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证会前放大招：科米和川普不得不说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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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参议院情报委员会

詹姆斯•B.•科米

2017年6月8日

Burr主席, Warner首席委员及委员会各成员：

谢谢邀请我今天前来出席听证。 我被要求在此作证的事项，包括在委员会感兴趣的一些事物上我与当选总统、在职总统特朗普的来往细节。我没有把我与总统的谈话中的每一个细节都包括进来，但是，尽我所能地回忆，我尽可能不遗漏地涵盖与委员会调研有关的信息。

一月六日星期五，我在纽约特朗普大厦的一个会议室，第一次见到当选总统特朗普。 我和其他情报机关领导在那里，向他和他新的国家安全小组通报了关于俄罗斯干预选举工作的情报机关评估结果。在通报结束后，我留下来单独向当选总统汇报在评估中涉及的一些个人敏感信息。

出于多个原因，情报机关领导层认为，提醒总统这些材料的存在是很重要的，即便这些材料内容不雅而且未经验证。情报机关领导考虑的部分原因是：（1）我们知道媒体即将公开报道这些资料，我们认为，情报机关不应该向当选总统隐瞒关于这些材料、以及材料即将曝光这一现实；（2）如果存在某种抹黑新任总统的企图，则我们可以用防御性通报来扼杀任何这样的努力。

因为我将留任，也因为该材料牵连到联邦调查局（FBI）的反情报职责，国家情报局局长决定由我汇报这部分材料，我们并且同意采用单独汇报的方式以尽量减少当选总统的尴尬。虽然我们同意由我进行汇报是合乎常理的，但FBI的领导层和我都担心，这次汇报可能会造成一个局面，即新总统正式上台时并不清楚FBI是否正在对他的个人行为进行反情报调查。

必须强调的是，FBI的反情报调查不同于更常见的刑事调查。反情报调查的目标是了解敌对境外势力用来影响美国或偷窃我们秘密的技术和人力方法。FBI就可在了解了其方式的基础上挫败这样的努力。有时，这些反制措施是对外国势力的收买对象或意喻影响的人提出警告，有时是加强正在遭受攻击的计算机系统，有时是将被招聘人员“转”为双面代理人，或者以制裁、驱逐藏纳于大使馆的情报人员等方式公开制止这种行为。有时候，也以刑事诉讼的方式来阻挠情报活动。

由于敌对外国是谁尽人皆知，反情报调查往往集中在被FBI怀疑有意无意充当外国势力代理人的那些个人身上。当FBI有理由相信某个美国人已成为外国势力的收买对象、或者不公开地充当其代理人时，FBI将对该美国人“展开调查”，并使用法律授权试图了解其与外国势力的任何关系的性质以便予以阻挠。

鉴于以上这些前提，在一月六日的会面之前，我和FBI的领导班子讨论了我是否应该做好准备向当选总统特朗普表示我们当时没有调查他本人。 这是实情，当时我们并没有开启针对他的反情报专案。我们同意，视情况需要，我应该这样去表态。在特朗普大厦的一对一会面期间，根据总统特朗普对通报的反应，虽然他没有直接问及，我确切地告诉了他这个情形。

我感觉是无可选择地必须以备忘录形式记录下我与当选总统的这第一次谈话。为了确保准确，我在离开会面的那一刻，就坐在停在特朗普大厦外面的一辆FBI专车里在笔记本电脑上开始写了。从那时起，在与特朗普先生进行一对一的对话之后，我都立即做书面记录。这不是我过去的惯例。我和奥巴马总统有过两次单独谈话（从未单独通过电话），一次是在2015年一起讨论执法政策问题，另一次是在2016年晚些时候他简短地说再见。两次我都没有做专门回忆。我记得的，过去四个月内与特朗普总统共有九次一对一的对话，其中三次是见面、六次是通过电话。

一月二十七日星期五晚上六点半，总统和我在白宫的绿厅共用晚餐。那天他在午饭时间打电话给我，邀请我当晚用餐，说本来要邀请我的全家，但是决定这次只请我、下次再全家一起来。从通话中并不清楚还有谁会一起吃晚餐，我以为还会有其他人参加。

结果只是我们两个人，坐在绿厅中央的一个小椭圆形的桌子上。两名海军管家做侍者，只在端菜送饮料时才进入房间。

总统一开始就问我，是否想继续担任FBI局长，对此我觉得奇怪，因为他已经在早些时候两次告诉我希望我能留任，而且我也已经对他确定过。 他说很多人都想干我的工作，考虑到在过去一年中我所遭受的待遇，如果我想请辞他是可以理解的。

