统，但是，欧洲的一些教会曾在上个世纪前叶背叛了自己的信仰，有过一段耻辱的历史。
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德国基督徒与纳粹合作，他们组织了“德意志基督徒”，认同纳粹的反犹主张。其他德国教会在纳粹的暴行面前，大都采取了妥协、回避、沉默的立场。只有柏林教区等少数教会，基于信仰与人道主义精神协助犹太人逃亡，为之提供粮食、药品和证件。
在战时的中立国瑞典，教会没有沉默。当时多位大主教发出一个联合声明，谴责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一位瑞典大主教还前去德国，试图教育希特勒。但瑞典太小，纳粹对这位大主教报之以嘲笑。当时在救助犹太难民方面，瑞典的教会和政府都很努力。除了在国内接收犹太逃亡者之外，一位叫瓦伦贝尔的外交官曾大发瑞典签证，拯救了十万名匈牙利犹太人。
二战后，德国及其他欧洲教会都面临一个道德重建的问题，曾配合纳粹的教会遭到唾弃，一些牧师被惩罚。而后，在关于民主、人权和人道等问题上，各国教会取得了高度的共识。2000年，天主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在罗马大教堂的弥撒中，为天主教会过去的错误和罪孽公开道歉。
当2015年的难民潮汹涌而来时，不少欧洲人感到恐惧，担心自己的社会环境与安宁生活受到冲击。在东德“欧洲爱国者反对西方伊斯兰化运动”的游行中出现了十字架，显示有基督徒参与了这个运动。他们引用基督教的某些经文，发表排外言论，抵制救助穆斯林难民。瑞典教堂也有少数信徒以离开教会作为威胁，反对教堂藏匿难民。
对此，德国和瑞典的天主教与新教教会一再重申基督教的信仰：爱、仁慈与包容，坚持对难民问题采取积极正面的态度，强调救援不分信仰。因为，坐视人们失去其生存的价值，不符合基督教的精神。
富裕的欧洲恐惧难民的进入，各国无力抵挡难民带来的各种压力，越来越多的政府采取了“筑墙而非架桥”的立场，力图将全球化的“废弃人”堵在国门之外。幸好还有这么多耶稣的信徒，以他们对上帝的虔诚，超越国界拯救受害者，维护了基督教的高尚传统。
一位叫Per Kristiansson的瑞典牧师说：“我们必须分享我们所拥有的一切，不仅是瑞典或者欧洲，而是我们整个世界。”现代基督徒认识到：“大地及其所有，是上帝供所有人及所有民族使用的。”
本文为作者“欧洲难民故事”系列之七
作者：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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