我的直觉告诉我，一对一的设置、以及这是对我的立场的第一次探讨，意味着这顿饭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让我为了保住工作而有求于他，以期营造某种有恩于我的关系。鉴于FBI传统上独立于行政部门的状态，这让我极为担忧。

我回答说，我热爱我的工作，并打算继续做满我十年的局长任期。 然后，由于这个氛围使我不安，我补充说，我无法做到政客们所理解的那种“可靠”，但他总是可以期待我会以实相告。我又补充说，我在政治上不站在任何人一方，不能以传统的政治站台来指望我，我说这个立场其实是最符合总统的利益的。

稍后，总统说：“我需要忠诚，我期待忠诚”。在接下来尴尬的沉默中，我没有任何的动作、言语或面部表情，我们只是默然地看着对方。然后，谈话转向别处，但是他在晚餐结束时又回到了这个话题。

其间我一度解释了，为什么FBI和司法部独立于白宫是如此重要。 我说，这是一个悖论：纵观历史，有些总统认为司法部门是“问题”所在、应该把这个部门抓近点， 但是，模糊这些泾渭分明的边界，最终必然会破坏公众对这些机构及其工作的信任，从而使问题更加恶化。

在晚餐的尾声，总统把话题又转回到了我的工作，说很高兴我想留下来，还说从吉姆·马蒂斯、杰夫·塞申斯和许多其他人那里听到关于我的美言。然后他说：“我需要忠诚”。对此我回答说：“你会永远从我这里得到诚实”。他顿了顿说：“那就是我要的，诚实的忠诚”。我也顿了一下，然后说，“您可以从我这里得到这个”。就如晚餐之后我立刻记录在备忘录里的，我们对于“诚实忠诚”这个词的理解可能有出入，但是我确定继续较真儿不会有效果。 诚实的忠诚，这个词帮我结束了一个非常尴尬的谈话，而我的解释已经摆明了他应该期待的是什么。

晚餐期间，总统谈到了一月六日向他介绍过的不雅材料，他像以前一样对这些指控表示厌恶，并予以强烈否认。他说他正在考虑指派我去调查这些声称之事，以证明这些事情没有发生过。 我回答说，他应该三思，因为那样可能会造成一种我们正在调查他本人的印象，而我们并没有这样做，此外也很难证明一个事情的不存在。他说他会考虑，并要我也考虑一下。

正如我对于与特朗普总统对话的做法，我立即写下了关于晚餐的详细备忘录，并与FBI的高层团队分享。

二月十四日，我如约去了椭圆办公室，向总统汇报反恐情况。总统坐在桌子的后面，我们一群人，面向着他坐在桌子的另一面，大约六把椅子。副总统、中央情报局（CIA）副局长、国家反恐中心主任、国土安全部长、司法部长还有我，坐成一个半圆形。 我直接面对总统，坐在CIA副局长和反恐中心主任之间。 房间里还有不少人，坐在我们后面的沙发和椅子上。

总统以表示感谢小组的工作和告诉所有人他想跟我单独交谈结束了我们的汇报。我就一直坐在椅子上。与会者先后离开办公室时，司法部长在我的身边逗留，但总统感谢他的出席并说只跟我谈话。最后一个离开的人是杰瑞德·库什纳，他当时也站在我的椅子旁，和我寒暄。 总统也一样请他回避，说想和我单独聊。

在落地钟旁边的门关上以后，屋里就剩下我们两个人，总统发话说，“我想谈谈迈克·弗林的事”。此前一天，弗林已经辞职。总统说弗林跟俄国人讲话，并没有做错什么，但是他必须让他走人，因为弗林误导了副总统。他补充说，他对弗林有其他顾虑，不过他没有具体说。

然后，总统就保密情报泄露的问题发表了一长篇的评论，对此问题我有同样的担忧，迄今依然如此。在就泄密问题谈了几分钟后， Reince Priebus从那个门口探身进来，我看得到他身后有一些人在等着。总统朝他挥挥手示意关门，说他马上就好。然后门关上了。

总统随后回到了迈克·弗林的话题，说：“他是个好人，最近可经历了不少事。”他重申，弗林与俄罗斯通电话并没有做错什么，但是误导了副总统。 然后他说：“我希望你能顺顺当当让这件事情过去就算了，放弗林一马。 他是个好人，我希望你能对此事高抬贵手。”我只回答说，“他是一个好人。”（事实上，我在刚开始主管FBI时，他担任国防情报局局长跟我共事，对他印象不错。）我没有说我会“高抬贵手”。

总统又简要提及了泄密的问题。 然后，我站起来，从落地钟旁边的门离开，从在那里等着的一大群人当中穿过去，里面有Priebus先生和副总统。

我立即就关于弗林的谈话准备了一份不保密的备忘录，并与FBI高层进行了讨论。我的理解是，总统是要求我们停止调查弗林对于他在十二月份与俄罗斯大使谈话这件事上的虚假陈述，但不认为总统是在要求停止对涉及俄罗斯的、或者他的竞选团队与俄罗斯的可能关联的调查。我也可能理解有误，对我认为他的焦点是刚刚发生的弗林离职以及他瞒报通话所引起的争议。无论如何，鉴于FBI作为独立调查机构的角色，这种做法是非常令人不安的。

FBI领导班子同意我的意见，即总统的意愿不能干扰调查队伍，我们亦不打算遵命行事。 我们也得出结论，鉴于这是一对一的对话，我的表述也无从佐证。我们亦得出结论，没有必要向司法部长塞申斯报告，我们预计他很可能会回避涉俄调查 （他两个星期后的确这样做了）。副部长的角色随后由美国律师填补，他也没有在那个位子太久。

在讨论这个问题后，我们决定不声张此事，以期随着调查的进展而决定今后该怎么处理。调查全速前进，调查小组成员或司法部律师对于总统的要求都不知情。

不久之后，我亲自与司法部长塞申斯进行了交谈，以传递总统关于泄密的顾虑。借此机会，我也恳请他防止今后总统和我之间的任何直接的沟通。 我告诉他，当时让他离开而作为他的手下的FBI局长却被留下，这是不合适的，绝不应该发生。他没有回答我。

由于上面谈过的原因，我没有提到总统谈及了FBI对于弗林将军的潜在调查。

三月三十日早上，我在FBI接到总统的电话。他把涉俄调查描述为“云雾”，损害了他代表国家行事的能力。 他说他和俄罗斯没有任何关系，没有在俄罗斯招妓，而且在俄罗斯期间从来都假定会被人录音。他问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来让“云开雾散”，我回答说我们正在尽快调查这个事情，如果没有找到任何东西，那是最有利的结果。他同意了，但后来再次强调了这给他带来的问题。

然后总统问，为什么上周就俄罗斯进行了一次国会听证会。在那次听证会上，应司法部所要求，我确认了对俄罗斯与特朗普竞选团队之间可能的合作的调查。 我解释了国会两党领导人都有对更多资料要求，参议员Grassley甚至要求我们向他详细介绍调查情况才继续对司法部长的上任听证。 我解释说，我们已经向国会领导人通报了正在被调查的具体个人，而且告诉他们，我们没有调查特朗普总统本人。 我提醒他，我已经告诉过他。他反复地说：“我们需要让事实公布出去”。（我没有告诉总统，FBI和司法部不愿公开发表声明说我们没有对特朗普总统展开调查，个中原因很多，最重要的一点是，万一事后情况有变，我们又有责任推翻这一声明。）

总统继续说，如果他身边有一些官员做错事，那揪出来是好事，但是他自己没有做错什么，希望找到一个方式来让公众知道，我们没有在调查他。

突然他话锋一转，说到FBI副局长Andrew McCabe，说他没有把“McCabe的事”提上台面是因为我说过他值得尊敬，尽管McAuliffe 跟克林顿家族走得近、还给过他竞选资金（我觉得他是指McCabe的妻子）。虽然我不明白为什么总统提出来，但我重申，McCabe先生是一位值得尊敬的人物。

他最后又强调了干扰他为国家办事能力的“云雾”，并表示希望我能找出一个方法，公告他没有在被调查。 我告诉他，我看看我们能做什么，即我们会尽可能又快又好地做完我们的调查工作。

通话一结束，我就致电代理司法副部长Dana Boente（部长塞申斯已经回避所有与俄罗斯有关的事务），报告总统的要求要点，并说我将等待他的指示。两个星期后，直到总统再次打电话给我，在此期间我没有得到他的回复。

四月十一日上午，总统打电话给我，问我“公告”他没有受到调查的事进行得怎么样了。 我回答说，我已将要求通知代理司法部副部长，但我还没有得到回音。 他回答说，这团“云雾”在妨碍他的工作能力，说他也许会派手下去接洽这位副部长。我说那样就对了，白宫幕僚应该联系司法部的领导，这是传统的渠道。

他说他会这样做，并补充说：“我非常忠诚于你，非常忠诚；我们之间有那个（that thing）啊。”我没有回答或询问他“那个”是什么意思。我只说，处理这件事的方法是让白宫幕僚致电代理司法部副部长。他说他会的，然后通话就结束了。

那是我最后一次和特朗普总统说话。